【神傳文化】帝王罪己

【明慧網二零零八年七月十一日】在中國歷史上，從禹、湯到周成王、秦穆公、漢武帝、唐德宗、清世祖、清聖祖，每當有重大的天災人禍發生時，帝王們常常都要反省自己──我做錯了甚麼？為甚麼上天會震怒？然後，沐浴齋戒，拜祭天地，甚至向天下發出《罪己詔》，公開對自身的過錯和失敗進行反省懺悔，向上天、向所有百姓承諾一定會改正錯誤，並要求天下人務必要勸諫、監督自己，以此來獲得上天的原諒，免得上天降罪、百姓受苦。

自責己過，對有良知者來說，原是件平常的事。但作為「君權神授」的古代帝王，能對自己的過錯反省悔悟，卻實屬不易，倘若再寫成文告───《罪己詔》，頒示天下，那就更難得了。那麼，何以貴為「天子」的古代帝王會公開對自身的過錯和失敗進行反省懺悔呢？這就得追溯到中國的文化傳統了。

在中國古代，天神（即上帝，或稱天帝等）是天地間至高無上的主宰，「奉天承運，受命於天」的帝王，是上天派到人間的統治者，故稱「天子」。在我們的祖先看來，「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上帝的眷顧與「天子」的個人德行息息相關，天命只會眷顧「有德之君」，一旦「天子」失德，勢必就會影響到王朝的興衰，「失德之君」最終都會被天命所遺棄。因此，君王如果想要江山永固，就得修德以配天，而天災人禍則是「天意」的體現，古代統治者大都視其為「天象示警」。

歷史上最早「罪己」的古代帝王是禹、湯。史載，大禹登上帝位後，有一次看見犯罪之人，就傷心的哭了起來，左右問其故，禹曰：「堯舜之時，民皆用堯舜之心為心，而予為君，百姓各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生活在原始社會末期的禹見民心渙散，深感內疚，認為自己沒有當好這個首領，於是自責。

商滅夏後，湯布告天下，安撫民心，史稱《湯誥》。湯深刻的檢討了自己的過錯，曰：「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此後，適逢商連年大旱，五穀不收，負責宗教祭祀的大臣說，要用人為犧牲，向上帝祈禱求雨。於是，湯「剪髮斷爪」，身為犧牲，禱於桑林，「以六事自責」，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敬，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民大悅，雨亦大至。

禹、湯罪己，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應，遂成為後世帝王皇帝效法的榜樣。

史載漢武帝即位後窮兵黷武，好大喜功，又好神仙方士，大造宮室，揮霍無度，致使民力枯竭，寇盜並起，天下大亂。武帝晚年漸有所悔，征和年間，他駁回了大臣桑弘羊等人屯田輪台（今新疆輪台縣）的奏請，決定「棄輪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詔」。他「深陳既往之悔」，不忍心再「擾勞天下」，決心「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輪台罪己詔》。漢武帝晚年面對大廈將傾的危難局面，幡然醒悟，痛改前非，全面調整了國家的內外政策，不但使政權轉危為安，而且也為「昭、宣中興」打下了基礎。

唐代也有位皇帝在危難之時發過罪己詔，他就是唐德宗。此君即位不久，就先後有號稱「四王」、「二帝」的幾個節度使舉兵反叛。公元783年，長安失守，德宗倉皇逃亡，被叛軍一路追殺至奉天城。次年春，他痛定思痛，改年號為「興元」，並頒《罪己大赦詔》，「分命朝臣諸道宣諭」。詔書中歷數了自己的罪過後，說：「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上累於祖宗，下負於蒸庶，痛心疾首，罪實在予」。此詔文字真摯動人，很有感召力，頒後，「四方人心大悅」，「士卒皆感泣」，民心軍心為之大振，局勢因而大變。不久，動亂即告平息。

1679年的大地震，對於正忙於平定三藩叛亂的康熙帝（清聖祖）來說，是一個不小的警策。他趕緊「詔發內幣十萬賑恤」，接著又告預群臣：「朕躬不德，政治未協，致茲地震示警。」康熙帝的態度是真誠的，他找出了官吏的六項「弊端」，認為這就是「召災之由」，並指令九卿詳議，由吏部立法嚴禁，務期盡除積弊。

這六項「弊政」為：一是民生困苦已極，地方官吏餡媚上官，科派百姓；二是大臣朋比徇私；三是用兵地方，諸王將軍大臣多掠小民子女；四是蠲免錢糧分數及給發銀米賑濟，地方官吏苟且侵漁，以致百姓不沾實惠；五是大小問刑官員枉坐人罪，恐嚇索詐；六是包衣下人及諸王貝勒大臣家人侵佔小民生理。康熙皇帝指出：「有一於此，皆是致災。」八月，九卿議復：領兵諸王將軍借通賤為名，將良民廬舍燒毀，擄掠子女搶奪財物者，領兵將軍等革職，諸王貝勒等交宗人府從重治罪。「其擄掠人口，仍給本家」。以福建地區為例，清軍在征討「三藩」的戰爭中，撤軍時「驅擄男婦兩萬餘人」，福建總督姚啟聖悉令贖還為民。此外，江西、浙江被贖免的俘奴都有數萬人。

在古代皇帝中，罪己次數最多的要算是清世祖順治皇帝了。這位少年天子親政後，自然災害很多，「水旱累見，地震屢聞」，「冬雷春雪，隕石雨土」。他把這一切自然現象都歸罪於自己的「不德」，上幹天咎，所以，不斷自我反省，屢屢下詔罪己。臨終之際，又留下了一道罪己遺詔，淋漓盡致的為自己列舉了十四條罪狀，條條都是原則問題。歸納起來，可分作七大方面：一是政治上「自親政以來，紀綱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謨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二是對皇太后「子道不終，誠悃未遂。」未盡孝道，反使聖母哀痛。三是對諸王貝勒「晉接既恩惠緮鮮，友愛之道未週」。四是「朕夙性好高不能虛己」，用人「未能隨材器使，以致每嘆乏人」，「見賢而不能舉，見不肖而不能退」。五是設立十三衙門，委用任使宦官，「與明無異」。六是「國用浩繁，兵餉不足，而金花錢糧，盡給宮中之費，未嘗節省」。七是「朕性耽閒靜，常圖安逸」，「朕每自恃聰明，不能聽言納諫」，「既知有過，每自尅責生悔，乃徒尚虛文，未能省改」。（《清世祖實錄》）順治帝為自己羅列的14大罪狀，應該說是夠全面、夠深刻的了，在蓋棺論定的「自我鑑定」中，能進行如此徹底的自我批判，實屬亙古第一人。

據學者蕭瀚根據《二十五史》進行的統計顯示，中國歷史上共有79位皇帝下過罪己詔：漢朝15位、三國3位（曹魏1位、孫吳2位）、晉朝7位、南朝14位、北朝1位、隋朝1位、唐朝8位、五代6位、宋代7位、遼代1位、金代1位、元朝4位、明朝3位、清朝8位。

《左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在天災人禍面前能夠自責，反省懺悔自己做錯了甚麼，從而修正自己的錯誤，承擔自己應負的責任，找到避免天災應對人禍的方法，這充份體現了古代明君的良知，更是天下萬民的一份福氣，也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精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