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一年九月一日,我第一次被強迫拖進洗腦班,強迫寫四書:保證書、悔過書、揭批書、決裂書。他們輪番做轉化。當時大法學員有十一人,可是做轉化的有二十多人,天天有一群人圍攻我,逼著寫,我不寫,他們就找來我單位的領導做轉化。看我還不寫,又找來我親戚圍攻我,中午頂著烈日讓我在操場走步兩小時,然後又開始播放污衊大法的錄像。半個月過去了,看我還不寫四書,又把我丈夫找來和兒子找來,我兒子看我在烈日下走步,質問洗腦班的人:我媽犯甚麼錯了,讓我媽走步?洗腦班的人把我兒子關起來,讓他罵我師父、罵大法,否則不放人。這樣我兒子對大法犯了罪。我丈夫當著很多人的面打我、罵我。他們還逼著我丈夫寫四書,然後叫我簽字。當時由於我學法不深,那種壓力我受不了,沒辦法,我就在四書上簽了字,第十九天我回家了。
回家後,我越想越後悔,我給大法抹了黑,給師父丟了臉。真有種生不如死的感覺,整天生活在痛苦之中,不能自拔。我想來想去,我還得從新做好,我得去證實法。
在十一月二十一日,我去北京證實法,在天安門被抓,我絕食抗爭。二十四日又被送進承德洗腦班,洗腦班的主任李小磊破口大罵我,我單位保衛處長王樹青狠狠的踢我一腳,隨後楊大朋等六、七個人進來把我按倒在床上,揪頭髮的、壓肚子的,按腿的,按胳膊的,撬牙的,往鼻子裏插管的,開始野蠻灌食。管子從鼻子眼裏插進去,經過食道一直到胃裏,說是灌的奶粉,其中摻了甚麼不知道。灌了很長時間,其中有一人說:這一盆全灌進去了,有五、六斤,這下可夠她嗆。當管子從鼻子抽出來時,帶出了好多血。李小磊衝我說:看你那個樣,像個鬼。這群人走了,我吐了一陣子血。這時,我覺得我的嘴合不上了,老是張著,覺得又幹又渴,眼睛也睜不開了。每天一到半夜就開始吐血,吐了二十多天,手和腳都是青黑色的。在第二十三天晚上,我想:我不能呆在這了,我得出去,我住的房間窗戶上有鐵欄杆,大約十釐米的距離。後半夜我起來站在窗前,我把一條腿伸出去,我人就出去了,我跳到地上走脫了。我打車到了親戚家,從那以後我開始流離失所了。
我走脫後,洗腦班的人到處找我,還到我家去要錢,威脅我丈夫說:不給錢就開除工職。我丈夫害怕,就如數的給了他們六千元錢。他們抄了我的家,翻的亂七八糟,我有一萬元的存款單也不見了,至今沒有下落。
在二零零三年六月十九日,我在商店買東西時,又被雙橋分局國保大隊綁架,又被送進洗腦班。這時,洗腦班的楊大朋已調走,有人就給楊大朋打電話,說我被抓回來了,一會兒,楊大朋來了,見我就開始罵。並高興的說:可把你抓回來了,因為你逃走,我工資沒長上,還降了一級。接著左右開弓打我嘴巴子,又打腦袋,打了好一陣子,打夠了,走了。晚飯後,七點多楊大朋又來了,還帶來一個叫彭紅的。把我帶到地下室的洗澡間,那裏長期鎖著,陰暗潮濕。他倆把我一個推過來,一個推過去,推倒地上拽起來,再推倒地上,再拽起來,推了好一陣子。然後楊大朋把我一隻手銬在暖氣管子上,彭紅拽住我另一隻手,楊大朋將一玻璃杯酒給我灌下去。彭紅又拿一個臉盆扣在我頭上,楊大朋拿棍子開始敲臉盆,敲的我暈頭轉向,腦子嗡嗡響。這時洗腦班的李景芳和一個矮個的男人進來了看了一會,還說了幾句風涼話走了。楊大朋又找來鞋刷子在我臉上刷來刷去,一直到零點了才讓我回到住處。第二天,我感到天旋地轉,臥床不起了。在這期間,洗腦班的人又去我家要錢,讓交五千元錢,當時我兒媳在家,對他們說:你們把人帶走了,我們也不知道,也沒經過我們,現在來要錢?不給。他們說:不給錢我們去告你。兒媳說:你們告去吧!我等著。他們厚著臉走了。兩個月後,我不寫四書,不轉化。他們把我送進了河北省高陽勞教所繼續迫害。
以上是我在承德洗腦班受迫害的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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