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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羅江平在德陽監獄遭受的迫害
1999年7•20中共邪靈惡黨開始全面迫害法輪功學員後，我和本鄉的同修於12月中旬的一天去米易埡口鄉中學的同修家做客，被中學中監控同修的人舉報到埡口鄉政府，被政府的黑打手把我們二人綁架到鄉政府。隨後片區派出所所長崔龍兵和警察朱天鵬對我們二人恐嚇、威脅、扣一頂帽子說我們是非法集會，並刑訊逼供叫我們老實交代問題，寫我們的材料，非法關押我們8個小時。
2000年4月25日晚9點，米易縣公安局刑大，政保科科長向金發、周林、柴發祥（已遭惡報死亡）等人和片區派出所所長崔龍兵、朱天鵬和本鎮的一幫惡人打手，暴力把我們32人綁架到撒蓮鎮政府大院受迫害。一位男同修因生理問題說話小聲、身材矮小，鎮長陶雲春、治安員白廷飛、調解員陳林平等人笑話說他是男是女，當眾把他的褲子脫下，眾目睽睽之下檢查，侮辱法輪功學員。他們還毒打每一個修煉者，罰站軍姿，蹬馬步，面壁，用電棍擊。32位男女老少關在一起不給東西吃，不給水喝，折磨24小時後每人罰款100元。
2000年5月我決定去北京上訪。5月7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我被廣場的便衣警察綁架到天安門派出所，後送到攀枝花駐京辦，被搜身檢查，沒收了我們20位法輪功學員的現金，男女老少關押在一個房間裏，每天每人給一個饅頭吃，而吃住每人每天收現金65元，非法關押一個星期，每天被迫洗腦。
攀枝花市公安一科的惡警邱天明、宋安樂經常辱罵、毒打我們。被遣送回米易縣後，被非法送進看守所拘留一個月，一次沒收現金300元。我被看守所管教林海用警棍暴打一次，體罰頂牆多次（頂牆：身體傾斜，雙手背在背上，距離牆幾十公分，用頭頂抵在牆上，身體重心全在頭頂上）折磨一個月，罰款1000元。
2000年6月20日米易縣公安局刑大、政保科、檢察院、法院、防暴大隊全部出動，把我們幾十位大法修煉者騙上河溝邊的公路，然後扣上一頂大帽子，誣陷我們「堵斷交通」。不僅大打出手還錄像拍照。把我們十幾位同修全部反手綁架到米易縣看守所進行迫害，拘留36天。
我和同修曾世華同帶一付手銬和腳鐐兩天兩夜。這兩天幹甚麼兩個人都得配合好，否則就摔到，吃飯、上廁所、睡覺、幹甚麼都得挨在一起，行動極不方便。在我被非法關押期間，撒蓮鎮鎮長陶迎春、白廷飛、陳林平、唐禮華帶領一幫黑打手，共20幾人，闖入我家恐嚇我的妻子和女兒，搶走大彩電一台，年僅10歲的女兒嚇的驚叫。我四弟聽到姪女叫聲，趕來制止，打手們就圍著他，我妻子與他們理論，不許他們搶東西，被鎮長陶迎春拽著手臂，拽的手臂發青。
他們光天化日之下，私闖民宅，強搶東西，裏面的人搶，外面還有打手站崗。街坊鄰居都看見了，誰也不敢說，誰要說他們不合法，誰就會被打。我被非法關押36天罰款200元，還強迫交150元生活費。鎮政府來家裏搶東西的理由是，我進京上訪欠他們錢，要拿東西抵債。
2000年12月14日我因發真相資料，再次於2001年2月6日被米易縣刑大、政保科和鎮政府綁架。有關人員是政保科的楊梓華、周林、柴發祥、鎮政府的白廷飛等人再次從家中強行綁架了我，當天被送往縣公安局刑大大樓，由刑大和政保科的幾個惡警酷刑折磨我。
當時公安局局長劉太明指揮，惡警亢偉、柴發祥等用兩付手銬，一隻手一付把我銬在窗子上，腳尖點地，以這種痛苦的姿勢折磨了我48小時，刑訊逼供後送進看守所拘留，後來發逮捕證判刑5年。
惡黨先把人強行抓走，拘留，然後才來收集證據、羅列罪名，刑訊逼供，逮捕，判刑。根本沒經過正常的法律程序，更不準任何人包括受迫害人辯護，就定罪入獄。在米易看守所被關押的11個月期間被體罰，頂牆、罰站、面壁，多次被站崗的武警兵無故用開水從天窗（鐵欄杆似）潑下來燙，一次吃飯時被武警兵從天窗上扔下來許多煙頭在飯菜中，不能吃，還經常被辱罵、恐嚇等等。我被關押期間，看守所不准家屬來探望。
2002年1月24日我被以莫須有的「破壞法律實施罪」判5年刑，當天送往四川省德陽監獄，25日到達。
這天天下著雨，一進監區就送往入監隊（二大隊），首先對我們進行搜身大檢查。衣褲全部脫下，連棉被都被撕開檢查，由於下雨，滿地都是泥水。衣褲和棉被都被扔在地上，全部弄髒。然後兩個刑事犯包夾一個法輪功學員，這些包夾在獄方的授意和指使下可以在任何時候打罵、侮辱、體罰我們，不准任何人同我們接觸說話。在方方面面折磨法輪功學員。
我們睡的床沒有墊板就是幾根鐵條（其他犯人都有床板），睡覺時一不小心就會從鐵條中間掉下去，睡覺向一個方向，大小便要打報告同意才行。他們天天給我們強制洗腦，強制被罪犯行為規範，每天體罰、站軍姿、面壁、跑操，再強制寫「三書」。
我們不放棄信仰，不寫轉化書，在最熱時被暴曬，幾個重刑犯包夾一個法輪功學員曬太陽，採用車輪戰折磨我們，不給水喝，吃飯都在太陽下吃，晚上不准睡覺休息。我還被罰跑步連續8個小時不准停。
我和同修吳銘山（攀枝花市鋼鐵廠工人）、曹平（四川廣安鄰水人，在德陽監獄被迫害致死）三人被下到魔窟六監區。
很多同修於2003年春季全部寫了嚴正聲明，聲明在高壓下違心寫的三書全部作廢。這下觸動了德陽監獄所有的中共邪惡黨徒。
2003年3月中旬的一天，德陽監獄全部戒嚴，600名監獄獄警和武警一個大隊的防暴大隊全部出動，把德陽監獄的100多位法輪功學員全部監控起來，其中有十幾位同修被五花大綁反捆著，用封口膠封口，用黑布口袋罩頭，秘密轉監不知去向。
他們中有宋金應（四川廣安縣人）、楊紹廣（四川廣安縣人）、吳佰誠（四川巴中人）、肖紅模（四川廣漢人）、曹繼光（四川鄰水人）、張治剛（成都人）、范林（四川遂寧人）胥斌（攀枝花市人）等。其餘的被嚴管、關禁閉、強迫超時勞動，不准休息睡覺。
我和同修劉滔（成都人）、彭悅恆（四川廣元人）、鐘明偉（四川內江人）、李銀奇（米易人），五人被分配到做書車間做書，每天每人的任務是其他刑事犯的三倍。配書一項每人每天7000本，100本書有40公分高，7000本書就有28米高，接近10層樓高。一張一頁的配7000本，最快的速度一刻不停的幹要15個小時。
最邪惡的一次是2003年4月24日，由於我和同修劉滔不配合邪惡迫害，被體罰連續勞動了36個小時，不准出車間，晚上也不給我們吃加班飯，其他犯人都有飯吃。當時迫害我們的監獄警察有監獄長代承忠、任偉指導員、監獄610的徐會兵、李衛東、管教孫俊濤等人。沒有星期天休息日殘酷折磨我們一年多時間。
2005年3月的一天，監獄突然緊急集合。幹甚麼呢？說是給全監獄的犯人檢查身體，查有沒有艾滋病。來了很多穿白大褂的醫生，每個人必須抽血化驗。我們法輪功學員不配合，結果全部被強行打翻在地，按著我們抽去了血液，建立了血型檔案。現在看來是中共邪靈在為活體摘取人體器官做準備。
2005年9月1日早晨又是法輪功學員緊急集合，全部轉到二監區強制洗腦再轉化。全德陽監獄的十個監區中有七個監區關押著法輪功學員，全部集中後大約有70餘位法輪功學員，被分別關押在同一棟樓的三層樓裏。70餘位法輪功學員中年齡最大的78歲，70歲高齡的法輪功學員就有二十幾個，惡警迫害他們毫不手軟。
一樓關的是邪惡認為最堅定的十幾位法輪功學員，嚴加看管。一位法輪功學員有3至4個刑事犯包夾嚴管，睡覺、吃飯、上廁所都必須在一起，法輪功學員不准有紙筆，不准和任何人說話來往。
二樓和三樓的法輪功學員由兩個包夾管一個。這些包夾可以任意打罵法輪功學員，罰站、不准睡覺、不准大小便。
我們被輪流嚴管，禁閉一直不斷，所謂的嚴管就是8個小時跑操。毆打法輪功學員多數在半夜進行，先用封口膠把嘴封上，再用封口膠把手和腳捆上，專打看不到的地方。白天別人看不出外傷來，全被打成內傷。我和一樓的十幾個同修每天被罰站軍姿，跑步走操、從早上7點一直折磨到晚上7點，直到我到期被釋放的那天都還在站軍姿、跑操、罰站。
在中共邪黨的監獄裏，毫無人性可言，那真是邪惡的黑窩。德陽的冬天很冷，每到冬季監獄就以檢查為名，將法輪功學員的被子、墊棉絮、衣服、褲子、帽子、只要是厚一點的衣服全部收走；有兩床被子就收厚的那床走，墊棉絮也只給留床薄的，讓我們凍著，不准戴帽子，每件衣服、褲子都打上黃布條，表示你是罪犯，沒穿的也只好穿（法輪功學員拒絕穿囚服）。放人的時候嚴格檢查，不准帶打有黃布條的衣褲出來，提前通知家裏寄衣褲來。
我回家來才知道，同修曾經寄了200元錢給我，我在德陽監獄並沒收到。其他同修還寄了衣服、鞋子，我也沒有收到，全被扣了。我母親在我被關押4年後到德陽監獄探望我，但監獄不准探望，理由是我沒有轉化，警察對我70多歲的老母親也是百般刁難，說她沒有證明，沒有當地公安的准許，手續不全等不能接見。
我母親與他們理論：我兒子沒犯罪，是好人沒有做一點壞事，就是煉了法輪功，為甚麼不准我探望。那些刑事犯，死刑犯都可以看，為甚麼我不能。你們不准我見他，是不是你們把他打傷了，不敢讓人看。我既然來了，不讓我見兒子，我就不走了，要麼讓我見他，要麼把我一起關起來，我要出了甚麼事你們要負責。我不會輕易放過你們，你們得承擔責任。
在母親的堅決要求下，監獄管理人員說：這老太太惹不起。這才讓我們母子見了一面，但是是隔著兩層鐵絲網。
我所經歷的中共邪黨的迫害，只是中國大陸眾多法輪功學員被迫害的冰山之一角。還有很多同修在監獄被殘酷折磨致殘、致傷、致死，還有許多痛苦經歷無法一一描述。在這場人類有史以來最邪惡的迫害中，讓我們徹底看清了中共邪黨的真實面目。希望全世界善良的人都清醒起來，淘汰惡黨，共同制止這場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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