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9月下旬,我在北京通縣牛堡屯被惡警綁架至通縣看守所迫害,在通縣看守所裏惡警指使刑事犯往我身上潑涼水、抽鞋底子、開飛機(就是讓我大頭朝下,兩隻胳膊從後面上來,手心靠牆,脊背靠牆撅著)。
10月2日我被投到密山看守所非法關押兩個多月,惡警不但把我身上帶的現金全部據為己有,而且強迫我家拿出五千元的保金做抵押才於12月1日下午將我放回。誰知在我放出的當天,他們並沒有讓我回家,而是將我非法拘禁在我們當地的政府食堂,24小時由人輪番看著;五天後再次將我投進看守所迫害,並於1999年12月31日同其他大法弟子一起被投到哈爾濱市萬家勞教所迫害,同時密山市看守所趁火打劫,勒索了我家一千多元的伙食費。
在邪惡的萬家勞教所,我為了堅持學法煉功,經常受到幹警和犯人的打罵,強制超時勞動、體罰、關小號、不讓睡覺。為了抵制邪惡的迫害,我們絕食抗議這非人的迫害,七大隊隊長武金英把刑事犯人叫來把我們都拖出去灌食。
2000年下半年,萬家勞教所為了提高邪惡的轉化率,對非法關押的大法弟子強化洗腦,超期關押,並且把我調入勞動班強制超時超負荷勞動:包鞋底子、翻鞋幫子。
2001年萬家勞教所成立了專門迫害大法弟子的大隊:十二大隊,由惡警張波擔任大隊長,將超期關押的我和其他堅定的大法弟子從七大隊調往十二大隊進行迫害。
2001年正月初八,正值寒冬,惡警史英白與張波為阻止我們大法弟子煉功,將我們十幾人投到禁閉室,禁閉室的惡警讓我們24小時站立,不許睡覺,不給被子,有的大法弟子還被鎖在鐵椅子上,有的被銬在小號的鐵門上。只能容下一人的禁閉室(小號)讓三個人合在一室,每天只給兩遍玉米粥和幾個鹹蘿蔔塊。後來我們集體絕食抗議,兩個多月後才放出禁閉室。
同年五月份,張波與史英白又將我們十幾個堅定修煉的大法弟子中的八人投到了男監舍進行迫害,由男幹警和男刑事犯管理。白天晚上不許睡覺,其餘幾個大法弟子再次被關進禁閉室。在男監白天男犯人出工,我們就被強迫坐在小型塑料凳上,不許說話不許走動,對學法煉功者他們就用膠帶封嘴、用繩子綁吊、或用電棍電、打嘴巴子。晚上拽進管教室罰站,還往水泥地上潑水,打開空調吹冷風,如果打瞌睡惡警們就用電棍電我們,有時用手使勁拍桌子恐嚇,當他們看到這些大法弟子還是堅持修煉,他們就把我拽進會議室把雙手綁上,讓腳尖剛剛著地,吊在會議室窗戶上邊鐵欄上,進行精神迫害辱罵等等,強迫服從管理。
由於萬家勞教所的殘酷迫害,發生的震驚世界的6.20慘案(在哈爾濱萬家勞教所由於殘酷的迫害有15名大法弟子被迫害,死亡3人,包括密山鐵西村的張玉蘭、雞西的李秀琴、雙城的趙雅雲)。
慘案發生後這些被超期關押的大法弟子在世界輿論的壓力下才獲得了自由。當我被超期半年釋放回到家中後,才得知在我被釋放的當天惡警張波還向前來接我回家的姐姐勒索了一千元的所謂的保金。回家後,當地派出所長經常領一幫惡警到我家裏騷擾,有一次所長半夜帶人闖進了我哥嫂的寢室騷擾,攪得我家日夜不得安寧,萬般無奈下我於2001年11月被迫離家出走,過上了流離失所的生活。
2002年4月25日晚7點多鐘,我們幾個流離失所的大法弟子在雞西一個居民樓裏學法,忽然闖進十幾個不明身份的人,也沒出示任何證件就把我們幾個人戴上手銬,強行綁架進了雞西公安局,後來我才知道他們是國保大隊與刑警隊的惡警,在公安局。他們把我的雙腳銬上那種帶有支棍的腳鐐,兩腳分開,在腳鐐的兩端各有一個半斤沉的鐵鎖,然後把我雙手戴上背銬,就是雙手在後面用一副銬子銬上,再把我強行按坐在地上,使我的上半身與地面平行,頭腳相碰在一起,然後在我的背上坐上人,坐在背上的惡人再用腳使勁地踩我手上的銬子,使銬子齒深深的紮進我手腕的肉裏以至扎到骨頭上;同時還有一個惡警使勁用他的皮鞋踹我的雙腳,與此同時更有一個惡警用塑料袋套在我的頭上使我喘不上來氣,看著人不行了就把塑料袋放開一點氣,然後再套上,而且坐在背上的惡警坐累了,再換一個惡警,這樣的酷刑一直持續到後半夜。
4月26日晚,飽經迫害的我又被雞西公安局投進了另一個狼窩──雞西第一看守所。由於酷刑的折磨,我的雙手一個多月沒有知覺,胳膊一個多月不能抬起,雙腳腫得像饅頭一樣,手腕上銬子留下的傷痕化膿、潰爛,數月後才痊癒。由於惡警把我按坐在水泥地上再坐上一個100多斤的惡警重壓,我的腰部嚴重受到傷害,初進看守所的頭幾天,由於腰部劇痛,根本無法入睡,後來能入睡了也是半夜經常疼醒,直到現在我也不能從事彎腰的體力勞動。
在看守所我不配合邪惡的要求背監規,那些刑事犯人對我大打出手,當我把刑事犯人打大法弟子的事向幹警反映時,看守所的幹警卻說「我沒看見就不算打人」。
2003年4月,為了抵制邪惡的迫害,我開始絕食,要求無罪釋放,獄醫王力君(副所長)多次對我強行灌食,使我的牙齦、口腔粘膜、食管多處破損出血。長期的非法關押,惡劣的生活環境陰暗潮濕,我的身上長滿了疥瘡,非人的飲食是人們想不到的不好。家人給存幾個錢還得被看守所以衛生管理費的形式扣去30%,小灶飯菜比飯店貴3-6倍,這樣惡劣的生活環境使我的身體極度虛弱,此時的我與在外面時已經判若兩人。
2004年3月10日,我被非法送到了哈爾濱女子監獄繼續迫害,在女監集訓隊,我只因說「我是大法弟子,沒有犯罪」就被集訓隊的惡警王曉麗打了一頓大嘴巴,戴上背銬罰蹲,並不許說話,不轉化不許脫掉馬夾(馬夾是嚴管的標誌)。11月初我因拒不穿囚服被惡警陶丹丹打嘴巴,用膠帶封嘴、體罰、侮辱等等邪惡的手段折磨後,關進禁閉室半個月。在小號裏惡警將我戴上背銬鎖在地環上(就是在水泥地上釘一個鐵環,將人雙手背過去穿過地環戴上銬子),使人站不起來躺不下,睡不著覺,室內潮濕陰冷像在冰窖裏一樣,那難受的滋味簡直無法形容,這樣的迫害致使我的腰痛更加嚴重。
2005年初惡警大隊長呂晶華、陶丹丹將我調到隔離區,隔離區是女監集訓隊專門為所謂的轉化大法弟子開設的一個「文明」場所,這裏也是流氓惡警和犯人對大法弟子行兇的「好」地方──這裏的門窗緊閉,玻璃用紙糊上室內有一股血腥味,人一進屋立刻就有一股陰森森的感覺,令人毛骨悚然,每個隔離室只有一位大法弟子,這裏惡警犯人狼狽為奸,對拒不轉化的大法弟子任意打罵、侮辱,下半夜才允許睡覺,洗漱、上廁所都有犯人看著,更不許大法弟子互相說話。
2005年12月下旬,我因煉功被惡警隔離10天左右。
2006年2月14日,我再一次因不報數被惡警銬在床的鐵欄杆上折磨。
以上這些僅是我和一些同修所在共產惡黨對外宣傳的所謂「文明執法」的監獄裏遭到殘酷迫害的一個縮影。監獄裏的惡警一點人性也沒有,他們不講道德、不講良心,你跟他說做人要講良心,他問「良心值多少錢?」當惡警的這些惡行被曝光後,他們開始銷贓滅跡。
希望那些被利用、受惡黨謊言欺騙的人,不要再對大法弟子行惡了,不要再在惡黨利益的誘惑下迫害好人了,當歷史翻過這一頁的時候,押上歷史審判台的你們後悔都來不及了,不但留下千古罵名,還殃及家人子女父母。
俗話講得好「壞人壞自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不到」,太多的前車之鑑足以使人記住這些古訓了。給自己的人生道路留下一點希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