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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盤錦市教養院、馬三家教養院遭受的迫害
2000年12月剛到北京，我乘出租車去信訪局。路上，司機告訴我，信訪局門前全是警察，專抓為法輪功上訪的。我不想被抓，因為家裏還有老人和孩子需要照顧。於是改變主意，司機說別白來一趟，到天安門、故宮看看吧 。我想也行。下車剛走不遠，就來了幾個武警。問我哪的人，來幹甚麼？不等我回答另一個就說：「別和她廢話。煉法輪功的都不罵人，她要罵一句就讓她走，不罵就帶走。」就這樣我因不罵人而被抓。被關押在海澱區拘留所四筒九號。我絕食抗議警察非法抓人，拒絕說姓名地址，因為不想給地方派出所和幹警帶來麻煩。為此，本監犯人郭美英和其他兩名女犯將菜和菜湯潑了我一身、一臉；揪頭髮打耳光，又剝光我的衣服，用一盆盆冷水將我從頭淋到腳。後又強迫我赤裸裸地在水泥地上站了三個小時。刺骨的寒風從頭上方的一個圓形通氣口吹來，凍得我渾身發抖，膽顫心寒，縮成一團幾乎不能站立。提審時，有三個男警察，其中一個打我耳光，用電棍擊打頭部，脖子被電出了水泡。另兩人滿口污言穢語不停地侮辱我。
幾天後，號長郭美英不讓我睡覺，同時還強迫我站著值班一夜，次日早上我甦醒後，她又對我拳打腳踢，耳光如雨點般地打個不停，在場的一位廣東的大法弟子說：「不要打了」。郭回手又將她打倒，接著又惡狠狠地舉起牙刷戳我的頭頂。掄起拖鞋發瘋似的向我劈頭蓋臉地打來，用裝滿水的礦泉水瓶猛擊我的頭部，直到將我打昏她才住手。我醒來後頭又暈又痛，臉部青紫色。雙耳聾了十多天。
又過了幾天，預審科一個姓沈的警察提審，他讓我頭朝下撅著，我不服從，他便掐住我的脖子，揪住頭髮，把我的頭狠狠地往牆上撞，我頭暈眼黑，但仍沒說出地址姓名，他看沒達到目的，便帶我去了女幹警值班室，對姓王的女警察（都叫她大王）說：「幫我收拾收拾她。」大王馬上叫來托管，命令四筒九號的全體犯人坐板，不許看電視，不許洗澡。這時我才知道，犯人打我全是幹警指使的。為了不讓犯人因我受到體罰，我說出了地址姓名。
2001年1月，我被押送到盤錦市看守所拘留，4月6日押送到盤錦市教養院。5月20日惡警開始給我強制洗腦，強迫我背雷鋒日記。背不下來就不讓睡覺，對我進行蹲、跪、馬步、雙手抱頭等各種姿勢的體罰。5月29日晚，副大隊長劉靜上樓大叫：「還不轉化，不打死你們，也得扒層皮。」說著便大打出手，狠狠地打我耳光，然後把我帶到樓下一個黑暗的房間裏，房間裏有四個警察：大隊長羿秀豔和幹警蔡麗、齊霞、王岩，她們逼我寫悔過書，我不寫，四人就按著我的手寫，但沒達到目的，於是羿秀豔下令：打。蔡麗用兩手打我耳光，打累了才住手。齊霞說：我還沒過癮呢。便劈頭蓋臉地向我打來，打的我兩耳轟鳴，兩眼冒金星；齊霞又用狼牙棒打我手和腳，痛得我難以忍受，左手被打得抽搐不止。然後又強行扒掉我的褲子，四人一起向我大腿內側、後背、腋下等處野獸般殘忍地亂掐亂擰，結果這幾處的皮膚全被掐破。她們四人又都抄起警棍打我臀部和兩腿，毒打一陣後將我拽起來問我轉不轉化，我說：不轉化。於是四人更加兇狠、殘酷地接著打。就這樣，我被無數次的拽起、按倒。當四人打累時，我已不能說話，連搖頭的力氣也沒有了。
即使這樣，惡警羿秀豔大叫：「上邊有令，打死算自殺」。劉靜說：還不轉化，上樓繼續「飛」（一種體罰動作）。她們又把我拖到樓梯口，此時我呼吸困難，已失去了知覺。甦醒後她們又拽起雙腳將我拖回暗室，這時，我的手腳、面部、胸口感覺麻木、舌硬，呼吸將要停止，惡警們見我奄奄一息，害怕我死了她們承擔法律責任，立即叫來救護車，輸氧時我再次昏厥。這樣，她們慌張得把我送進醫院，次日早晨甦醒過來，我才知道，自己已被經過了一夜的緊張搶救。
後來，蔡麗、王岩將我帶回教養院。由於我連續高燒兩天，6月1日便去盤錦市第一人民醫院檢查：臀部淤血過多需要手術排淤血。在不通知我家屬的情況下做了手術。臀部兩側放出淤血600毫升左右，住院25天，我家人全然不知。後來，我母親、姐姐、嫂子來看我時，嫂子說鄰居問她：「你家老三被打，你家人知道嗎？」嫂子說：「不可能，如果打得那樣，教養院不可能不通知家人」。然後問我是真的嗎？我沒回答，便脫下褲子讓嫂子看，看到做手術留下的兩條清晰刀口痕跡，嫂子哭了，流著痛心的淚水說：看來外邊發的（法輪功真象）傳單確實是真的。當時劉靜在場氣急敗壞地說：「就你這樣，不打死你都不解我心頭之恨。」
8月7日 ，教養院又對我強制洗腦，把我單獨關在一個房間，門窗都緊關，放音樂的聲音震耳欲聾，又強制背雷鋒日記，並罰站直至雙腿腫脹，不能彎曲。後來又強迫坐凳子，腿伸直，小腿肚子下一個凳子， 背不能彎曲，此時正值夏天，臀部出汗，塑料凳子不透氣，導致皮膚脫落，可見血絲，鑽心地疼。就這樣早晨4點鐘起床，凌晨2點鐘睡覺，每天22小時，40多天的苦力體罰，使我一看書就頭痛欲裂。惡警羿秀豔說我與她對抗，於是把我關進了小號，左手離地半尺左右，右手高過頭頂，在身後將雙手分別反銬在水管上，無法站立也無法坐下，身後是一個水坑，閥門漏水，兩腳踩在坑邊，往後一點兒就掉到坑裏。給我上了這樣殘酷的刑罰，我兩臀酸痛不止，腿肚顫抖抽搐，到第四天晚上，我再次感覺頭暈地轉、噁心、嘔吐不止，她們才將手銬打開。
11月份，迫害折磨繼續升級，我被關在樓上10平方米左右的房間裏實行「定位管理」。四人三張床，不准相互說話，門窗都用報紙糊住，不透空氣，也沒陽光，白天門窗緊閉，晚上門上鎖，吃住大小便都在屋裏，真令人喘不過氣來，簡直就是人間地獄似的，我在這裏又禁閉了50多天。
2002年3月18日，盤錦邪惡幹警使盡了招，不管怎麼毒打和折磨，都絲毫沒有動搖我堅信法輪大法的心，我與呂淑萱、陳桂玉等二十幾名同修被遣送到邪惡勢力的黑窩─－馬三家教養院，在那裏，大法弟子失去了一切人身自由，一切都是強制的。
到馬三家的第一天，把我安排在綜合樓，那裏的警察指使惡徒給我洗腦，灌輸邪悟的東西，派兩名「包夾」監督我，還不停地說，不停地講，目的是使我轉化，放棄大法：有人每天負責記錄我的詳細情況並及時上報。如有事，「包夾」找「坐班」，「坐班」找「四防」，「四防」報告隊長。「包夾」、「坐班」、「四防」都是由猶大來做，替警察效力的工具，幹著助紂為虐的事。無論她們怎麼講，我根本不聽，時時刻刻背經文；對我轉化無效，惡警便多次換包夾，增加包夾人數。最多達到十幾人圍著我，七嘴八舌地說個沒完，反正想方設法讓我放棄修煉，我就一直背經文抵制，偶爾聽到誹謗師父、大法的語言，心裏也很難受，又替她們惋惜，因為她們也曾經是修煉者，是大法的受益者。
12天後，我被送到二大隊二分隊的寢室，這裏是大法弟子集中的地方。我繼續被強制洗腦，安排我去一個教室，還有其他堅定的學員及其包夾共20多人，屋裏亂哄哄的。一天上午，我繼續背經文抵制洗腦，惡徒們看我不聽，氣壞了，一個四防氣急敗壞地向我撲來，「啪」推開窗戶，惡狠狠地抓住我，連掐帶打，當時我想：盤錦教養院的淒慘折磨，我一直是默默地承受著，現在我不應該再這樣下去了，應該主動地抵制迫害，堅決不配合邪惡。這樣，我與她們發生了第一次正面衝突，接著上來五、六個惡徒打算強行把我拖到沒人的地方──水房。因為邪惡是最怕曝光的，在這裏折磨學員，周圍有許多見證人。我堅決不配合，不順從，她們拽我、拖我、推我的同時，我竭盡全力地掙扎著；當把我拽到鐵門時，我死死地拽住鐵門並大聲高喊「不許打人，不許打人」。大隊長張秀榮和分隊長王秋菊聞聲而來，把我帶到值班室。問我事情經過，我問隊長，這裏能允許隨便打人嗎？隊長支支吾吾，敷衍了幾句：這裏不允許打人。又說：「她們是打你嗎？不是在幫助你嗎！」豈有此理！惡狠狠地連掐帶打算是幫助人？沒有惡警撐腰，她們敢打人嗎？真是執法者在犯法、在踐踏法律！
這件事發生後，邪惡者們把我帶到一間破爛的小倉庫，看樣子這屋很少用，找來幾名猶大單獨給我灌輸亂七八糟邪悟的東西。每天上午從早5：00 ── 11：30左右，她們有時對我似乎不錯：給我唱歌、哄我、逗我、與我搬脖子討近乎。我太清楚了，這都是偽善；我一如既往，繼續背經文抵制，啥都不配合，有時我也回她們幾句：「你們可以折磨我的身體，你們能改變我的心嗎？」這樣的生活持續了一週。
一週後，我又被送回二分隊的寢室，全室共有二十三、四人，按規定，來到這裏都必須幹活，強化勞動。我想：我沒有觸犯法律，不應該勞教，我是被惡警綁架來的，我是冤枉的，所以我堅決不幹活。我坐著小凳面對著門口，背著經文呆著。還有兩位功友也不幹活。一位是「證實」，她是一名60多歲的老太太 ，從北京到馬三家一直沒說姓名地址，名字就叫「證實」，也受盡了數不清的慘不忍睹的非人折磨，她很堅強，也很了不起，後來聽說她通過絕食抗議被無罪釋放了。另一位是30多歲的朱雲。這樣，我們三人不約而同站在一起，天天坐著不幹活，抗議不公對待。十幾天後，「證實」因絕食被調走，又調來一名堅定的大法弟子崔亞寧。很快，朱雲和崔亞寧相繼認識到：以脫掉勞教服的方式來證實大法是冤枉的，自己是無罪的。這又觸怒了惡警，派爪牙把她們相繼綁起來，兩手反綁站著銬在床欄杆上，限制上廁所，限制洗漱，到吃飯時放開，可還是三天沒給朱雲飯吃。
我眼睜睜地看著兩位功友遭到如此地摧殘和折磨，心裏像刀扎一樣難受，她們那種捍衛真理，不畏強暴的精神和行為感染著我，對我觸動非常大。我於6月24日開始也脫掉勞教服以示抗議。因此也觸怒了惡警，從當天開始不准我下樓吃飯，因此我也開始了絕食。我想：修煉「真、善、忍」哪有錯呀！做好人沒錯，卻反遭這樣的迫害，於是我27日撞牆抗議迫害。當時在場者有：堅定者石秀珍和室長曲樹芳。室長立即報告隊長，惡警張秀榮趕來，她狠狠地抽打我耳光，另一惡警項隊長使勁用腳踢我，當我很吃力地站起來再次撞頭反抗時她們才住手，喊惡徒們把我又拖到另外樓的一樓單獨房間，繼續使新招折磨我。
從6月28日晚開始，強制給我灌食，29日開始鼻飼，灌得都是餵雞用的玉米糊，用的工具有鋼勺和木棍。鋼勺是用撬開牙齒的，木棍是在撬開牙齒後立即插入絕食者的嗓子眼處。也是一種非常殘忍的酷刑，非常難受。每次灌食時，多數由惡警張秀榮和王秋菊指揮，五、六名叛徒行動。從嘴灌食共有四次，我拼命地抵抗哪次也沒灌進去。有一次王秋菊狠狠地掐住我的鼻子，其他五、六名猶大們蜂擁而上按著我用鋼勺撬牙齒，準備插進木棍，我竭盡全力死死地咬住舌頭，堅決不配合她們迫害我，結果把舌頭都咬破了我也沒張口，當時憋得我頭昏迷、腦脹脹的，心裏難受的滋味無以言表。直到舌頭流血，邪惡也沒灌進去、沒得逞。王氣壞了， 不罷休，再次狠狠地掐住我的鼻子，吩咐爪牙們再下黑手，當舌頭的血與玉米糊混在一起時，實在沒撬開，惡警更加生氣，眼睛瞪得很大，氣呼呼地走了。惡警還說：「這鋼勺太軟了，得找個硬的！」多殘忍呀，簡直沒有了人性。還有一次，灌食時防止我抵抗；邪惡將我手銬上又加幾道繩子綁住手，兩腳用幾道繩子綁在一起固定在床上不能彎曲；胸部又加幾道繩子固定在床上。就這樣，我渾身被五花大綁，一點兒都動彈不了，連綁幾天，才允許我上廁所，每天鼻飼灌三次，大概有一個多月。
灌食期間，王秋菊等幾個叛徒拿著勞教服強制我穿，我仍拒絕。她們如強盜般地再次行惡，強行按住我，打開一支手銬，套上一隻衣袖，再打開另一支手銬再套上另一隻衣袖，這樣強制我穿上了勞教服。儘管這樣，我也堅決不配合、不順從，我就用牙極力地咬著，被銬著的手極力地挪著，將近用一天的時間才艱難地把強行套在我身上的勞教服扯壞了，就這樣，她們強行給我套上，我就扯壞，共扯壞了三件勞教服，有很長時間，邪惡們沒再給我強行套勞教服。
邪惡之徒不甘心，再次強迫我穿勞教服，我還拒絕。她們又使一招，每天早晨鼻飼灌食，中午、晚上由幾個猶大們拖著去食堂，其實，我一直在絕食，這樣做就是想辦法折磨我。一次王秋菊又把我叫到值班室並對我說：「我告訴你，讓你死不了，活不起，活受罪，就折磨你。」新一輪迫害又開始了。她指使惡徒們剝光我的衣服，王還大聲叫著：「胸罩也別留下。」她們只給我留一條短褲，強行把勞教服又套在我身上，當我回到寢室時，我所有的衣服都被搜走了，只剩一卷衛生紙。惡警還說：「如果她再脫勞教服，就給她錄像，看看吧，煉法輪功都成了精神病了，不知羞醜。」還有，每天上、下樓去食堂惡徒們頭高腳低地拖著我，有時，褲子都快拽掉了，臀部、腿部常常被樓梯咯得青一塊、紫一塊的。我感到莫大的侮辱，無處申冤，無處告狀。
還記得9月份教養院召開了一次會議。堅定者拒絕參加。惡警們便指使爪牙們一個一個地抬到會場。我和石秀珍就是被這樣強行抬去的。當公布大法弟子李冬青、李黎明、宋彩虹因拒絕轉化改判大刑被押送大北監獄的惡令時，李冬青帶頭大聲高喊口號抗議：「我沒違法，沒犯罪！」「我要人權，要信仰自由！」我和石秀珍等大法弟子也大聲高喊：「法輪大法好！法輪大法是正法！」震耳欲聾的聲音此起彼伏，響徹會場，震懾邪惡，惡警們像熱鍋上的螞蟻亂作一團。只能指使爪牙們將我們一個個抬走，正法場面精彩感人。會後喊口號的學員們大都被加了期，時間長短不等。可能因為我多次抗議，她們也乾沒招吧，沒給我加期和體罰等。
在姐姐來探視我那段時間，見我很瘦，便問王秋菊一天幾次灌食，她說一天三次，其實一天一次。身為執法者竟信口雌黃，欺騙家人。
9月23日，又改為每日三次灌食，因我總是噁心、嘔吐、胃脹，鼻子出血勉強進行兩次，直到2002年11月29日，我絕食達5個月零5天，身體極度虛弱，體重減到60斤左右，全身只剩下6克血色素，馬三家教養院害怕承擔迫害我致死的責任，立即通知我的家人趕快接回去，這樣我才獲得了自由。
絕食期間，教養院用於迫害我所需費用達一萬多元人民幣，其中3000元是威脅家人所要的現金，如家人沒帶錢就不讓接見，其餘的是借據。這些費用基本用於給我灌食和輸液。
我回顧自己所走過的正法之路，每一關每一難都是憑藉著對師父對大法的正信才闖了過來。師父的慈悲無時不現！
在這裏，我正告那些惡徒們：為了自己的未來，快快放下手中的刑具吧！否則，天理昭昭，報應無窮。快快醒來吧，悔過自新，回頭是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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