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9年7月24日,我想去北京搞清楚為甚麼7.20一夜之間在全國對法輪功學員進行大逮捕。我們到底做錯了甚麼?但是一下火車我就被北京當地的執法人員送到了古城體育場,一關就是兩晚上,一白天,而且不讓吃,不讓喝,還不讓上廁所。在7月22日下午3點,節目轉播把「法輪功」定性時,全體育場的大法弟子都在講真相:「法輪功好,只是修煉。還師父清白!還大法清白!」但是當時就受到慘無人道的迫害。「人民警察」竟然置身份與老百姓的生命不顧,把一個正在上中學的小女孩的辮子揪住提起,從人群中就扔到體育場的中間去了;隨便毒打大法弟子,真的跟電影裏演的侵略軍進中國的場面一樣。那種場面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呀。
在7.23日上午,山西陽泉公安局把我們從北京押送回來時,不說原由強行每人收取100元而且沒有任何發票字據。這一違法行為,據後來陽泉610副主任秦曉斌解釋是陽泉刑警隊的所作所為,但是此人仍在逍遙法外。然後,平定公安局局長史成明和政保科郭珍珠就以擾亂公共秩序罪強行把法輪功學員送到陽泉油簍溝看守所,一關就是10天。
在99年11月27日,由於我去了一功友家切磋交流,平定公安局就對我進行了長達7天的傳喚審訊、逼供。在當時我只是說了一句實實在在的真話「法輪功不邪,而且也沒有組織,只是修煉,做好人。」就這一句真話,結果我被非法判刑3年,而且整個過程都是沒有按照法律程序進行的。
在陽泉市看守所期間,所長張鐵紅在權勢、利慾的壓力下,置承諾與法律不顧,給我們戴上了戒具(手銬和腳鐐),而且一帶就是18天。在邪惡的迫害下,我們沒有人權,連最起碼的自由都被剝奪,為了抗議這種非人的虐待我們進行了絕食。
在2000年8月29日我們被強行送到了榆次監獄。在開十六大前監獄為了強制我「轉化」,連續20多天不讓休息,不讓和他人接觸,一個人被關在一個封閉的監房。有一個大法弟子剛被劫持到監獄,因堅持信仰,受到監獄其他刑事犯的毒打,四個人關住門,掛上窗簾,不讓人知道。也是在開十六大前,監獄為了達到所謂100%的轉化率,三中隊的何隊長用電棍去打她,用皮管打她。她同樣遭受了被關禁閉的折磨。
還有一個大法弟子在做早操時為了講真相證實大法,喊了幾句「法輪大法好!」就被用毛巾捆住嘴,把手和腳綁在床上不讓說話,不讓動。她就這樣最終被監獄迫害致死。
榆次監獄的監獄長李天俊、副監獄長薛月仙、教育科科長趙英都是迫害大法弟子的主要兇手。趙英為了「轉化」我們,曾帶我們去男監獄,剛一下車趙英便把腳扭骨折,還有一科長迫害大法弟子,現在遭惡報已得了一種不治之症。希望這些現世現報的真實現象能讓他們覺醒。
我是2002年11月26日出監獄的,當時在平定縣因惡人的迫害我已無法解決生活問題,我就自己找工作,當我在北京找到一份工作時,在2003年4月25日接到電話說是平定政府秘密跟蹤我,而且不讓我在北京打工。在6月3日平定縣610辦公室主任杜育軍、商貿集團書記張金海、橋東商場書記盧素昌、經理劉傑、經貿局書記王躍昌來我家向我解釋,杜育軍說,政府對「法輪功」的政策是「兩套」政策,說從兩牢回來的人不能到北京打工。6月5日商業局局長張世亮、書記張金海、橋東商場書記盧素昌又來到我家說他們從始到終是怕我到北京給他們「帶來麻煩」。
從6月2日到25日,橋東商場書記盧素昌主要秘密跟蹤我,24小時跟蹤,甚至上廁所時間都不放過。當我6月29日又一次去北京打工時,在7月2日,縣610主任杜育軍,公安局局長,商業局張金海又跟蹤到北京,以種種藉口迫害我,並且到了我的哥哥家和我的工作單位,並讓單位領導保證以後不再聘用我。為了達到他們的目的,他們竟然不擇手段在北京的景山派出所給我造謠,說我是「負案在逃」,致使那裏的派出所也對我進行監控。為了弄清這一切,我再次返鄉,然而,他們的解釋是一切為了保住平定縣縣委書記吳學斌的官位,說他為了「買這個官」也不容易啊。說到這我都明白了,所有的這一切都是他們不明真相,為了一己之私,明知違背道義和良心,還在幹著這樣的事。
敬告平定的父老鄉親及各級領導,法輪功只是修煉,大法弟子都是在做好人。一些人為了保住眼前的官職而做壞事,那官職是不長久的。而迫害大法修煉者,是要遭惡報的。
最後,祝天下善良的人們能選擇一個美好的未來和生命的永存。都能了解一下法輪功講的是甚麼,以及為甚麼要做一個好人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