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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州市白廟勞教所和鞏義市戒毒所對我的摧殘
1999年7月20日，江××發動了這場對法輪功的邪惡迫害。父母在壓力與邪惡謊言的欺騙下停止了修煉，他們健康的身體很快又不行了，又都成了藥簍子。
2000年6月份我去北京上訪。在河北被截回，被非法關押在鞏義市拘留所三個多月。其間邪惡之徒為了達到江××的「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搞垮，肉體上消滅」的目的，把我們幾名法輪功學員拉到鞏義市體育館開我們的公審會，沒想到這種文革期間慣用的伎倆會用在我身上。我被釋放後家人告訴我，為了讓我早日出來，家裏被敲詐了好幾千元。
回到家中不久，惡警又要綁架我，說我資助其他法輪功學員錢。天下竟有如此荒唐之事：我助人為樂，反而成為遭到迫害的藉口。我被迫離家出走。我走後第二天，去了一車武裝警察抓我，沒抓著，把我的辦公室翻的亂七八糟。在這期間，惡警想通過竊聽電話抓我，但沒有得逞。
2001年剛過完春節，鞏義市新化路街道辦想盡一切辦法要找我，為了找到我，竟然把我母親和我愛人關了起來。由於我愛人（不修煉）以頭撞牆抗議，才把他們放了。十幾個人天天在街上找我，一次我正在街上打電話，被他們發現綁架到了洗腦班。在洗腦班，我和其他同修被他們罰站，從早上8點多站到晚上十點多，連中午、下午吃飯都是站著吃。我在洗腦班被非法關押了七十天，家裏被勒索三千元錢。然後我被送到了拘留所，在拘留所我給其他人講法輪功真相，他們都很同情，認為江××不該迫害好人。在拘留所我被關了兩個月，2001年6月28日又被送到了鄭州市白廟勞教所，法律在這些人眼裏成了廢紙。
在白廟勞教所，我發現那些惡警為了得到區區一點獎金，失去了人最基本的道德底線。他們強迫大法弟子看污衊大法的錄像，指使犯人侮辱我們、找藉口迫害我們。一次我們要求集體練功，被惡警楊紹鋒指使犯人對我拳打腳踢、並對我加期四個月。還有一次我立掌，被惡警拉到辦公室，由政委彭建國指揮，以韓洪濤為首的幾個惡警用多根高壓電棒電擊我。還有一次我制止犯人打人，被幾個犯人拖到空房裏，用木棍打我幾十棍，身上被打成了紫黑色，腫了多天未消，犯人打我時說：隊長讓我們收拾你。
2002年6月28日，我到期後被鞏義市新華路街道辦惡人丁紅召接回，強行把我送到了鞏義市戒毒所。在戒毒所，我為了抗議迫害，有次乘倒便桶之時往外邊跑，但半路又被他們抓回，把我銬到樹上近二十小時，手銬深深嵌進肉裏，幾乎把我痛昏過去。後來我絕食要求釋放，堅持了十二天，惡人非但不放人，反而非法判了我一年勞教。我的身體剛一恢復，他們就又把我送到了白廟勞教所，關進了五大隊。
五大隊隊長楊紹鋒為了「轉化」我，專門從三大隊調來了惡警郭五一（此人非常狠毒，用電棒電擊法輪功學員的陰部）。2003年12月9日下午，我被叫到辦公室，以宋延齡、郭五一、張文中，於保紅為首的幾個惡警，把我捆起來，用多根電棒，電我的全身。我只感到我的脖子、臉、耳朵、肚子、腳撕心裂肺的痛。我大聲地喊：「法輪大法好！法輪大法好！」。他們就把電棒往我嘴裏塞。他們從下午二點多一直電到下午五點多，還不肯罷手，後來電棒沒電了，他們又從別的大隊借來電棒繼續電擊我。最後，我被其他犯人架到號裏，他們都用驚恐的目光看著我，我開始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一照鏡子才明白，原來我的整個臉都腫的變形了。我也認不出我了。
後來他們又多次毆打我、用電棒電我。有一次他們電擊我時為了增加導電量，把我捆起來，向我的身上倒水，然後把電棒打開塞到我身上，不停地電擊。還有一次是在2003年春節的前一天，當時，由惡警大隊長楊紹鋒坐陣，宋延齡、張文中每人手拿二根電棒電擊我，最後四根電棒都沒電了才住手，把我電的渾身傷痕累累，至今傷疤仍在。
2003年4月26日，白廟勞教所對法輪功學員進行暴力迫害，惡警宋延齡表現最為邪惡，一拳把我的鼻子打歪，血流滿身，一邊還當著滿屋警察的面無恥的說：誰迫害你了？誰看見了？沒有人迫害你。
其實身體上造成的創傷很快就可以恢復，但在精神上的創傷才是最嚴重的。
快要釋放時，我向新上任的所領導揭露對我的迫害。惡警隊長楊少峰、宋延齡知道後想辦法加我的期，但最後沒有得逞。八月份非法勞教到期後，街道辦丁紅召等人把我接回鞏義，又不讓我回家，把我關到洗腦班，我乘看我的二個人睡覺時，鐵門沒有鎖，跑了出來。丁紅召等人四處找，找不到我，最後他們欺騙家人說，讓我回來，不再抓我了。我就回到了家中，但上班沒多久，他們又要抓我去鄭州晚晴山莊洗腦班。我提前走脫了，至今流離失所在外。
以江氏政治流氓集團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是根本不講法律的。我只是千百萬受迫害法輪功學員中的一員。有多少法輪功學員為了堅持「真善忍」的正確信仰，被迫害的家破人亡。在中國有眾多法輪功學員仍在承受著邪惡的迫害。我呼籲全世界所有善良的人們能儘快制止這場踐踏人類道德，踐踏人權，踐踏法律的邪惡迫害，將邪惡之首繩之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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