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法會|坦蕩正法修煉路

【明慧網2004年10月29日】1999年迫害剛開始的時候，我首先第一念想到的就是：這一定是檢驗大法弟子能否圓滿的大考驗，無論環境多麼險惡，壓力有多大，我一定要堅修到底！正因為對師父、對大法的堅信，所以不管遇到甚麼樣的艱難環境，我從來都沒有動搖過。

但由於當初不懂得甚麼是正法修煉，所以對邪惡的無理傷害只是一味的承受，一味的向內找，卻不去辯解甚麼，煉功也改成偷偷的煉了。就這樣的過了一個星期，我感覺不對勁──師父在《證實》這篇經文中告訴我們：「做為一名修煉者要用一切有利的條件，弘揚大法，證實大法是正確的，是真正的科學而不是說教與唯心，是每一位修煉者為己任的。」當我悟到之後，我就開始跟周圍的人講大法是怎麼回事，我煉功的親身體會和我父母煉功以後身體健康、家庭和睦的故事。慢慢的周圍的環境改變了，當面攻擊大法的人也少了。

為了進一步證實大法，我每天早上到職工宿舍門口前的大石墩上打坐煉功，這樣全公司的職工都能看得到。這樣做效果也很好，再也沒有人反對了，以前非常反對的一個保安班長得了乙肝離開了公司。

我在上海一家台資企業打工，沒有任何功友跟我接觸，也看不到明慧文章，每一步怎麼走全靠自己悟，但就是憑著對師父和大法的堅信，我還是闖過來了。

為了向更多的人講清真象，我利用空餘時間寫了一些真象文章然後拿到打字店去打印、複印，然後自己出去散發。後來我又覺得這樣做收效太小，師父被謠言惡毒誹謗，做為弟子應該為師父鳴冤，於是我又決定去北京向政府反映真實情況。

當我決定辭職要去北京的時候，很多同事都來勸我，叫我不要走，說去北京沒有用，政府不會聽你的。但我決心已定，誰也阻止不了，還是把辭職報告交上去了。我知道去北京意味著甚麼，為了把大法永遠帶在身上，我每天下班就抓緊時間背《轉法輪》，終於在臨走前把《轉法輪》背下來了。公司經理看了我的辭職報告後找我談話，他問我：「你覺得去北京有用嗎？」我回答說：「不管有沒有用，我必須得盡我的心。」他又說：「那你就不用辭職了，我給你辦停薪留職。」我答應了。臨走前我給他寫了一封信，給他講了大法真象和我去北京的原因，最後我又寫了一句：「如果我還能活著回來，我還會來公司上班。」

2000年12月5日，我和父母一起來到天安門廣場證實大法。當時廣場有很多的警察，還停了好幾輛警車專門抓捕大法弟子。在這種情況下，還是有很多大法弟子不斷的站出來高舉橫幅喊：「法輪大法好！」「還我師父清白！」但是只要他們一站出來，就會有一大批警察瘋狂的撲過去，把學員打翻在地，抬上警車。我看見有一個學員展開了橫幅，想跑過去幫他，但還沒有跑到跟前就被警察截住了送上了警車。我們被關在一個大院子裏，院子裏已經有一百多名大法弟子，大家在一起高聲背《論語》，背《洪吟》，雖然互相之間都不認識，但大家的心卻緊緊的熔合在一起，在這個場中，我沒有一絲的害怕，心裏只是想著維護大法，證實大法，當時的場面實在是太壯觀了。

後來我們被押送到了湖北省麻城市中驛鎮派出所。在派出所裏面我沒有停止證實大法，我利用同修送菜接見時遞進來的紙和筆繼續寫真象文章，然後由同修傳出去。我在裏面關了將近兩個月，我就和父母商量：「我覺得我們不應該被關在這裏消極承受，應該跑出去。」父母當時被人的觀念障礙住了，認為我跑了可以到上海去上班，而他們跑了以後沒地方可去，回到家還會被抓進來受到更嚴重的迫害，所以只同意我跑，他們不想跑。其實當時要跑還是有很多機會的。

我跑出去以後，費了一番周折，終於來到了上海，後來我才知道，在我正念走脫一個星期以後，江澤民下達了密令：「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殺！」我們中驛鎮的功友全部都被抓進去了，那些惡警每天狂喊著這句口號對學員進行殘酷的洗腦折磨，我爸爸被打成重傷，媽媽被判了勞教，很多功友都違心的寫了「三書」。

我回到上海休息了一天，第二天剛好是我簽約恢復工作的時候，我知道這是師父的慈悲安排，要我做得更好。我把我去北京的親身經歷和見證寫成一篇文章，題目是：「千古奇冤，讓人心寒──來自死亡線上的報告」，然後把它打印出來廣泛散發，同事們看到了以後都感到很震驚，對這場迫害有了更深的了解。

後來上海嘉定區的派出所知道了我煉功的事，他們企圖迫害我，由於公司經理事先通知了我，我趕緊把大法書籍和資料全部都轉移，他們甚麼也沒有搜到再加上公司負責人說我是一個安分守己的好職工，所以他們的迫害沒有得逞，但從此我的麻煩就不斷。

2001年7月，我被迫離開了上海，來到了江蘇省崑山市，在崑山市找了一份工作。我仍舊一邊工作，一邊證實大法，沒過多少時間，全廠的人都明白了真象。但由於我起了很強的做事心，結果被魔鑽了空子。9月4日，我在崑山一家打字店大批量複印傳單時，被店老闆偷偷舉報，我被關進崑山市看守所。

在看守所我絕食抗議對我的迫害。犯人罵大法的時候，我就高喊：「法輪大法好！還我師父清白！」結果被看守所所長聽到了，他要找我談話。我就跟他講大法真象，他被我義正嚴詞駁得無話可說，仍舊把我關進號子裏。我在監獄裏不停的背法、發正念，一個月以後我被無條件釋放了。我又回到了老家麻城。但此時，我在常人中幾乎是一無所有了。當地功友為了幫助我，幫我想了很多辦法，但我始終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 。

2002年7月，我來到武漢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家具廠上班。在這裏我和武漢功友取得了聯繫，他們幫我解決了資料來源問題。我白天上班，晚上學法煉功，發正念，有時晚上獨自一人提一包資料出去發。由於武漢是省政府所在地，邪惡對這裏控制得比較嚴，但在師父慈悲的呵護下好幾次都有驚無險，順利返回。

2002年9月21日我接到家鄉功友電話，說我父親身體不行了，要我回家照料。我連忙請假回家，但我回家第二天，父親就去世了。我當時一片茫然，不知怎麼辦才好。我想不通，父親在監獄裏雖然受刑過度身體一直沒有恢復，但他在那樣艱難的環境中還是挺過來了，為甚麼回到家裏身體還是沒有好呢？不是有師父保護嗎？怎麼還會死呢？同年11月30日，師父發表了《在2002年美國費城法會上講法》，看了師父的講法以後我才明白過來，也許父親以前跟舊勢力有約定，在正法的哪一天必須得這樣走，父親由於不能全力否定破除舊勢力的安排，所以就先走了。

我辦完了父親的喪事仍舊回到了武漢，由於在家耽誤時間太長，原來的廠進不去，我只好又重新去找了一份工作。

來到新的工作崗位，我又要面對新的壓力，重新開創修煉環境。剛開始的時候抵觸比較大，他們都不願聽我講，反而說一些對大法不敬的話，我沒有灰心喪氣，想到師父在《北美巡迴講法》中講到大法弟子的責任，我心裏便升起了無限的慈悲，我把周圍的人都當做自己的眾生來看，為了救度他們我願意付出自己的一切。

晚上同事們睡著以後，我在宿舍裏打著手電寫文章，為了不影響他們休息，我儘量不開電燈，電筒沒電再去充電，我針對他們的提問和心理障礙寫了一篇針對性的文章，寫了整整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他們起床以後都說從來沒有像昨天晚上睡得那樣踏實。我悟到寫文章的過程就是清除邪惡的過程，清除了操縱控制人的邪惡，世人才能得到救度。中午下班休息的時候，我就把昨天晚上寫的文章拿出來給他們看，他們都搶著要看，看了以後都說很好，有兩個人當時就表態，要跟我學功，還有人跟我要傳單，要幫我發傳單。由於我帶的光盤數量很少，有兩個人為了爭光盤差點吵起來。我告訴他們煉功人要忍，我以後會帶更多的光盤送給他們，他們就不再爭了。我看到了眾生對法期盼的那顆心，時常告誡自己一定要做好，晚上我又教他們煉功。他們都尊稱我為「大師」，我告訴他們：「師父只有一個，只有李老師才是師父，大家都是弟子。」

後來老闆知道了這事，他找我談話，對我施加壓力，我就給他講真象，講我全家煉功受益的實情和慘遭迫害的經過，又講了我為甚麼要告訴他們真象，他聽完以後沒有多說甚麼，只是告訴我以後要多加小心，我為他明白真象而感到欣慰。

五年來，我們經歷的實在是太多了，悟到的法理也非常的多，我所寫的這些也只不過是我經歷的一小小部份。在這五年當中，我們經歷了數不清的魔難，親眼見證了邪惡的瘋狂迫害，也親身體會到了大法的超常與神奇，我們也鍛煉得越來越成熟，越來越理智，越來越清醒。每次的提高都是生與死的考驗，每前進一步都是脫去人身，走向神的過程，在魔難中，在逆境中，我也經常感到疲勞、困苦、孤獨、寂寞、淒涼與無助，身在異鄉有時還覺得自己孤苦伶仃，無依無靠，當所有這些感覺一齊向我襲來的時候，我感覺自己簡直就快承受不住了。可是每當我想到師父的洪大慈悲，師父為我們承擔和付出的一切，我的眼淚就忍不住流下來了，這時，心裏除了感恩和不能辜負師父的一片苦心之外就再也沒有別的了。

在這過程當中我最深的體會就是，堅信師父，堅信大法，就是按照師父所說的去做就沒有闖不過去的關。因為只有師父才能給我們帶來生的希望，師父所安排的一切才是最美好的。由於我們都是從舊宇宙中脫胎出來。所以在證實法中，在過關當中，有時候也會用舊的理去衡量一切，說簡單點就是放不下人的觀念，看不到法的真實展現，用人心對待法，所以才會摔跟頭，給自己修煉製造障礙，給師父正法帶來難度。當我們完全放下自我，真正按照師父所說的去做卻發現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這時我們能真正體會到師父所說的：「這本書是萬能的，無所不能。」（《在北美首屆法會上講法》）

（首屆大陸大法弟子修煉心得書面交流大會交流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