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2月我弟弟劉欣(化名)、還有一個表哥周旭(化名)去北京上訪,在北京天安門被惡警抓押在北京辦事處,因周旭不配合邪惡、堅持煉功,被北京辦事處惡警打得遍體鱗傷。他們倆被我們當地惡警帶回當地派出所後,被兩個惡警狠狠地毒打了一頓,打得他倆是身上沒有一塊好地方。惡警將他倆毒打了一頓後送進當地拘留所非法拘留了15天,在拘留所非法拘留的15天裏,他倆被拘留所的惡警指使犯人天天進行毒打,直到被放出的那一天。那些邪惡之徒在拘留我弟和表哥的同時,還對我弟和表哥各罰款2000元,因我弟沒錢,鄉政府的邪惡之徒就扣壓了我弟的摩托車,揚言不交錢就不退摩托車。
因他倆去北京上訪,我村其餘堅持修煉大法的弟子全部被當地鄉政府的邪惡之徒劫持到鄉政府強迫進行洗腦。我母親當時在我家幫著帶出生不到2個月的小孩,也被鄉政府三名惡警把她逼回鄉政府洗腦。他們每天被逼早上去、晚上回,一直持續了半個月時間的洗腦班。每天一到那裏,就逼他們看報紙上造謠、污衊法輪大法的東西。還叫他們每人交一百元錢的生活費。不聽他們的安排就毒打。一直到劉欣、周旭他們倆在拘留所放回來才讓他們離開洗腦班。然後逼我家交出2000元錢取摩托車,揚言不交就拆房子,無奈我父親母親把家裏唯一的兩頭豬和耕牛賣了湊齊2000元錢,取回了摩托車。
2000年5月我弟劉欣到一位功友家去煉功,被南河鄉的一個管治安的發現了,又把劉欣抓去派出所狠狠地毒打了一頓,手銬銬得他手麻了半年,又被派出所非法拘留15天。更邪惡的是,那些惡人又跑到我舅舅家去找我舅舅(大法弟子)和表哥周旭,說是叫我舅舅他們父子倆到鄉政府去。因我舅舅和表哥抵制邪惡,不隨同他們去,那些邪惡之徒就強迫拖上車,拉到派出所毒打一頓,並和我弟三人一起被押送到當地看守所又拘留15天。在拘留所非法拘留的15天裏,他們同樣被拘留所的惡警指使犯人天天進行毒打,直到被放出的那一天。
這次我母親還是在我家帶孫子,鄉政府的邪惡之徒又到我家把我母親哄騙回去,說是回鄉政府說清楚就讓我母親回來帶孫子,誰知一到仍然是進行強迫洗腦。同樣還有其他大法弟子,每天還是早上去、晚上回。等到我弟和我舅舅、表哥他們三人放回來還要和他們一起洗腦,逼我弟他們寫「悔過書」等。一直又持續了15天至20多天,還是不肯放,還要我弟他們每人交幾百元錢作為保證金。有一天我弟他們不服從鄉政府的邪惡之徒安排,寫了一份要堅修大法和還師父清白及法輪大法如何教我們做好人的認識讓他們看,目的是讓他們知道大法好。可是鄉政府的邪惡之徒看了,一個個氣得發瘋似的。這樣又驚動了派出所的惡警們,整個市也都驚動了。我母親、舅舅、表哥、弟弟四人堅持說要堅修大法,在鄉政府被邪惡之徒毒打一頓後,被派出所的惡警們押到派出所更是把我弟他們往死裏打。最後我的家人被送到市看守所又非法刑拘了30天。非法刑拘1個月後,我弟他們又被非法關押在鄉政府洗腦、逼寫「悔過書」,持續20多天。釋放後鄉政府不法人員要求我弟他們天天到鄉政府報到,不准外出打工。直到現在鄉政府規定他們:過年、過節叫他們必須到鄉政府報到。外出必須跟他們報到、請假;不請假、不報到邪惡的鄉政府說就是犯法。試問我們的人權何在,人身自由何在?
2001年元月我母親去北京上訪,在北京天安門被惡警抓押在看守所,兩天後把我母親押回到北京辦事處。關押了3天後,我們市派出所來了二個惡警,叫我母親交400元錢的生活費給北京辦事處,然後押回市看守所刑拘我母親一個月。一個月後惡警把我母親押回鄉政府,剛押到鄉政府立刻就毒打我母親。同時又劫持我鄉堅持修煉大法的弟子到鄉政府強迫進行洗腦。又是持續了十多天,在強迫洗腦的那十幾天中我母親幾乎每天都要挨鄉婦女主任的腳踢,踢得我母親兩腿青一塊、紫一塊的。
同時因母親上訪,鄉政府對我家非法抄家、又罰款,因我家已經拿不出一分錢,那些鄉政府的邪惡之徒就從我家搶走我家過年的所有臘肉、黃穀200多斤、還有一台家裏唯一值錢的電風扇。春節過後,一位同修去看望我母親,給了我母親400元錢,被村長知道了,邪惡村長打電話告訴了鄉政府,鄉政府邪惡之徒又像強盜一樣跑到我家搶走了那400元錢。這就是邪惡江政府的:「政治上搞臭,經濟上搞垮,肉體上消滅」的真實寫照。
以此揭露江××政治流氓集團的罪行,為國際調查組織、世界人權組織、國際法庭提供證據,將江氏集團的罪行曝光於光天化日之下,使它們得到應有的可恥下場,早日停止這場對善良人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