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7.20江氏集團鎮壓法輪功,我為了去向政府說句公道話,就同功友一起於99年臘月28日去北京上訪,在天安門被公安分局抓捕。派出所抓回後非法拘留我15天。
2000年正月20日當地派出所指導員把我從拘留所拉回後,送鎮「計生辦」,「計生辦」主任滿嘴噴著酒氣,用巴掌在我的臉上反覆的猛打,直到他的手打紫了打痛了,就拿爐鉤子燒紅了,準備烙我的臉,他拿在手裏在我的臉上比量了一下,沒敢烙就扔了。接著他又氣急敗壞的拿起一把上煤用的小鐵鍬,用足了勁掄起來翻來覆去在我的臉上打,直打得我的兩腮腫得很寬,他就又用小鐵鍬猛拍我的的前額,一會我的前額也被打得腫起了很高,兩個眼睛充血都成了紅的,整個臉都扭曲變了模樣。當時一位功友一看到我被打成那模樣,都不敢看我,在一邊偷偷地哭。派出所指導員打完後,鎮宣傳委員逼我脫了衣服,只穿秋衣秋褲,兩手舉著五、六十斤重的大煤塊,光著腳,他還在我的腳後跟下放兩塊三角小石頭,讓我踩著,在零下10多度的院子裏站了有兩個半小時。當時所有「計生辦」人員親眼目睹。
3月11號,鎮黨委秘書、宣傳委員把我踹倒跪在地上,兩人在我身上亂踹亂踢。他們打累了又要我在計生辦樓頂上脫了衣服,赤著腳,兩手在頭頂上舉著一臉盆水,黨委秘書手裏拿著四、五根電線,在我的身上猛抽,直抽得我身上的秋衣都滲出了血。這時他身上的傳呼機響了,他才把手裏的電線一扔走了。這時鎮宣傳委員又逼我趴在地上,拿著我的腰帶抽打我的身上和雙腳,直到把我的腰帶都打壞了才罷休。這整個一下午的折磨使我三個晚上不能躺著睡覺,秋衣被血粘在身上脫都脫不下來。那天的下午還有三位同修,他們被暴徒強迫蹲在樓梯頂上,有的兩手舉著水泥塊,有的兩手舉著大木頭。
四月十號,晚上九點多,我們八個功友都躺下休息了,兩惡警在酒店裏喝完了酒,又竄到「計生辦」,(關押法輪功學員的地方),將我們全部趕出屋。當時我們都只穿秋衣,赤著腳,他倆把我們全部踹倒在院子裏,他倆用穿著皮鞋的腳不分男女挨個在我們身上踢,用腳後跟跺手指頭,跺太陽穴,還用大針在我的腰上連扎10多針。他們一邊打一邊罵:「上面說了,對法輪功怎麼做都不過分,打死算自殺。」事後我發現我的整個胸膛都變成了青的。我妻子被他們摔休克了,他們方才罷休。
六月五號,兩惡警晚上把我叫到院子裏,問我法輪功是不是X教,我說:法輪功教人做好人,不是X教。他就叫我脫光衣服,光著背,這個邪惡之徒把我的腰帶抽出來,開始他用皮帶抽我的頭和脖子,後來這個惡徒竟然把皮帶倒過來,拿著皮帶頭用那個大鐵疙瘩,掄起來抽我的上身,當有幾下打在我的胸膛和心口窩時,我感到肚子好像裂開似的。我本能的用兩手托住肚子一頭栽倒地上,這時他嘴裏還罵著我,說我裝死,又叫我起來,他又用皮帶那頭抽,我的胸膛和肚子被他打出了血。
鎮政府不法人員僅2000年春節後這一次就非法扣留我們四個多月,這一年共非法扣留我們8個月之久。2000年3月某日晚上,由鎮派出所所長帶領七、八個惡警,乘兩部車來抄我的家,一進門二話沒說,問我家裏的錢放在哪裏,我說不知道,他們就用螺絲刀將我的三張寫字檯全撬了,所長拿去我信用社存摺一個,另一惡警拿走我現金40元,他們又拉走我的彩電一台、放像機一台、功放機一台、音響兩個、收音機一台、摩托車一部、電冰箱2組、驗鈔機兩個,連兩張新地圖都不放過也一起拿走。東西拉走,存摺拿去,條不打一個,直接就是搶劫。
2001年12月24日,我因傳真相光盤遭市公安局綁架。這天下午雪下的很大,市公安局政保科長帶刑警隊一名惡警夥同鎮派出所所長等10多名惡警,將我強行綁架到派出所,銬在鐵椅子上。刑警隊這名惡警給我強行打上背銬,並將我身上的鑰匙拿走。他們幾個人用條幅給我把眼睛蒙上,拿電棍猛電我的腋窩,並用小木棍撥我的肋骨,還用鞋底打我的頭和臉。
當天下午,他們又抄了我的家,把我兒子準備結婚買的29英寸彩電和影碟機拉走。派出所所長姜言民將我家的所有存摺全部抄走,他讓兩個惡警去信用社將沒加密碼的存摺2萬元全部提走。然後將我和妻子劫持去公安局,我被刑事拘留一個月,我妻子被非法拘留半個月。在看守所我臨出來之前,公安局政保科長帶刑警隊那個惡警,又打電話詐騙了我兒子1萬元錢。他們這不是名副其實的綁票嗎?真比黑社會還黑。
自99年7.20到現在3年半多的時間裏,我就被邪惡的市公安局非法拘留兩次,被送勞教所和洗腦班進行強制洗腦兩次,三個春節不能與家人團聚,被關押在派出所。3年半有一年多的時間被公安局、派出所、鎮政府非法關押,正常的生意不能做,父母子女及親朋好友都遭到江氏邪惡集團的嚴重迫害。
但是,無論邪惡怎麼猖獗,無論有多艱難,我們都牢記住師父的話:
大法徒,抹去淚,
撒旦魔,全崩潰。
講真相,發正念,
揭謊言,清爛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