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法輪》一下子打開了我思想昇華的大門,解開了我幾十年對人生、宇宙等不解的奧秘。那時候我的心情很激動,認為我前三十多年白活了,因為不知道為甚麼而活著。於是我逢人就說大法好,恨不得人人都來分享我的喜悅,恨不得人人都來得法。
修煉前,我患有嚴重的慢性萎縮性鼻炎(從小到大鼻子長年處於堵塞狀態)、胃炎、失眠症、多發性纖維腺瘤、痔瘡、氣管炎、耳鳴、腰子病;煉功數月後,全都不治而癒,特別是腰病──因在月子裏受了風寒和勞累,產後不能彎腰,整天腰酸背痛,嚴重地影響了我的工作和生活,我曾採用過服藥、磁療、進補等各種方式治療,卻都無濟於事。就在我修煉兩個月後的一天晚上,我打坐時,剛一入靜,便明顯感到後背有一只有力的手掌將一股巨大的熱流從我的左邊推向右邊,這種感覺持續了三、四天,再後來我只知道,不知從何時起,無論彎腰與否,我的腰已無任何感覺了。
慈悲的師父不僅在我煉功初期給我淨化了身體,更重要的是在我心性提高的方方面面,無不關照著我。由於自己學法不精進,思想業力的干擾,我提高得很慢,還走了一些彎路。這時,為我們操盡了心的師父利用工作上的原因,將我調到了一位精進的老學員身邊,為了我的提高不斷點悟著我。由於她經常批評指正,我認識到了自己的很多執著和不足。我越修越感到法輪大法字字是真理,是宇宙大法,為自己能領略到宇宙的些微真義而感到欣慰,而更使我常常激動不已的是:能與偉大的主佛出生在同一時代,得到這樣一部洪大精深的大法,我深感萬分榮幸!萬分福氣!
由於按照大法要求不斷地修煉自己,逐步克服了自己身上存在的不好的行為、不好的思想,做事儘量先考慮別人,遇到矛盾找自己,在工作中早來晚走,兢兢業業,不計個人得失,和同事關係融洽了,家庭和睦了,小孩的父親(以下簡稱葉)也對別人說:「自煉功後,她不和我吵鬧了。」一年後,廠裏將我提拔到領導崗位,任機動處副處長,並準備發展我入黨,黨組織多次找我談話,看我仍堅持不肯放棄對大法的信仰,對神佛的信仰,也只好作罷。98年經航空航天部批准,我又被廠裏評聘為動力機械專業高級工程師。
98年時,我們合肥地區一百七十多名各行各業知名人士、高級專業人士(包括作家、國家級演員等)聯名給社會各界寫了一封公開信「我們為甚麼煉法輪功?」信中談了我們自己的修煉體會,對佛法的認識,我們要讓所有的人知道,對神、佛的信仰並不屬於落後和無知,法輪大法不是迷信,他是一門玄奧、超常的科學,是比現有實證科學更高的科學,我們希望所有善良的人們都像我們一樣,因修煉大法而受益無窮。其實當時還有很多人因種種原因未能參加簽名。
正當我沐浴在大法的春風裏、不斷昇華之時,99年7月江澤民出於個人私慾,出於他原本就背離「真、善、忍」的本性,利用手中權力開始打壓法輪功,以栽贓、陷害、捏造、歪曲事實等各種手段矇騙和愚弄廣大的人民群眾,一時間天昏地暗,億萬名無辜的群眾在不明真相中被推向了罪惡之船。面對這一切,我們這些大法修煉的親身實踐者怎能置黑白顛倒、正邪不分而不顧呢?我們修「真、善、忍」,相信善惡有報,希望所有的人都好、都有好報,願用我們的善心喚醒他們本性的一面。我們希望國家不要失去她的尊嚴,在地球上有一個正確的位置。正是出於對國家對人民的負責,我們一次又一次地去北京上訪,用我們一顆顆真誠的心去面對凌辱,面對折磨。我們期望政府領導人哪怕能聽進去我們一句話,期望他們能深明大義,主持公道,站在真理的一邊!
我第一次上訪是99年9月5日。到北京後,找了個簡陋的民房剛住下,第二天,突然兩名聯保人員闖了進來,我們正在房間說話,一看桌上有一本經文,不由分說便把我們三人(當時室內有三人)帶到了豐台縣公安局,對我們一次次地審問,整整審了一夜。當聽到我們說打算去信訪局反映真實情況時,幹警中有的譏諷,有的辱罵,甚至毆打(我曾看到一名公安來回地擰一位同修的脖子)。第二天,合肥辦事處來人將我們送回了合肥。可就在我上班第五天時,西市公安分局劉科長等三人來到我廠,將去過北京的四人帶至公安局(據透露,是公安部來電命他們抓人),反複審問達17個多小時。直至凌晨3時,以強加給我們的罪名「擾亂社會治安」將我們押往拘留所關了十五天。在這十五天中,每天天一亮就開始串筷子,一直串到晚上睡覺。因不給帶手錶,又沒鐘,也不知時間,據估計每天至少勞動十四小時,還得熟練工。菜從沒換過一次,頓頓都是沒油沒鹽的水煮白菜。臨出去還強迫家屬交275元錢。
在我被關押的第二天,廠裏開辦公會議,免去了我的領導職務。回廠上班後,廠裏對我組成了一個「幫教」小組,由廠長、機動處長和葉(我孩子的父親)三人組成,規定我有任何活動必須向他們彙報,實質就是被「監管」了。半個多月後,由於我的態度達不到「上面」的要求,由街道出面給我廠六人辦的洗腦班,其內容除了對大法斷章取義、污衊造謠之外,再就是無休止地施壓:「你要再煉,就開除你,家裏親人和你斷絕關係,你就害了自己,害了別人」。明明是他們把我們往火坑裏推,卻反咬一口。每天辦班時還命機動處長停下工作陪我一起辦,只要我不「轉化」,他就不能正常工作。這次洗腦班持續了半個月。在洗腦班結束的當天,市委副書記徐道明來到廠裏洗腦班,聽說有一人因為去北京探親,剛下火車只因承認了一句「是煉法輪功的」,親人尚未見到,便被送回本地關押的事情後,對那人說:「你說自己不是煉法輪功的不就行了嗎?」嗚呼!堂堂一個市委領導竟公開叫人說假話!難怪當今執法部門流傳一句民謠:「說真話,上面罵;說假話,下面罵。」
因第一次上訪想說的話未說成,我於99年12月15日再次進京。到京後,聽人說信訪局已變成了公安局,只要是煉法輪功的,進去便被帶走了。當時我想,與其不給我們說話,乾脆上天安門煉功去,這麼偉大而神聖的大法在天安門煉,是天安門的榮幸,是我們中華民族的驕傲!於是我在天安門廣場煉站樁。
二十秒鐘後,一夥幹警瘋狂地把我們推上了警車,開往天安門派出所。審訊完畢,將我們推到關押室,門口有兩個打手強行搜身,稍有抵制則拳腳相加。我身後一男青年因懷揣一本大法書被打手打得倒在地上,手還緊捂著胸前,最後被兩打手順著地拖了出去,十分鐘後又進來時已是滿臉是血,衣衫不整,青年痛苦地說:「書沒能保住。」
當晚將我們帶進了安徽駐京辦事處──安徽大廈,約三十平方的一間房子裏有男女學員七、八十人,裏面兩個打手,一個是李鋒(音),一個姓康,只要稍有不從便拳打腳踢。一位大娘說了一句:煉功人怎能不煉功?他們便惡毒下流地朝她屁股上使勁踢,致使王大娘很長時間不能坐、不能睡,一個月後仍有碗大的一塊青紫斑不褪。
西市分局黃峰等將我們帶回後,五里墩派出所再次將我們關至拘留所,待遇同前一次。十五天後轉到看守所刑事拘留一個月,後由家屬找了多人,才將我擔保出來。此時工廠已從十一月份起停發我的工資,我每月只拿到生活費180元,據廠裏說是市政法委統一規定:只要不轉化,工資一律停發!
回來二十多天因正好趕上2000年春節放假,每天都有親屬、同學等來做工作,叫我寫保證。後來廠裏叫我參加西市區公檢法舉辦的洗腦班,時間是3月1日到31日。這個班是由29人二十四小時看住我們9人,寫了保證才給自由,才允許睡在床上,否則睡地下。我們7名女學員睡覺時,兩名男民兵就在地鋪邊「值班」。有天晚上我們煉功,一個名叫楊仁福的男民兵流氓地一把將我們的被子掀開,並用冷水潑我們。他曾殘忍地將六十多歲的老人一下推搡倒地。洗腦班上對於不屈服的,他們拿手的一招就是以「情」制人,把家屬喊來,告訴他們我們表現得如何如何不好。如一位學員的夫人聽他們告完狀後,一連打了他幾個耳光。他們把葉喊來,對他說我在這裏帶頭搞非法活動。葉一聽,不顧周圍有人,拍著桌子大罵起我來。我問看管:「我到底做甚麼非法的事了?」他低著頭嘟噥了一句:「不就是煉功嗎?」一個看管陰險地笑道:「我們不好打,有人好打!」通過一段時間的了解,工作人員大多數對我們態度有所轉變。一個民兵後來替我們放哨,還有一位工作人員對我說:「我每星期回單位時,領導都問我:『可(註﹕合肥方言,有沒有的意思)被他們同化了?』」看來人們都在逐漸地了解真相。
一個月的洗腦班結束後,由單位、家屬擔保讓我回去上班,可是我未接受洗腦,仍不發工資,依舊是監控、幫教,且較以前更升級。而葉也將這當成了領導交給他的一項政治任務,認真負責地去完成。一天上班時,我在一辦公室裏打了一個電話(當時周圍沒人)。晚上在家中,葉逼問我給誰打電話,見我不說一腳踢過來,緊接著拿起板凳欲砸我,孩子一見,嚇得大哭,他方罷手。後來他有了經驗,每次打我前,先將孩子鎖在另一房間內,如小孩不在家,他更肆無忌憚。有一次他用一個帶有金屬腿的板凳在離我不到一米處朝我頭砸過來,板凳順頭皮擦過。他常說:「他們逼我,我就逼你,誰叫你不想好好過日子。你不怕別人說你,我還在乎別人說我呢!你不轉化,你不要錢,我還要呢!」真可憐他好壞不分,是非不辨,而單位裏無論對我有甚麼事,總是先找他,由他對我傳達和「幫教」。有一天為了不讓一本經文落到他手,他狠毒地雙手按住我的頭使勁往牆上撞,發卡被撞碎,妄圖以暴力來逼我屈服。
在我上班的二十天裏,廠裏的宣傳也在加大打壓力度,大喇叭公開廣播,對我進京提出警告,我至今都不明白:我為甚麼不能進京?難道我進京殺人放火了嗎?為甚麼大法在其它國家都被認可,唯獨在中國遭到鎮壓?為甚麼國內宣傳工具攻擊我們大法的內容時,卻不敢讓人看大法書;不讓老百姓身體健康,不讓老百姓按「真善忍」做,欲將人民引向何方?為甚麼自稱為「公僕」,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卻不准「主人」說一句意見不同的話?當然,「為人民服務」及「全心全意」就更不知從何而談了!有很多人勸我:他們有權,你去硬碰不是吃虧嗎?也有人為自己開脫:這是上面的指令,我也沒辦法,我得拿工資吃飯。我為世人這種為保全自己而甘願沉淪的麻木不仁而感到痛心。然而真理終究是真理,正義永遠是壓不倒的,這就是為甚麼迄今為止已有二百多人為維護真理而被迫害致死的今天,依然有成千上萬的大法弟子前仆後繼、捨生忘死地護法正法!
2000年3月18日我第三次進京上訪。當晚,街道、單位共派八人去車站堵截,未成,又派葉和另一人連夜坐快車趕往北京,第二天在西站口將我堵住帶回廠裏。葉對我說:「廠裏叫我不要上班了,專門看你,我不幹,我把你交給保衛處。」後將我送至保衛處。(後來聽人說:「齊處長一聽說你上北京了,氣大了,說這次一定要讓你勞教!」)廠裏將我送到了公安局,又將我轉到看守所再次刑拘。我和其他功友在所內集體煉功、學法、洪法、絕食等,共同抵制邪惡,對看守所內形成正的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很多犯人思想都有所改變。所內許XX和姚X對我們說:「只要一出去,我就煉。」劉XX在獄中堅持煉功,在管教的毆打、手銬下堅貞不屈,堅持修煉,出獄後,已走在正法的行列當中!
在看守所裏過了一個月後,2000年5月17日我接到一張勞教通知書,在我不簽名的情況下,被強行送進勞教所。我實在不能接受這種非法行為,分別給省勞教委和市勞教委寫了一封申訴書,但如石沉大海,杳無回音。在勞教所裏,每個大法學員都被三至四名犯人看管,從吃飯、睡覺到上廁所等,甚至說話,一舉一動無不被嚴密監視。我們為了能煉功,為了堅持我們的合法權益,常被打、捆、銬、吊,可這些根本動不了我們的心。
在我此次被關押期間,2000年4月下旬,廠裏下了文件:凡因法輪功勞教人員,自動解除勞動合同。進勞教所半月後,葉一直不知我下落,到處打聽,最後於6月初在勞教所找到我,向我攤牌:「你思想不轉,到期也不會讓你出來的;如你能轉,我可以等你到期,否則我不可能常年一人帶著孩子。」看我思想依舊,他提出離婚。葉和廠裏有關人員、離婚辦有關人員又來了數次,在他的一再催促下,我們於8月初辦了離婚手續。
由於學法不紮實,在難中還有放不下的執著,加上思想中尚存一些變異了的人的觀念,我被邪惡鑽了空子,寫了一些不該寫的文字。單位一看我態度有所轉變,和派出所以「所外執行」為名讓我回廠一邊上班,一邊轉化別人。
正當我步入黑暗的深淵之時,師父的《窒息邪惡》一下讓我驚醒,師父在美國西部的三十分鐘講話使我明白:我走錯路了,悟邪了,自己被壞人利用了,趕緊改邪歸正,回到正法當中來。這次血的教訓再次告訴我,修煉是嚴肅的。偉大的師父再次將我從地獄中撈起,讓我深深體會到的何止是無言的苦度!何止是無盡的慈悲!
我上班後,勞教所管理科的幹警經常來看我,終於在12月初的一天對我「考察」後,管理科姓劉的科長說:「我看你就差一張聲明了!」叫廠保衛處齊處長將我送回勞教所。然而劉的話反倒提醒了我:對,趕快公開聲明。於是當晚寫了一封聲明信,第二天寄往女教所。內容如下:
所領導同志,我在省女教所內因頭腦不清醒,寫了不該寫的文字。現宣布自2000年8月19日至11月1日內所寫的所有文字全部作廢,特此聲明。法輪大法永世長存!
大法弟子:梅婷
我於第二天一早離開了合肥,投入到正法的洪流中。
第二天廠裏見我沒上班,派了六人去北京天安門抓我,一週後回來了,又在廠內一些大法學員家中搜查,到處打聽我的下落。
大陸弟子:梅婷
原單位:江淮航空儀表廠
2001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