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法會發言稿：助師世間行（瑞典）

【明慧網2001年3月30日】 我叫安妮，是在一九九五年四月李老師在瑞典辦七天班時開始了我的修煉歷程。儘管在那時我對氣功或修煉知道得不多，我可以用心感受到李老師的純正、祥和的場。從老師的講課中我得到了那麼多的答案，使我在以後很長一段時間裏，心情都難以平靜，我感到如釋重負。聽完老師講課後我的第一個想法就是他既是老師又是父親，幫助我分辨對和錯。通過修煉法輪大法我可以回到自己真正的家。我感受到了師父那偉大的慈悲。

當初在瑞典，我們沒有任何大法書籍。1995年底在我們第一次去北京時得到了中國法輪功英文本。身在中國，遇見那麼多中國學員並和他們交流修煉心得體會，使我對大法的理解加深了。我感到需要對法理解更多的迫切需要。因此我選擇在1996年獨自去中國，1997年春天回到瑞典。此時我對修煉更了解了，並決定開始在大學裏學習中文。

99年4月以來，中國的法輪功學員的處境劇變，而在瑞典1999年7月當法輪功在中國遭到禁止以後，我的處境也變化很大。瑞典學員一向是安安靜靜的，不為世人所知道的，現在必須站出來告知世人法輪功的真相。我被安排上電視接受記者採訪。這對我來說可不是一次小的測驗。從小以來，我都是個害羞的人，很難在許多人面前講話，修煉後有許多次我都為自己不能向別人表達我的想法和告訴別人我所悟到的法理而傷心。有一天，有人請我第二天上電視接受採訪。我的第一反應是，不，我不是能做這種事的人。因此，我就設法叫其它學員一起參加。有位同修說：我可以和你一起去，但如果他們只要一個人，那你就得去。

我打電話給電視台告訴他們我們會有兩個人參加電視採訪，可他們說他們只需要一個人。我對自己說，假如我把自己的執著看得比大法還重要，假如失去這麼好的機會，我能無動於衷嗎？假如我連這樣一個執著都不能放棄的話，我還能把自己當作個真修弟子嗎？我悟到這是在幫我放棄害怕自己做得不好的執著。師父在<真修>中說：我沒有因為遭了無數的罪而覺得苦，而你們還有甚麼放不下的呢？第二天上午在電視台我想，我是一個修煉者，我只要從心裏按著真、善、忍的標準去講就行了。此時我很平靜。整個採訪很順利地完成了。

99年1月中文系的教授建議我申請去中國學中文的獎學金。在那時，我並沒有去中國的打算。儘管我在申請截止前最後一天提出了申請，我並不想到中國去。在七月接受了那些採訪後，我突然獲得了去中國學習的獎學金。我很難做出決定去與否。我感到自己應該去。我告訴了同修們，以期等到他們的幫助。他們有的說不要走，我們這兒有這麼多事要做，再說我即使去了我也沒法和那裏的同修接觸。我感到頭痛，因為我在用人的思想在分析，想中國不會給我簽證的，因為我在電視和報紙上露面太多了。這是隱藏在我自己的害怕心理和對師父和法的不信任的另一個原因。

我突然悟到我的第一念才是最重要的。我還認識到我用自己的大腦所決定的每一個步驟，每一個行動都是很重要的。在去大使館的路上，我突然想起李老師給我們講過的話。師父在轉法輪卷二「佛性」中說：「一種觀念形成後，會控制你的一生，左右這個人的思想，以至於這個人的喜怒哀樂。這是後天形成的。」李老師在這篇經文中還說：「不形成任何觀念，看問題都有自己善良本性的見解，真正自己的見解，慈善主斷這件事情。」我悟到自己不應該用常人的方式來考慮該做甚麼，也不應被常人解決問題的方法所限制。我必須用自己明白法的一面。此時我不該先決定去還是不去，而應保持清醒的、平靜的、不為所動的大腦。我去了大使館，他們給了我入境簽證。

在我走之前，有的同修建議我在中國大陸不要和任何法輪功弟子接觸，這樣就不會給他們帶來麻煩。我想我得親眼看看中國的情形，再決定與同修接觸是對還是錯。開頭的一個月內，我不會觀察中國的情況。我感到很孤獨。我的內心深處渴望知道我的中國同修們怎樣。在這段極為孤獨的日子裏，我有時間向內找，發現了自己的一些執著。一個月後，我給一個弟子打了個電話。聽到同修的聲音，我感到既快樂又輕鬆。我們在一家餐館見了面。見到她時，我眼睛裏含著淚。他們忍受了那麼多！見到她我是多麼高興啊。儘管我們以前從來未見過面，我們都有許多東西分享。她給我講了她的情況。我了解到她們在高壓下仍然堅持修煉而感到十分高興。許多弟子去了北京，向中央政府上訴，要求撤回對李老師的通緝，釋放所有被關押的弟子，恢復大法的名譽等等。

此後又過了兩個禮拜我才再次與她聯絡上。我們又見了面，但這次是在她住的地方。我們暢所欲言。我對當時的情況理解加深了。我們交流了對法的理解和怎樣在正法中助師世間行。我們還聽了荷蘭媒體的對師父的採訪錄音。我離開時，她說下週我可以去和她一起學法。但那天後來我給她聯絡時，她沒有回音。我想我失去了她的聯繫。三週後的一天夜裏，我遇到「消業」而無法入睡。我的一半叫我煉功，但另一半卻要休息。就這樣持續了一夜。我感到非常累。但早上電話鈴一響我馬上感覺好多了。是我的那位同修打來的。又能聽到她的聲音我真高興。她問我是否願意去北京。我早就想去北京了，並一直在想怎樣找到其他的弟子。後來她告訴我她那晚煉功時她想到了我。

到北京後，她告訴我，我們將去參加一個新聞發布會。我們去了一家美髮店，這天大約會有三十位法輪功弟子向全球媒體講述法輪功在中國的情況，以及法輪功的真相。這些弟子中的許多人已在北京呆了好長時間，為的是找一個上訴的機會告訴政府法輪功好。在會上我遇到一個10歲男孩，他不怕被逮捕。在新聞發布會上，當我看到那些弟子失去了一切而仍然堅信大法，我多次流下了眼淚。這難道不是對世界大眾的慈悲嗎？這難道不是在同時又幫助中國大陸和海外的弟子趕快醒悟，而走出來講清真相嗎？他們一個個都那麼純潔，從大老遠來到這裏就是為了告訴全世界法輪功的真相。

李老師在美國西部法會上說：佛、神他可以為眾生、為宇宙的利益放棄他的生命，甚麼都可以放棄的，而且坦然不動的。新聞發布會後我遇見了許多弟子，聽到了更多的動人事蹟。在這時，我明白了自己成為正法的一部份是多麼的重要。我記起了師父在洪吟中的一首詩：「發心度眾生，助師世間行；協吾轉法輪，法成天地行。」

我在北京呆了兩個星期，幫助大家與外國記者聯繫。回到學校一週後，我知道一些海外弟子已到了廣州，我覺得自己應該去廣州。在去的路上，我感到越來越快樂，彷彿覺得自己離自己真正的家更近了。兩位同修到機場接我，當晚我就見到了更多的同修，其中有的我早先在北京見過。我們大家都忙著為第二天的心得交流會和接受海外媒體採訪而做準備工作。

那天深夜，警察突然來到了我們的住的公寓來逮捕我們。我很平靜。我們要求警察讓我們在公寓裏給我們集體合影。他們讓我們照了。大家微笑著合了影。即使在這險惡的關頭，他們都沒忘了自己是煉功人。即使在警察局，他們仍顯示了慈悲之心。他們問我覺得怎麼樣。在如此大的壓力干擾下，他們先想到的仍然是別人。這不正好表明他們已經去掉了為私的心和人的觀念嗎？

在警察局，警察問了其他弟子許多問題。我很驚奇地發現同修們能從法的角度出發，快速地回答那些問題。警察們也問了我許多問題，我一點也沒害怕。只想著如果這是我必須承受的，如果我必須留在這裏，我會自始至終牢記按照大法以修煉人的標準去行事。他們毫無理由地把我們困在警局，把大家分別鎖在不同的房間。我可以聽到警察在其它房間對弟子的咆哮。他們禁止我見任何朋友，也不准打電話。我抓住機會告訴警察法輪功的好處，在瑞典和其它西方國家也有許多人修煉法輪功。下午，一群「重要人物」來到辦公室，要我給他們看我的包裏有甚麼東西。我拒絕了他們並要求與瑞典大使館聯繫，他們仍然要我給他們看，我仍然堅持要求與大使館聯繫，隨後他們只好走了。要是我沒有堅信大法的力量，我那時肯定會嚇壞了。

十四個小時後他們釋放了我。他們開車把我送到一家旅館，我決定在那裏呆一天，找機會把我們拍的照片送出去。第二天我找到了能用電腦上網把照片送出去的地方。與在中國的一位芬蘭記者聯繫後，我才知道我們被逮捕的消息已傳遍世界各地。在回到旅館的路上，我不由自主地笑了，我突然明白了我們每個人在正法過程中的重要性。

回到學校後，我的老師開始反覆講那些污衊法輪功的謊話。該輪到我來告訴老師和同學們真相了。我告訴他們國外也有許多人煉。老師在課堂上不再講法輪功了。後來學校的外事部門的官員接到了市警局的電話，詢問那位叫安妮的學生是否還在煉法輪功。他回答說不知道。他隨後把我叫到辦公室，叫我不要在外面煉，但可以在房間裏煉。他還告訴我他的一個好朋友也在煉法輪功。他說只要我認為煉功對我自己有好處，他認為是可以的。

當時回到瑞典後我有些吃驚，我發現很難與別人交流我的經驗。我沒有讓其他人知道我悟到的法理。現在意識到與大家一起交流心得體會是非常重要的。尢其是在現在正法過程中幫助李老師。

這次能在中國居住對我將來的修煉是非常重要的。在此我想借此機會向中國的同修們致以深深的敬意。是他們以不同的方式讓我明白了「用理智去證實法、用智慧去講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與救度世人」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