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二一年,社區警察A及居委會工作人員B以及街道辦人員,總共四次上門。第一次,由A和B敲開我的家門,當時我老伴(同修)也在場。
他們進門就說,你還煉不煉法輪功呀?我說煉呀,這麼好的功法怎麼能不煉呢?!老伴講了大法如何好,我說,我們是按照真、善、忍做人,做一個更好的人。我說,請你把證件給我看一下。A拿證件,在我面前晃了一下。
我說,請問你們來幹甚麼?他說,上面有規定,有這份表填一下,在上面簽個字。我說,就是所謂的「清零」行動。他們說,你怎麼知道的?我說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知道你們也是執行上面的指示,但是這個字我是不會給你簽的,如果我簽了這個字,對你們不好。我沒有違反國家的法律法規,公民有信仰自由的權利。他們說,你簽了,在網上,就給你「清零」了,你在家該怎麼煉,還怎麼煉。我說,我為你們好,才不簽這個字,國家現在是辦案終身負責制,為了你們將來好,所以我不簽。
B還用威脅的口氣說了一些恐嚇的話,我也沒有被帶動。我們兩人給他們講了法輪大法洪傳世界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全世界都有人修煉法輪功,而只有中國不准煉,誰正誰邪不是一目了然嗎?並且講了善惡有報的道理。就這樣,他們沒有得到想要的結果。
他們走了之後,我心裏有一些後怕,我看了明慧網被騷擾綁架的文章。但轉念又一想,我不能有這種負面的思維,他們上門也許就是來聽真相的呢?我就向內找自己,有甚麼心被邪惡鑽了空子?只是表面上找一找,沒有找到隱藏很深的執著心,也沒有全盤否定邪惡的干擾。
結果,兩個月後,一天下午兩點多,有同修記錯了學法時間,剛到我家,就有人敲門。我開門一看,還是原來的兩個人,又是他們。我說幹甚麼呢?他們說來看看你。我說,有甚麼好看的?他們說(指同修)她是甚麼人,來幹甚麼的?同修說,我是來送東西的(她當時正好帶一點吃的東西過來),我走了。他們也沒說甚麼。
其中,B講了一個同修是中學老師,因修煉法輪功被(非法)判刑後,養老金沒了,心臟不好,要做搭橋手術,要自己花錢如何如何。我說,你們也真是夠殘忍的了,人家都這樣了,你們還騷擾人家,良心上過得去嗎?我講了文革期間迫害老幹部的北京市公安局長劉傳新畏罪自殺的事情。他們都沒有作答就走了。
第三次,是一天上午,我和八十多歲的母親正在家裏包餃子,還是他們兩個又敲門。我開門,站在門口,我在門裏,他們在門外,開始了我們的對話。
我說,又來幹甚麼?他們說看看你。我說,我很好。不用你們看。他們看到我母親,我說,這是我母親,八十多歲了,我希望你們說話不要讓她聽,免得她受到傷害(因為我在二零零八年被邪黨勞教迫害過,我母親心裏害怕)。他們說了幾句家常話。
這時,正好我兒媳從外面回來,問我:他們是幹甚麼的?並問他們:你們幹甚麼的?他們看我兒媳婦說話不好聽,臉色也不好看,就走了。
我想,真是沒完沒了了,不能這樣被動,我要多學法,在法上提高上來。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三日上午十一點多,又有人敲門,我去開門一看,在電梯門口與家門口站了三個女的、一個男的,當時A躲在大門左側,我沒看到。我問來人,你們找誰呀?他們其中一個人說,你是某某嗎?我說是呀,你們是哪裏的?找我幹甚麼?他們說是某街道辦的,他們都戴著口罩,我說,請出示你們的證件,我用手機拍下來。他們面面相覷,誰也不拿證件。
其中有一個人說,我們就是來問問你還煉不煉法輪功了。我提高了聲音,我說,我有權利不回答你這個問題。他們說,對,你可以不回答。我說,你們回去用手機在百度上搜一搜,看看十四種邪教有沒有法輪功,你們這是對我家庭生活的干擾。這時他們沒有一個人說話。
A從大門左側過來,笑瞇瞇的樣子,說:你看,有人看到不好。我說:我沒有甚麼可怕的,倒是你們,你們都幹了甚麼事?我責問A:你這一年到我家多少次?他說:我來了四次,下次我再也不來了,這是最後一次。我說:由於剛才情緒激動,說話聲有點大,請你們諒解,假如有人一年到你家上門幾次,你是甚麼想法?他們都走了。
通過四次上門騷擾,我就在想,他們為甚麼老是來找我呢?肯定是我有漏、有執著,靜下心來反思自己,找出了自己有許多的執著心,如怨恨心、爭鬥心、利益心、對兒子、孫子、孫女的情太重,還有怕心等,沒有去掉。
這幾年,雖然一直參加集體學法,但是沒有真正的學法得法,煉功也不能五套功法一步到位,三件事做的不好,被家庭的情拖著。
我每天執著於兒孫,不就是溫水煮青蛙,不自覺被情拖下去,還不知道,搞的自己每天精疲力竭,不按師父說的把三件事做好。
二零二一年的四次被騷擾,就是那時修煉狀態的反映,由於沒有正視和改正,從而在二零二二年三月十八日一大早騎自行車買早點時,被重重的摔了一跤,這一跤徹底摔醒了我,我不能再這樣下去,更不能忘了自己的誓約,要抓緊時間好好實修,跟師父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