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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青海真相插播者孫兆海
十九年冤獄 九死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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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兆海（孫照海），男，出生於黑龍江省佳木斯市的一個普通家庭。童年，他在父親的家暴中長大。二十歲，患上被稱為」不死的癌症」──肺結核，雙側肺有空洞，咯血，身體病病怏怏，瘦骨嶙峋，終日苦不堪言。
一九九七年，孫兆海與妻子共同修煉法輪大法，找到了人生的真諦。更神奇的是，他身體的疾病不治而癒了。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就在孫兆海沉浸在修煉法輪大法的喜悅之中時，一場邪惡的鎮壓突然降臨。孫兆海與其他千千萬萬的法輪大法弟子一樣，不畏強暴，毅然地走上了證實大法，維護大法的行列。
為了讓更多的人不受中共謊言的矇蔽、了解法輪功真相，二零零二年，孫兆海參與了以電視插播的方式向甘肅省和青海省的民眾傳真相，被中共非法判刑十九年，那一年，他三十四歲。
從三十四歲到五十三歲的十九年，人生中如此重要的年華，孫兆海卻被迫在蘭州監獄中度過。那裏，邪黨人員為了迫使孫兆海放棄信仰，多次給他關禁閉和小黑屋，戴腳鐐、「熬鷹」、冷凍、限制飲食、禁止睡眠、坐老虎凳、睡死人床、野蠻灌食等。他還被警察群毆致兩處肋骨骨折；在警察的默許下，犯人將他毒打致腦震盪。
孫兆海走過蘭州監獄十九年的非法關押，獲得自由後，他描述了自己遭受滅絕人性折磨的一個片段：
「一個月後，我從禁閉室被放出來，又立即被關到監區的小黑屋，當時我的身體已經是很虛弱了。在小黑屋裏，我連續九天沒有合過眼。他們強行讓我坐在小塑料凳上碼坐，就這麼熬著，用他們的話稱之為『熬鷹』。
「我昏厥後，將我扶到小塑料方凳上趴在靠背上，讓我睡了四個多小時，接著又是三天三夜沒有閤眼。那時我不知道自己的極限在哪裏，也不知何時是個頭！只感覺每一分、每一秒是那麼的漫長，那真是度日如年啊！」
以下，孫兆海先生講述了自己的人生經歷和苦難遭遇，以及他對法輪大法的正信。
一、苦難人生 幸得大法
我叫孫兆海，一九六八年出生。父母是雙職工，家裏四個孩子，我排行老二，很小就比同齡人早熟些。
從小我喜歡讀書，小學三年級伊始，常用漢字還沒認全，我便捧著一些古代的小說看，只要能找到的書，無論是否能看懂，能否理解，我都看。自己有點零花錢，就去買書或者在馬路邊租書看。我像個書呆子，對書愛不釋手，甚至有些廢寢忘食。
我如癡如醉的看《三俠五義》、《岳飛傳》、《封神演義》、《三言兩拍》等。通過讀書，我了解了一些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這些傳統文化潛移默化的薰陶了我的性格：骨子裏為人仗義，愛打抱不平，誠實守信。
從我記事起，家裏時時籠罩著家暴的恐怖陰影。我父親不但脾氣暴躁，還嗜酒，心情不順的時候，就打我們和我母親。十二、三歲時，我因一點小錯，實在太恐懼挨父親的打，萬般無奈之下，我決定離家出走，到鄉下親屬家裏。那個年代，通信不發達，兩個多月後，我才回到家。或許父親擔心我再離家出走，以後我幾乎不挨打了。
母親遭父親家暴，看不到生活的希望，在我六、七歲時，曾喝農藥自殺，幸運的是被搶救過來了。當我十八歲的時候，我就開始保護母親，每次父親要家暴母親時，我就把母親擋在身後。從那以後，他們在一個屋簷下開始分居。一九九零年，我父親病重，善良的母親沒有抱怨，伺候他到臨終。
我的童年是不快樂的。上初中的時候，我就有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就會常思索人從哪裏來？為甚麼會有人？百思不得其解。我雖看了很多書，心裏的答案依舊沒有得到解答。
一九八五年，那年我十七歲，初中畢業的我通過招工考試，成為佳木斯友誼糖廠車間的工人。一九八八年，在職學習，得到相當於高中的畢業證。就在我的生活漸漸朝著好的方向走時，一九八八年底，二十歲的我發燒一個多月後，去醫院拍片子檢查，診斷我患上了肺結核三型。此後，我在廠醫院吃抗結核藥物和打點滴，身體瘦弱不堪。有個颳風下雨，我都得感冒，總是病病怏怏，喉嚨氣喘，渾身無力。
一九八九年秋，我的雙側肺有空洞，開始咯血，稍微活動一點就喘，到結核醫院住了兩個月的院。雖把病情控制住了，但仍避免不了每年稍有感冒發燒，我的結核病就復發，並同時伴有結核性胸膜炎。那個年代，結核病是無法根治的，被稱之為「不死的癌症」。我媽心疼地說：「我這個兒子白養了。」言外之意，我就是一個廢人了，這輩子完了。我身高一米七二，體重不足一百斤，瘦骨嶙峋。
一九九四年，我與妻子結婚。婚後我們彼此感情很好，還是相互比較珍惜，經濟條件還算可以吧。一九九六年，我調到單位公安處的經警隊。在這期間，我們單位科室的一位女同事，花了五、六千元錢做了一門氣功的傳功老師，我和妻子跟她學此功。
一九九七年三月，這位女同事告訴我，她煉了法輪功，並說這才是真正的正法，她讓我買一本名叫《轉法輪》的書，看一看就明白了。我聽到後很驚詫，一個傳功老師怎麼突然全部放棄原來的東西，改學另一門氣功了？
一九九七年四月初，我和妻子在休息日上街，在書攤上買了一本《轉法輪》。因為我特別渴望看書，我甚麼都不顧了，趴在床上用了三個多小時大致瀏覽了一遍。
讀法的過程中，我的心情激盪，眼中的淚水不住的流！我終於找到了我生命中苦苦追尋的！少年時期的我就在思索：人生的真諦是甚麼？《轉法輪》這本寶書解答了我生命中所有的困惑。我明瞭人生的真諦就是修煉──返本歸真。這個大法太好了！修煉兩、三個月後，我的天目開了，看到了法輪。靜下來的時候，感到身前、身後都有法輪在旋轉。
兩、三天後，我和妻子很快加入了集體煉功、集體學法當中。在集體煉功的第八天，早晨剛煉完功、準備往回家走時，我突然感覺胸口和後背劇痛，痛的我腰都直不起來。我當時沒有害怕，我知道，是我身體上不好的東西要去掉了。我沒有告訴任何人，慢慢的彎著腰往家走。煉功場離我家一、兩百米吧，也就是三分鐘左右的路。我還沒進家門，突然疼痛感奇蹟般的消失了。我知道，我的肺結核被徹底的根除了，我的身體被師父徹底的淨化了！
二、風雨突變 矢志不移
我有著淒慘的童年、悲苦的青年時期，法輪大法的佛光把我所有的苦難盪滌殆盡。就在我沐浴在修煉法輪大法的喜悅中時，風雨突變。
一九九九年「四﹒二五」後，很多煉功點被公安警察騷擾，我在沿江公園的煉功點煉功。一天煉完功，一個身材不高、其貌不揚五十多歲的老頭，說自己是新得法的，要跟著我回家認認門，我就把他領到了我家。
到我家之後，我和他聊了聊得法的體會。他看到我剛剛請到的兩本師尊的《悉尼法會講法》和《美國法會講法》，就說他沒得到。我雖不捨，但還是送給了他，他堅持付了錢，便離開了。之後我再沒有見過他。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聽其他法輪功學員說政府要取締法輪功，我們十多個法輪功學員決定一起去北京上訪，為法輪功說句公道話。在去北京的火車上，一些同修被劫持下車，還留下七個人。火車還沒有出黑龍江省，很多其它地區的法輪功學員也被當地政府攔截回去。聽說北京站查的很嚴，為了確保能進京，我們在離北京最近的三河市下車，七個人分了三伙，坐依維柯客車去了北京。
那是七月二十二日下午三點，在三河市政府門口，我們看到了一些聚集的法輪功學員，外面的擴音器中開始播放取締法輪功的通告。我和鄭立斌（已被迫害離世）駐足聽了一會兒，沒有和三河市的法輪功學員搭話。
聽說北京法輪功學員被抓已經好幾天了，我懷著壓抑焦慮的心情，坐依維柯前往北京。途中，有兩波哨卡武警上車檢查。當時天氣悶熱，心裏焦急萬分，我希望儘快能進北京。
到了北京是下午五點多。我們坐出租車到了府右街，又到了天安門廣場。廣場上三步一崗、五步一哨，便衣隨處可見。雖然氣氛很緊張，我心裏沒有一絲害怕。到地壇住旅店時，已經晚七點多了。此時，我既焦慮又迷茫，最強烈的想法就是能跟北京的法輪功學員聯繫上，溝通一下，怎麼做更好。
在北京房山區的南尚樂村，離公路不遠處有一座山，山上有一座廢棄的白塔。八月初，在這裏召開了有二百名左右法輪功學員參加的法會。其中大部份是北方的法輪功學員，覆蓋了大半個中國北方的城市。法會召開的目地是面對當前的高壓局面，我們該如何做。多名法輪功學員交流了自己的感想，和這一段時間的見聞。我們達成了共識，讓更多的法輪功學員走出來，證實大法，維護大法。在這次法會，我們還集體煉了動功。
便衣上山查看，我們便散開，下了山。到了公路上，有幾位法輪功學員被非法抓捕。此次法會驚動了羅幹，後被當作「大案」、「要案」來查。
我在北京開完法會後，我回了一趟家鄉，和一些同修進行了交流後，又再一次進京。我妻子也毅然的向單位遞交了辭職信，借了幾千塊錢和我一起進京了。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四日是中秋節，本是闔家團圓的日子，但因為電話被監控，晚上七、八點鐘，三間房派出所的警察和還有一些武警，闖進我們在通州租住的五、六十平方米的房子內。屋內有十幾名法輪功學員，其中我、我妻子和尹海珠是佳木斯市的，還有其它幾個地區的。
我們被綁架到北京三間房派出所。我們幾個男法輪功學員被聯防隊的武警毆打，警察給我們做筆錄。除了兩位懷孕的女法輪功學員外，其他的人都被劫持到朝陽區看守所。我妻子因有身孕，被單位來人接回佳木斯。
 酷刑圖片：被警察毆打 |
我和尹海珠被非法關進朝陽看守所，條件很不好。因為我是新去的，他們欺負我。因為關押的人太多了，讓我在地上側身立著睡覺，人擠人的睡覺。
四天後，佳木斯駐京辦事處人員去了朝陽看守所，把我劫持回佳木斯市。坐火車時我被戴著手銬，二十六、七個小時坐著硬臥，到了我居住地的派出所。
在這裏提及一件神奇的事情：我被非法抓捕的時候，北京的警察讓我把東西收拾好。我把十幾個人看的大法書和大法資料，還有兩件衣服裝在了大帆布的旅行包裏。從租住處提到派出所，再提到北京朝陽看守所。
回到佳木斯後，在坐車去派出所的途中，我看到弟弟在去我家的路口出現，我對警察說：「停車，把我的東西給我弟弟。」我把裝著十幾本法輪功書籍的旅行袋交給了我弟弟。本來我在火車上有機會走脫，但是一想到有這麼一大袋的大法書籍，我不能捨棄。就是這顆純淨的心，所以出現了奇蹟，保護住了大法書。
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在永紅分局辦理進看守所的手續後，我被劫持到佳木斯市看守所。這裏一天兩頓窩窩頭，喝鹽水蘿蔔湯，沒有油。由於小時候總吃粗糧吃傷了，此前我一直不吃粗糧。對我而言，窩窩頭太難以下咽了，一頓只能吃半個，後來漸漸能適應一些了。
一個監室有十五、六個人，當時被非法關押的還有法輪功學員馬學俊、王文義等五、六個人。我妹妹找關係，帶著分局的人來了，說讓我寫一個「不煉功的保證書」，然後放我出去，我沒有同意。
三、第一批被非法勞教 飽受兩年摧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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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龍江省佳木斯市勞教所地處佳木斯市西郊西格木鄉境內，大門朝北開，佔地面積大約十三多萬平方米。該勞教所隸屬於佳木斯市司法局。
為了迫害法輪功，佳木斯市市委、市政府給勞教所投入大量資金，新建兩棟樓房，配置現代化監控設施。迫害法輪功學員的女大隊監舍樓於二零零零年秋季投入使用，佔地面積四千平方米，三層樓，建築總面積一萬二千平方米。
一九九九年十月中下旬，監室裏的喇叭裏播出了新聞，我被所在單位（糖廠）開除公職。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三日，十三名女法輪功學員和包括我在內的四名男法輪功學員在佳木斯文化宮裏被開所謂的「公審大會」，台上坐著公檢法司和「610」政法委等頭頭。我們在台上站了一下，就被非法宣判，以所謂的「擾亂社會秩序」的罪名，我們被非法勞教一到三年。我被非法勞教兩年。
在佳木斯西格木勞教所，第一頓飯吃的是黑麵發糕，沒有洗乾淨的凍南瓜，切成大塊，加點鹽就煮。沒有碗，幾個人圍著盆子吃，盆底一層泥。勞教所有兩個大隊，每個大隊有三個中隊。
我們四個人杜文福、劉俊華、我、吳春龍（杜文福和吳春龍已被迫害離世）開始在集訓隊，後來把我劫持到二大隊的四中隊迫害。二零零零年的夏天，開始蓋女子勞教所，我們被調到女勞教所做奴工，搬建樓房的材料，男、女勞教所很近，相隔五分鐘的路。
快入冬了，法輪功學員抓住機會逃跑。三十六個法輪功學員跑了三分之一，就是跑了十二個法輪功學員，這件事震驚了所有聽到的人，轟動一時。（當夜抓回了鶴北林業局的法輪功學員賈永發，被惡警殘暴毆打了幾日，一直遭受迫害到期，回家後離世。）
因為此事，我們被調回男勞教所。勞教所成立了教育「轉化」隊，強行「轉化」我們。教育科科長給我們灌輸中共邪黨的那一套理論，給我們洗腦。組織我們看「天安門自焚」偽案。
正值冬天，把我單獨關進夾在水房和庫房的監室。房間又潮濕又冷，有水的時候，地上都結冰。白天，我披著棉被靠著暖氣。防止我與別的法輪功學員見面，所以大多數時間是我一個人呆著，晚上睡覺就我一個人。兩個勞教人員監管我，上廁所時喊他們給我開門。大冬天在水房，我時常給自己澆幾盆冰冷的水，洗個涼水澡，排解壓抑的情緒。
一個多月後，一個有善心的警察（他妻子是法輪功學員）提議給我換個房間，說我被關押的時間太長，太不人道了。因為此事，本應給他提為副隊長，都不提了。又過了十多天，給我換到另外一個比較溫暖的監室，一個「轉化」的學員陪著我。
二零零一年中國新年的前兩天，我被調到一個不到二十人的大監室，他們全是「轉化」的法輪功學員（沒有常人）。因為他們的言論，我和他們之間有些爭執。為此，我被調到二大隊，我的身邊都是常人。白天他們出工，我在監室呆著。一次我在煉功，沒有看見追捕大隊長王鐵軍進屋，他兇狠的打了我兩巴掌。我在「轉化」隊時，警察們就公開跟我們說：「不『轉化』的法輪功學員，坐一天牢加期半天。」
 酷刑圖片：搧耳光 |
二零零一年八月，中隊內勤警察對我說：國務院下來紅頭文件，法輪功到期就得釋放。九月三十日，我非法勞教期滿。勞教所不放我，理由是：因為十月一日過節放假，怕我出去影響他們，長假結束後，聯繫當地街道再放我。我跟大隊內勤的警察說：我已經到期了，你們多關我一天，都是違法的，多關一天，出現的後果，你們自己承擔。
我找機會撞了一次牆，頭皮撞破，出血了。這個舉動驚動了他們，十月三號，毫無徵兆的突然放我了。通知我到管理科，我妻子和我妹妹，還有一個街道負責人來接我，我堂堂正正的走出勞教所。
兩年零三天的時間，在正常的生活狀態下轉瞬即逝。而對於失去自由、非法拘禁的我，太漫長了！地獄般的生活，使我的身心受到了巨大的摧殘。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媽媽，我媽媽高血壓引發了腦出血，一九九八年犯病後，癱瘓在床，我無法盡孝心。弟弟夫婦照顧她老人家，弟弟夫婦沒有工作，這也是我最擔心的。我妻子一個月也僅有幾百元的工資。
四、插播真相 陷冤獄十九年 九死一生
非法勞教結束後，我的名字上了佳木斯「610」的黑名單。因為公安的騷擾，我在家裏僅過了一個中國新年，便離開了家，在市裏租了個房子。那時，一到晚上持續到半夜乃至凌晨，經常聽到瘆人的警笛和瘋狂的砸門聲，法輪功學員時時都面臨被非法抓捕。
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日，佳木斯有線插播成功後，即使我沒有參與，「610」人員仍把年輕的男法輪功學員視為重點目標，因為我堅定信仰，沒有妥協，我被他們視為是重中之重的人物。
那天我同我的妻子在一家餐館聚餐，慶祝我們結婚八週年，並約定過幾天我三十四歲生日時，再給我過生日，然而我卻沒有等到這一天。這一次分別，在此後近二十年的時間裏，我們再沒有相見。再見時，昔日恩愛的夫妻已成了陌路人。
因為我被列為首要抓捕的人物，在其他法輪功學員的規勸下，被迫離開了家鄉，流離失所。七月份的時候，我接到了家鄉的消息。在我市大搜捕中，因為沒有抓到我，就把我妻子非法抓進看守所，非法關押了一、兩個月。她在單位和家人的逼迫下，脫離了修煉，並由我妹妹出手續，在我不知情的情況下，同我辦理了離婚手續。更為邪惡的是，為了驗證她是否真正脫離修煉法輪大法，她們單位在聚餐時，逼著不會喝酒的她喝酒，並將她灌的爛醉。
（一）成功插播
在山東省，我和幾位家鄉的法輪功學員匯合後，一致認為雖然是在流離失所，也要利用最有效的方式，向民眾講清真相，揭露中共的謊言。看到長春插播產生的效果，力度非常大，能震懾邪惡，揭露迫害和講清真相。我們幾個人一起想要搞插播。
學會技術後，經過一系列的籌備，我和雙鴨山的一位法輪功學員帶著二十餘台插播機器從山東省運到蘭州市，原打算把技術教給蘭州法輪功學員，後因蘭州同修被抓，人手不夠，我就參與了插播。
在甘肅省蘭州市，所有參與插播的同修掌握技術要領後，統一定在八月十七日晚上七點進行插播（有幾個地區因為機緣不成熟，沒有在原定的十七日插播，而是在十八日晚上插播的）。八月十七日，在甘肅部份地區和青海省西寧市成功的在《新聞聯播》時段進行了插播，在當地電視台的四個頻道同時播出。
我和甘肅慶陽市的一位法輪功學員到西峰區後，我們在醫院前面的花園稍作等待。我心裏想：七點鐘的天還很亮，人也很多，如果下點雨，人能少一些。於是我們兩個打車去目的地，當出租車啟動的時候，開始颳風，風非常大，風起雲湧，路上的行人匆匆忙忙，迅速的躲避風雨。
離目的地不遠的時候，豆大的雨點下來了，路上已經沒有行人了。我們到達後，雨點雖大，但是雨密度不大，呈現出越來越小的趨勢。等我們上到房頂，把插播的設備都準備就緒、光碟放到設備上時，雨停了。我當時就想到了，我們做的這件事情是最對的，所以才會有這麼神奇的事情發生。
當時全國各地對法輪功鎮壓是很嚴重的，蘭州市是江魔頭上海幫的地盤。我沒有太多的害怕，就覺的自己應該做這件事情。插播成功後，我和當地的法輪功學員分開了，我坐車到了江蘇省無錫宜興市，探望那裏打工的親屬，準備再返回山東。
由於我自身的不嚴謹，我跟西寧的法輪功學員聯繫時，手機被定位了，江蘇省公安廳和無錫市公安局的警察在宜興當地把我非法抓捕。後來得知插播發生後，江氏流氓集團成立專案組，全力動用資源，要儘快破案抓人，而我又成為了邪惡網上追逃的第一號。
（二）在宜興看守所，遭受銬地環，毒打致耳膜破裂，被野蠻灌食
我被綁架到宜興看守所，我的手戴著束縛帶（活動範圍只能解手、吃飯），腳上戴著腳鐐子；我絕食，被灌食；我被銬在地環上一晚上，躺不下，坐不下，還站不起來，上半身搭在床上，下半身在地上，後背仰靠在床上，腳固定在地上，特別難受的姿勢。我從來沒覺的一天二十四小時這麼漫長，一分一秒都是煎熬！
第二天，我被綁架到宜興的公安賓館，被非法提審。在非法審訊期間，不讓我睡覺，有六個特警（很多都是江蘇省武術比賽中獲得過名次的）分成三班，一個個其貌不揚。剛開始，他們表現的不那麼邪惡，而是千方百計、想方設法套我的話，問我們做插播的人和設備。
當他們甚麼都沒問出來時，惱羞成怒，一個江蘇公安局的警察氣急敗壞，坐在我身後用髒拖把劈頭蓋臉的打我。又有一個警察打我耳光，導致我兩耳耳膜破裂，聽力嚴重下降。他們讓我坐在長方形的木頭箱子上，幾天都沒睡覺，最難熬的時候，眼睛都直了。
一個月後，我被蘭州市公安國保劫持到蘭州新建的第二看守所非法關押。因為在那裏幹活（撿瓜子、撿大豆等）不配合，手背銬在後面，他們自己製作的銬子，腳就用腳鐐子，用鐵絲把手銬和腳鐐子串到一起，讓我站不起來，坐坐不舒服，躺不下，銬了半個月。
兩次背銬串聯就是那種站不直、坐不下，躺著也難受的懲罰模式。但那時的看守所被當地的法輪功學員用生命和鮮血開創的環境還算寬鬆，學法、煉功幾乎沒有干擾。
 酷刑圖片：銬地環 |
在看守所裏，我碰到了一個號長，他在蘭州是有一些名氣的詐騙犯。之前他當號長的時候，號子裏有一位五十多歲的法輪功學員。他將我要到他的號子裏，和他在一個鍋裏吃飯，並時常向我了解修煉中的事。
他親口跟我說，有一次，他跟那位法輪功學員爭論神佛、修煉的話題，爭執的不亦樂乎。到了睡覺的時間了，他躺在床上，頭腦中還在翻騰著爭論的話語。突然間，在他眼前呈現出發著白光的佛的光影，他驚訝的「忽」一下從床上坐了起來。自此以後，他相信有神佛了，理解大法弟子了。
一次午休，我們兩個人對著聊天的時候，他突然兩眼目不轉睛、直勾勾的看著我。我莫名其妙地問他：「怎麼了？」他也不回答。看一會兒後，他擺擺手，示意我讓開我坐的地方。我讓開後，他把值班的年輕犯人叫到身邊，又注目看了一會兒，揮手讓其回去值班。
他跟我說：「大海，你修成了。」他解釋道，剛才我倆聊天時，他看到從我的小腹部位冒出一股白煙包裹住我的身體，慢慢地將我的身體完全包裹住，而且這白煙越來越白，越來越亮，把他驚呆了。他有些不自信自己看到的，便把那個值班的犯人叫過來，卻發現那人全身都被黑黑的氣體包裹著。
他看到了超常的現象，對修煉有了信心。之前我曾幾次讓他看我手裏打印版的大法書，他只是表面答應，卻沒有看。這次經歷後，他主動拿起《轉法輪》看。剛看完第三講，他發現多年的慢性腸炎頑疾，竟然不知甚麼時候好了，吃東西不用忌口了，甚麼都敢吃了。他徹底信服了法輪大法的神奇與超常。
我和他在一起有兩個月左右的時間，分開後，他還找人照顧我，怕我在新環境中吃虧。不久他被釋放了。後來聽說他出去後，辦了一個實體公司。
二零零三年九月四日，在經過所謂的體檢後，我被看守所送到蘭州監獄。我身上帶著打印的《轉法輪》和一些師父的其他講法，被監獄獄政科的人員收走，我和其發生了激烈的爭搶。另一個貌似獄政科的領導示意，讓那個科員把東西還給我。因為我體檢單上填寫的身體狀況不合格，監獄拒收，我返回看守所。
（三）在蘭州監獄，被戴腳鐐、關禁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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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州監獄（即大砂坪監獄）位於蘭州黃河北面，佛慈大街298號。監獄生產區和生活區相隔，生產區包圍著整個生活區。監獄總佔地面積三十四萬九千萬平方米，在押人員四千多人，獄警一千多人。監獄奴役在押人員磨寶石、縫足球，做燈泡、燈籠，織地毯、織毛衣，做鋼門鋼窗等。
從二零零一年開始，此邪惡黑窩非法關押迫害甘肅省男性法輪功學員。二零零四年到二零零五年，被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最多，有一百二十多人。邪惡黑窩的「禁閉室」開始設在生產區，是一排有三十間左右的平房，兩邊開門。禁閉室有六個平方米大，水泥床用石頭砌上去，高低不平。前面是大便池，三十到四十公分的槽，空間走路，沒有窗子。
門外有一個空間為四平方米的鐵籠子，專門安排一批犯人，八到十人，二十四小時不離開，專門負責對關禁閉人員砸「鐐」，銬手銬、體罰等，值班獄警每晚兩人。後來禁閉室設至生活區，上面一層平房，禁閉室設在地下室，內設死人床、鐵椅子，泡沫牆，外面聽不到禁閉室的一絲聲音。
從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一日，監獄又一次瘋狂的迫害法輪功學員。有的法輪功學員被非法關在一間屋子裏，四個犯人輪流看管，不讓睡覺，一天一個饅頭，一小杯水，同時進行洗腦精神迫害；有的法輪功學員被關禁閉、戴上腳鐐、手銬；有的法輪功學員被吊在空中折磨；還有的法輪功學員面臨生命危險。
經過近兩個月的溝通，十一月二日，蘭州監獄同意接收我，我被送到蘭州監獄迫害。下車時，兩名禁閉室的犯人在門兩側等候我。剛下車將我挾持到禁閉室院內，上一次與我衝突的警察領著幾個犯人等在那裏。為討好警察，幾個犯人先是群毆毒打我一頓後，將我的頭髮剃光，強行將我的衣服扒掉，又給我套上一套破舊的囚服。
因我不配合，又把禁閉室關著的一個逃跑犯人帶著的唯一一副最重的腳鐐，重達三十八斤，卸下砸到我的腳上，我被迫戴上。期間，大小便都需要關在一起的犯人幫忙。戴了八天的腳鐐後，入監隊給我指派的主管幹部將我接回入監隊，強迫我背監規。
 酷刑圖片：戴腳鐐 |
入監隊是一個對剛入監人員除了生產外，還有隊列訓練和監獄規章制度教育的一個過渡性監區。大多數人員經過兩個月的入監培訓，再分配到各個生產監區。那時的入監隊已經有十幾名法輪功學員在那裏遭受迫害了。我們一起被非法判刑的七人，有六人在入監隊會合了，只有劉志榮（被非法判刑十八年）在我來之前，被劫持到天水監獄，之後被迫害致死。
當時入監隊個別監室的主管惡警非常邪惡，縱容指使其監室的執勤員及打手毆打、摧殘其監室的法輪功學員。入監隊的指導員王長林非常邪惡，法輪功學員不做奴工，就給吊在幹活的車間，畢文明（已被迫害致死）、強小宜被吊在車間，是我親眼所見。
一號監室的主管惡警姓何（音），他曾經做過教導員，因為犯錯誤調到入監隊做分隊長。我到入監隊時，經常看到幾個法輪功學員不服從他們的管理，被惡警戴上手銬，並把他們吊銬在生產車間。那時的蘭州監獄入監隊是全甘肅被非法判刑的法輪功學員被集中迫害的地方。集訓後，大多數人留在蘭州監獄，一部份轉回當地的監獄迫害。
蘭州監獄是江魔頭的追隨者們熱衷視察的地方。二零零四年初，羅幹接管政法委一年左右，便到蘭州監獄視察；二零零九年，周永康也是如此轉了一圈；吳愛英任司法部長，兩次來蘭州監獄；上海的政法委書記吳志明也到過蘭州監獄。
在入監隊，那個何姓惡警當眾毆打一名甘肅省武威市的法輪功學員，引發了全入監隊的法輪功學員絕食抗議。抗議結束後，便把我們這些在入監隊非法關押較長的分到了各生產監區。
（四）警察默許，遭犯人毒打致腦震盪
二零零四年六月，我被劫持到蘭州監獄四監區迫害。比我先到那個監區的是曾在白銀市插播的法輪功學員常具斌，他曾經是甘肅省白銀市檢察院的檢察官。和他配合插播的另一名法輪功學員張廣利，在蘭州監獄九監區被迫害。
當時白銀的插播非常成功，轟動一時，觀看者們都以為法輪功平反了。常具斌和張廣利被非法判刑十一年和十二年。而白銀市也是鎮壓迫害法輪功最邪惡的地區之一。二零一零年以後，蘭州監獄被非法判刑關押迫害法輪功學員的幾乎都是白銀市 「610」幹的。常具斌被監區長高振東折磨迫害致精神失常，聽說出監後仍不見好轉，經常走失。
那時的蘭州監獄，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只是停留在服從他們的管理，聽從他們的指揮，還沒有形成系統的強制洗腦，或是暴力侵害。在四監區，獄警安排了我所在監號的號長為主（他不用做奴工）貼身跟隨我。還有同監室的另外三人為輔，他們是每天都要出工的包夾人員。
號長魏宏偉是個二十多歲的蘭州市人，是這個監區有名的「死狗」（意為「滾刀肉」）。一開始，我們還能和平相處。兩個月後，魏宏偉便處處找我的茬。進入九、十月，他便升級對我毆打、侮辱、謾罵。一個星期打我四次，近一個月打了我五、六次（那時我的身體比較瘦弱，而對方則是天天練肌肉塊的）。他用被子將我蓋住，對我拳打腳踢。後來我鼻子流血，是輕微腦震盪。
 酷刑圖片：毆打 |
這期間，另外三個包夾聽說我多次被打，向監區主管警察反映，但是他們無動於衷，袖手旁觀，這就等於默認縱容了魏宏偉的惡行。魏宏偉的惡行讓其他留在監區監道內的服刑人員都看不下去了，紛紛對我表達了他們的同情，對打人者的義憤和不屑。其他包夾給我出主意，讓我早晨監道門開時，找管理科去告狀，我一笑置之。
在十月中旬一天早晨的五點左右，還沒有起床，我的鼻子開始流血，我便知道這是我被毆打後的頭部淤血。我便用衛生紙接著流淌的淤血，流淌十分鐘左右。我用了大半卷的衛生紙接完了淤血，頭部也輕鬆、清醒了許多，便將這些血紙扔進了衛生間的下水道，整個過程我沒有驚動任何人。
白天在一個閒置的房間，我當著其他犯人的面，用手指著魏宏偉的鼻子說：「你應該感謝法輪功。如果不是修煉法輪功，我早就把你放翻掉了。」他沒臉說啥，無言以對。這一層監道不出工的十多個人都罵魏宏偉，因為他迫害我，人品太壞。
不久的一天晚上，我找了當班的副教導員（姓支）說：「不管因為甚麼到這裏來的，來到這都是受難的，我不想把誰怎麼樣。但是，你們必須把我和魏宏偉分開，否則以後出現甚麼後果，責任由你們承擔。我不管你們怎麼處理，我給你們打個招呼。」而這個姓支的副教導表現的不以為意，我也沒多說甚麼，便離開了他的值班室。幾天後，我很突然的被調到了另一個監區──二監區一中隊。
二監區的警察們和我見面談過話後，表現的非常客氣，安排了一個老成持重、在蘭州社會上有很大聲望的江湖人物，他姓管，留在監道包夾我，他剛由無期徒刑改為有期徒刑。他對我方方面面都照顧，不屑於給共產黨當走狗。我因被綁架後和家人失聯，此人在我的基本生活上提供了很大的幫助，我也以長兄視之。我們在一起呆了一年。
（五）被關禁閉、「熬鷹」、暴力「轉化」
二零零五年底，一場針對法輪功學員血雨腥風的殘酷迫害開始了。
中共邪黨在二零零三年所謂的換屆後，司法部長換成了吳愛英。此人在山東跟隨吳官正瘋狂鎮壓、殘酷迫害法輪功學員而出任司法部長。吳愛英上任以來，便積極組織策劃對全國各監獄的法輪功學員強制洗腦，暴力「轉化」，妄圖迫使法輪功學員放棄修煉。
大概在二零零五年十月中旬（二零零五年、二零零六年、二零零七年這三年是蘭州監獄關押法輪功學員人數最多的時期，不知道入監隊關多少人，監區有四、五十人），司法部甘肅司法廳，「610」人員安排陝西西安某大學人員，該人被「轉化」後，積極配合邪惡到處演講，來到蘭州監獄配合邪惡給法輪功學員演講。
接著，蘭州監獄成立了所謂的「反某教科」，我稱之為「邪教科科室」。各監區也相繼成立了由監區副職帶隊，包括兩個警察、四個犯人組成的所謂「轉化」攻堅小組，先後把法輪功學員關進了小黑屋，進行強制洗腦，而我所在的二監區行動比較晚。
蘭州監獄監獄長楊萬成、副監獄長和「邪教科」的科長一大幫人跑到二監區（四個中隊）施壓後，監區長王某忠在他的辦公室與我談了一個小時的話，做我的工作，但沒有說服我。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八日到十二月七日，我被關了一個月的禁閉室。禁閉室面積六、七平方米，有一個小窗戶，我天天坐著。晚上我睡在一米五乘兩米的水泥鋪，鋪旁邊就是一個蹲位。水泥鋪下是暖氣，給暖氣的時候不冷，不給的時候，穿兩個棉襖都冷。兩個人一班監視我，每天只允許我吃一個饅頭。
一個月後，把我從禁閉室放出來，立即又關到監區的小黑屋。四個人監視我，兩個人一班，強制洗腦「轉化」我。當時我的身體已經很虛弱了，在小黑屋裏連續九天沒有合過眼。他們強行讓我坐在小塑料凳上碼坐，就這麼熬著，用他們的話稱之為「熬鷹」。我昏厥後，將我扶到小塑料方凳上趴在靠背上，讓我睡了四個多小時。接著，又是三天三夜沒有閤眼。那時，我不知道自己的極限在哪裏，也不知何時是個頭啊！只感覺每一分、每一秒是那麼的漫長，那真是度日如年啊！
他們每天都在播放「天安門自焚」偽案、「傅怡彬殺人案」等污衊法輪功的錄像來洗腦，一天十七、八個小時。還有幾本邪書，都是極盡邪惡的誹謗法輪功。
 酷刑圖片：整天碼坐，不讓睡覺 |
那個時候，我恨不得將自己的眼睛熬瞎了，自己的耳朵要是聾了多好。每天包夾人員都在我耳邊叨叨這個監區的法輪功學員如何了，那個監區的法輪功學員如何了，中共邪黨搞的這一套讓人噁心。
「邪教科」的路姓警察，是畢業於蘭大工科的碩士。他自認為知識較高，才華口才都不錯。不知他是受了他們領導的委派，還是其自告奮勇，將我找到辦公室和我談話。下午又將我帶到「邪教科」、他自己的辦公室我談話辯論，並放言要從思想上、理論上改變我。如果說服不了我，他這個「爛髒」工作也不幹了。「爛髒」是蘭州方言，就是心壞了。
十餘天不少於十次，我與他針鋒相對的辯論，每次都是數小時。激烈時，相互瞪眼睛，拍桌子，甚至驚動別的警察過來查看，但總體上還是保持著理性的狀態。他所說的一切，都被我用道理給他解開了。最後一次，他斷章取義拿出《轉法輪》中的一句話，被我戳穿了，他強詞奪理的說：「現在國家政權取締法輪功，不讓你們煉了。」最後理屈詞窮的跟我講，現在國家的政策如何如何，給自己找了一個台階下，結束了這場辯論。
（六）母親思念成疾，含恨而終
二零零七年元月四號，我被包夾警察安排打了一個親情電話。接近五年的時間，我跟家人失去了聯繫（因為沒有可通信的地址。我進監獄的時候，家裏的電話號碼變了）。我的心情既緊張，又有幾分惶恐和期待。他們突然安排我打電話，一定是家裏出了事，我有不祥的預感。
我跟我妹妹說了幾句話，他們把電話放到我母親的耳邊，我聽到了母親沉重的喘息聲。我對著話筒喊了幾聲「媽！」陷入昏迷中的母親沒有任何回應，我的心情非常沉重。
後來據家人講，我母親在元旦時看到兒女們都來了，唯獨少了我和我前妻，為此心情激動，腦出血復發，病危住院。家裏人千方百計的聯繫上我。就在我打完電話的當晚，母親便離世了。
十餘天後，我再打電話時，得知母親已經去世，後事都已料理完了。我也只能平復自己的心情，默默的找了一塊白布縫成孝帶繫在腰間，算是給母親戴孝，以寄託自己的哀思。我想起我做闌尾炎手術時，母親為我端屎倒尿……
養育之恩大於天啊！如果我在母親身邊，母親就不會離世。她沒有見到二兒子而死不瞑目啊！那是一種天崩地裂的打擊，撕心裂肺的痛苦，那是永遠無法彌補的遺憾啊！如果時光可以倒流，我多麼想能再為母親多洗幾次頭，多洗幾次腳啊！我沒有自由，為讓世人明白法輪功真相，堅守信仰，我被強制「轉化」，家破人亡！
（七）在禁閉室被冷凍、限制飲食、禁止睡眠
這一年的八、九月，我被放出了小黑屋，回到原中隊原號室。二零零九年，元旦放風可以在室外活動，我剛下樓在有陽光的地方坐下，值班二中隊的盧姓中隊長不讓我在外面，讓我回到樓上去。他和另一名警察將我拖到禁閉室，在沒有任何手續的情況下，非法關了我半個月，關我禁閉室的手續是後補的。臨近新年，禁閉室基本不留人，我被接回監區。
那一次的禁閉，也是我最苦的一次禁閉。起因是伙房的一個犯人（是警察的關係戶或者用錢賄賂警察）在禁閉室搞特殊：白天鋪著行李在禁閉室大睡，激怒了當時管理獄政的監獄長（此人後來因受賄落馬，被判刑），他命令禁閉的門黑白天門全部敞開，停暖氣，不發行李。那時的蘭州晚上是零下十餘度。
在把我關進去之後，值班獄長下令，把監道門和風場門全部關了。我聽說晚上沒有暖氣和行李，便找了獄政科的主管副科長溝通那個副科長，他說做不了主，得等到元旦假期後和領導彙報。
三天後，那個副科長來到禁閉室宣布，給關在禁閉室的人每人發一床薄薄的軍被，只能鋪在水泥鋪上，沒有任何可蓋的東西。我就在這樣的環境下煎熬了半個月。
二零一零年的八月三十日，蘭州監獄開始了對我的第二輪所謂的「轉化」。後來我聽說是甘肅省司法廳勞改局的一名副局長來蘭州檢查工作時，召集「邪教科」和警察開會時提到我說：孫兆海刑期還有十一年，你們不能就這樣放著等等，因此我成為了邪惡迫害的目標。
這一次迫害的手段是限制我的飲食，一天兩個饅頭，沒有菜；不讓我睡覺。兩個月左右吧，那時蘭州夜間的溫度較低，真是飢寒交迫啊！每天熬著不讓我睡覺，我睏的實在挺不住了，偶爾也能迷糊幾分鐘到二十分鐘左右。
晚上是最難熬的，凍的我瑟瑟發抖。有一天晚上，我頭腦昏昏沉沉，猛一扭頭看到值班的兩個包夾，一個昏昏欲睡，一個無精打采，我內心柔軟的部的就感覺狠狠的被揪了一下。我心裏自責：這是幹甚麼呢？為了我一個人讓這些人跟著我遭罪，一個個弄的人不人鬼不鬼的，就是順應他們一下又如何？他能動搖我對師尊、對大法的堅定的心嗎？這時，我內心暴露出的東西是較為複雜的，後來我曾仔細的查了一下自己，還是意志不堅，正念不強，為人情所動。我心想：既然如此，我還是順應一下他們，把一個包夾人員寫好的「轉化」材料謄抄了一遍，並在監區走了一個過程。
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日，甘肅省司法廳「610」負責驗收法輪功學員「轉化」的兩個人，夥同監獄主管迫害法輪功的獄長、「邪教科」監區負責人員一起對我進行所謂的「驗收」。例行的一番套話後，又對我進行誘導，逼迫我罵師尊，罵大法，我對此進行了堅決的抵制，場面緊張的要令人窒息。
在場的主管監獄長眼看著要功虧一簣。他是從獄政科長提上去的，曾經和我打過幾次交道，知道我的脾氣。他不想眼前的事雞飛蛋打，便插話訓了我幾句，把話題岔了過去，就算驗收完事了。參與包夾我的幾個刑事犯，紛紛要求調離，很快調到其它監區去了。又安排我所在那個中隊的兩個人來包夾我。
二零一二年新年過後，我做好了邪惡對我的第三次強制「轉化」的準備，我寫了「堅定修煉法輪大法的聲明」。五月二十日寫了一式兩份的嚴正聲明，交給了當時所在監區的苗姓教導員手中。
此時的監區教導員是新調來的，那個負責我的副教導員也剛剛調到別的監區做副教去了，這是我較為遺憾的，我原打算把聲明給王姓副教導員，就差這幾天，他被調走了。
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一中隊的幾個犯人在中隊長的帶領下，抬了兩張雙人床和一張單人床，原來五個人的監室變成了七個人的監室。中隊長給我們開會，安排了小黑屋的一些事項。給這間屋裏放了三張上下鋪，一張單人床是給我睡的。每天上、下午各兩個小時學習，就是我坐在椅子上對著監控，一個包夾人員坐在我對面，打開一本反法輪功的書。其他人坐在床上或坐在椅子上，並不用讀書，在監控下擺樣子給領導看。其他時間我可以放鬆，當時我聽說給我一張床睡覺，稍感意外。
我對中隊長說：「哎喲，我還有床睡呢。」那個中隊長笑著回了我一句：「怎麼，不想睡床嗎？」後來聽包夾人說，新上任的「邪教科」科長給他們開會，不需要他們做甚麼，就是看住我不要出甚麼意外就行。因為這次包夾人員大多數是我的老熟人，以後的日子也沒有那麼難熬，日子就這麼一天天的過著。
二零一四年六月，我所在中隊由二監區整體合併到一監區，蘭州監獄生活區白天不讓留人了。一監區在生產區給我安排了一個辦公區的小房子，在監控下，還是上面那套程序，擺樣子所謂的學習」洗腦」。後來又讓我到生產車間坐著，不用裝作「洗腦」的樣了。
（八）坐老虎凳、睡死人床、遭野蠻灌食
二零一六年年底，監獄長楚志勇對一監區很是不滿，因為管理軟弱，導致經濟效益不達標。給一監區調來一個靠毆打犯人出名的所謂「殺手」王國臣任監區長，他為了儘快的收攏權利，對一監區一次又一次的調整和規範。
開始，他對我還算客氣，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了解我的情況，讓我在一個小車間呆著。原來包夾我的犯人去線上幹活，安排他的一個「心腹」跟著我。半年左右，把監區犯人歸攏的差不多了。
監區長王國臣權利、地位鞏固後，因為我一直特立獨行，看著我不順眼已久，他覺的時機成熟了，開始對我下手，把我關到小黑屋。他對上級找了一個藉口，說我無故不參加點名。一天二十四個小時，十二個小時我坐老虎凳，也稱束縛椅（把腿銬在凳子上，手也銬上）；十二個小時睡死人床（兩條腿給銬在床尾部，兩隻手銬在床頭位，四肢抻開）。
我絕食，五天後，給我灌食。把我弄到衛生所，讓衛生所的犯人給我野蠻灌食，插鼻飼管，抽出來再插上，胃裏沒有東西，難受的要窒息，乾嘔，胃痛的翻江倒海，他們故意折磨我，讓我放棄絕食。
過了三天，又企圖給我灌食，剛要灌食的時候，我的鼻子出血了。他們跟我談判，讓我喝下去，我考慮了一下，喝下去一些，在衛生所回到監區的路上，我昏厥了兩次：一次我躺在樓梯口，一次我躺在監道的通風處。待我甦醒後，給我綁在了死人床上，關了十幾天。期間分隊長教導員跟我談心，讓我符合大環境，合群，面子上讓他們過的去，表現的不要太另類。
 酷刑圖片：野蠻灌食 |
 酷刑圖片：睡死人床 |
 酷刑圖片：坐老虎凳 |
之前，我拒絕蹲下點名報數。我隨意出進車間。十多天後，我答應了他們的要求，給我放出小黑屋。在關我之前，有一個姓杜的年輕犯人被關在裏面。我出來後，他又關了兩、三個月，他出來後已經是嚴重抑鬱，精神分裂了。
這樣的例子不是一例兩例。六十多歲白銀市法輪功學員盧永珍，在我之前，也被王國臣關了一個月左右小黑屋。因為王國臣做惡太多，在二零二一年國殤日前一天上班路上，被幾個人敲了悶棍，胳膊、腿打斷了，休養了大半年。此人行事太狠毒，張永維建議提此人副處，沒有被通過。
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多日，從新疆轉來一批外國人（蒙古人、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阿富汗等，多數是巴基斯坦人），因為當時新疆抓維族的人太多了，沒有地方關押了，新疆的監獄關不下人了，把外國人分流到蘭州監獄一百六十人，多是販毒，不是死緩就是無期。
他們講，從二零一四年七月五日起，中共在新疆進行恐怖鎮壓，把維族人大批的抓捕、關押。他們在聊天時說：在新疆監獄，維族人被抓進去之後，遭受非人的對待，每天都有被打死的。他們見證了中共的邪惡。他們大多數人知道法輪功是正的。一個巴基斯坦人搬到了我上鋪，一直到我出監，我們都相處融洽。
二零一九年，監區長王國臣調到從新組建的九監區。在九監區他又將一犯人銬住，噴辣椒水後用電棍電擊，導致該犯毀容。王國臣在五監區任副教和教導員期間，指使包夾犯人對法輪功學員王有江殘酷迫害和強制「轉化」，導致王有江中風癱瘓後，被犯人折磨離世。
（九）被警察群毆，致兩處肋骨骨折
王國臣調走後，姓馬的監區長上任。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底，張姓教導員（曾是我在二監區的包夾分隊長，後調到一監區任副教導員又提拔到教導員）把生產車間的廁所鎖上，不讓上廁所。我要去上廁所，教導員不給開門，不讓所有的人上廁所。
在三百多人的車間裏，他叫囂著：「我是流氓，我怕誰！」我據理力爭：「吃喝拉撒睡是人的基本需求，你不讓上廁所，你做的太過份了。」爭執了一陣，犯人給我勸回我坐的地方去了。十多分鐘後，我又去找，他在現場，這時廁所門是開著的。
第二天，他帶著五、六個警察在車間裏對所有的人進行安檢。我說要跟他談一談，他說：「可以跟我談，你要有態度，像個犯人一樣蹲下去跟我談。」我對他所說的話不以為然，我被他推推搡搡進了警務室，他使勁把我推到警務室的桌子上，我感到腰像斷了一樣，劇烈的疼痛。他鬆手的時候，我就一下子躺到了地上，我拽住椅子試圖起來，試了半天都起不來，腰使不上勁。
等我緩過勁來，我大聲喊道：「你這個流氓、人渣、垃圾。」在他的帶領下，五、六個警察對我拳打腳踢，群毆。打完之後，讓兩個犯人給我架到車間，用一個手銬把我反銬在車間的柱子上，一直銬到下午六點收工。期間，一個副教導員跟我談話，問我甚麼情況？我跟他談了經過。他問我用不用去衛生所，我說不用，養兩天就好了。這次毆打導致我兩處肋骨斷裂，我喘不上來氣，一喘氣就劇痛，兩條腿呈紫黑色。
 酷刑圖片：警察群毆 |
收工的時候，警察把我的手銬打開，找犯人扶著我，把我扶到監室。每天我忍著疼痛，跟著出工和收工。快一個月，才感覺到呼吸的疼痛感消失。這期間，我忍著不敢咳嗽，不敢深呼吸，否則似乎要疼痛到窒息。我的一口牙齒從二零一七年開始，由於牙齦萎縮導致出監後僅剩了三顆。
我還沒有好利索，因為我點名報數不下蹲，另一個中隊（二中隊）新來的賈姓中隊長，第一天是他來銬我，之後他唆使犯人銬我。出工的時候，給我銬在車間；收工後，給我銬到我的床頭，直到快過年了，才給我放下來。睡覺的時候，不打開，我自己想辦法把手銬打開了。
（十）獲得自由，喚醒眾生良知
由於中共病毒（武漢肺炎）疫情的原因，警察在監獄呆半個月，出去半個月，再隔離半個月。一直到我臨出監獄的頭一個星期，我所在中隊主管我的警察找我，他們說監區長通知他們，說甘肅省政法委的領導在我出監的時候要跟我談話。
他們說，我要是認「轉化」的話，甚麼事情都不存在了。如果我不認「轉化」的話，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你出了監獄之後，不知道能不能出了甘肅省。第二個問題，你出了甘肅省回到黑龍江省，不知能不能回家。我很堅決地告訴他們，這些對我來講都不是問題，讓我認「轉化」是不可能的。看我態度堅決，他們沒多說甚麼。
在我臨出獄的那一天，並沒有見到甘肅政法委的人，是佳木斯市公安局郊區分局國保大隊、司法局和政法委三個人來接我。當晚沒有訂到機票，到蘭州監獄辦交接時，讓我在門外等著。他們接我到蘭州一家賓館的時候，到了我的房間，問我有甚麼情況，甚麼打算。我說：「我的情況監獄警察已經給你們說了一些吧？你們有點數吧？」他們說：「你還煉唄。」我笑著說：「對。」他們沒再說甚麼，回到房間各自休息去了。
第二天，我跟政法委的人在蘭州街上蹓躂的時候，他問我煉法輪功的前後經過，因為甚麼被判這麼多年。我回答完了之後，他跟我講了中共對法輪功的鎮壓從來沒有放鬆過。勸我回來後，別再插播了。我把我學法煉功受益的情況跟他說了。
晚上十一點，我坐飛機到了哈爾濱，再坐火車到了佳木斯。他們通知我的弟弟妹妹到出站口接我，叮囑我儘快的辦理戶口和身份證。
結語
在中共二十三年對法輪功學員的殘酷鎮壓與迫害中，我經歷了二十一年冤獄的迫害。面對犯人的毆打與侮辱，面對警察的惡意刁難，面對血雨腥風、不擇手段所謂的強制「轉化」，那種空前的壓抑與憤怒。苦嗎？苦！但是相對我幸運得到師尊廣傳的法輪大法，師尊的慈悲苦度，我受的那些苦真是微不足道。
被非法關押的十九年，那是一段痛不欲生、苦不堪言的經歷。我失去自由，周圍接觸的人，我的思想跟他們不是一個境界，沒有語言可以表述我的寂寞，沒有人能分擔我的孤獨。
被酷刑折磨時、被犯人侮辱時、被強制「轉化」時……我感覺看不到光亮，自己軟弱無助，我承受不住，即將要崩潰了。我想到過自殺，但是修煉法輪功是不允許自殺的，那是在破壞法輪大法。我把念頭打消，沒有放大這個想法，一點點的挺過來了。
當我無法煉功、無法學法時，我就背自己僅能記住的幾篇師尊的經文和詩詞。我心中堅信：自己做的是對的，是正的，這也是我對法輪大法的正信。
我記的《西遊記》中的幾句話：「東土難生，正法難求，人身難得，全此三者，善莫大焉」。可貴的中國人哪，面對這浩瀚慈悲的法輪大法，面對這對人類有百利而無一害的法輪大法，事關你生命的未來，請你不要再冷漠麻木，不要再助紂為虐了！
法輪功學員在邪惡高壓下拋家捨業、捨生忘死的講真相，真的是在魔鬼手中搶救人啊！我在監獄中給警察講過這樣的話：善待大法弟子，就是善待你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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