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祝513】玻璃體手術不失敗的醫生
一九九六年我開始修煉法輪大法。我今年五十四歲，是一名眼科主任醫生。法輪大法真、善、忍的力量，讓我在遇到矛盾時，總是能忍讓，向內找自己的不足，所以我的家庭和睦；我遇事先為別人著想，所以同事們都願意和我一起工作，輕鬆、快樂；我為患者著想、不收紅包，這麼多年，從沒發生過醫患矛盾。
我修煉法輪大法，提升了道德。法輪大法給我開智開慧，使我的醫術突飛猛進，眼科手術技術得到同行的讚歎，也使很多患者得到了法輪大法的恩澤，重獲光明。
盡職盡責
一九九六年，我在一家省級知名醫院進修學習時，開始修煉法輪大法。大法修煉叫人修心，按照真、善、忍做人，遇事考慮別人。在工作中，我就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
我過去說話嗓門高，給人一種高高在上、瞧不起人的感覺。修煉大法後，我認識到了這個缺點。我在與患者交談時，我就儘量的把語速放慢，語調降低，這樣就有了親切感。患者都反映我這個醫生態度好，真正關心他們。
在週六、週日，我一般都是自己去查房、換藥，不願意把病人交給值班醫生幫我換藥。我擔心值班醫生不熟悉患者的情況，如果病情有變化，患者就得不到及時的處理。由於我一直按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真心為每一位患者著想，換來的也是病人對我的信任和敬重。
同時，通過修煉法輪大法，我的身體無病一身輕，幹再多的活也不累，總是精力充沛。上級醫生交給我的工作，我總能做的妥妥當當，總是得到主任和上級醫生的表揚。在法輪大法的修煉中，我的記憶能力也增強了很多，對眼科專業知識能過目不忘。
主任願意收我當學生。所以，次年我考取了主任的研究生。畢業後，主任把我留院工作，做了主治醫師。
善待他人 技術水平在提高
在做主治醫師期間，醫院為了提高醫療水平，組織老專家定期到科室考核、教授主治醫師的查房水平。由於我的業務理論和分析能力很強，所以我每次查房的考核都受到好評。
專家組長每次來我們科室，見到主任就說：「你科這個主治醫生真厲害。」專家組長在全院外科查房年終總結時說：「我們做的這件事，就是為了讓大家提高醫療水平和分析能力。如果大家都能像眼科某醫生（指我）那樣，就達到我們的目地。」
二零一三年九月，我做了一個糖尿病視網膜病變、有大量增殖膜並伴有視網膜脫離的手術，這個手術非常難做。當我做到五個多小時的時候，我的助手實在堅持不住了，扶的鏡子晃的我看不清，使我無法做手術。一般情況下，主刀醫生最怕助手晃鏡子。因為一晃，主刀醫生就會噁心、頭暈、發脾氣。嚴重的，就暈下台了。
師父讓我們凡事都先替別人著想，所以我並沒有和助手發脾氣。我的心很平靜，腦子裏想的是他多麼的不容易。我心態平和的說：「你下去休息一會兒吧。我和台上的護士做。」護士沒做過助手，我還是沒法做手術。
後來，我的助手休息了幾分鐘。回來後，把鏡子扶的穩穩的，我很快的完成了手術。最後，這個病人視力恢復到了1.0。如果不是因為我修煉了法輪大法，按著我自己以前的性格，早就把助手大罵一頓了。我自己也會被氣得夠嗆，手術當然也做不好了。
在法輪大法中修出的慈悲心，讓我能善待每一位來找我看病的患者。無論貧富、貴賤，我都把他們當作自己的親人一樣對待。每一次手術，我都本著對患者負責的態度，認認真真、盡心盡力的去完成。
我當主治醫師時，兼顧科室眼底激光室工作。我的好多病人經常跟我反饋說：「醫生，我去某醫院看眼睛。醫生一看我的眼底，就說：『這激光打的太好了！』問是誰打的？」
記得在二零零零年年初，有一個女患者是分支靜脈阻塞，視力0.3。當時這個疾病只能通過激光治療，我給她做了激光治療，視力恢復到了0.8。後來，她的親屬給她聯繫了北京301醫院去看專家。
看完後，那位專家問：「這激光是在哪裏打的？這激光打的太好了，比我們醫院打的都好。你的治療效果也是最好的。」患者回來找到我，激動的講了在北京301醫院看病的事。她還說：「我要去院領導那裏給你反映反映，你技術好，為人好。」
大約五年前的一天，我正在出診。有一個六十多歲的病人進診室找我，說：「十多年前，我的糖尿病眼底病是你給我做的激光，我一直挺好的，就沒再找你看。這次，我在腎病科住院透析了，醫生叫我來會診，我看到你出診，想讓你給我會診，行不？」我說：「可以。」我給他做了檢查，眼底很好，視力還保持在1.0。看了他的眼底激光，我真是滿意當年的治療，這些都是法輪大法的恩澤。
沉穩操作 玻璃體手術創奇蹟
近十年來，我主要從事玻璃體手術治療眼底疾病。這種手術難度高，風險大，學習曲線長。我學習這種手術的過程，可以說是一個奇蹟。我的手術是在玻璃體模擬器上學會的。在我獨立做這種手術之前，我只給主刀醫生做過助手，對玻璃體手術的操作沒有任何體會。
在二零一九年的眼科年會上，我發現了玻璃體手術模擬器，我就去做了練習。我做了一個完整的玻璃體手術操作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沒有失誤，每個步驟都做到了完美。我知道我有能力做好玻璃體手術，我對做這種手術有了信心。
記得我第一次做這種手術時，患病狀況是玻璃體積血，病人非常信任我。我在術前，認真評估了病情，我認為自己有能力把手術做好。我想我是修煉大法的，我一定要為患者負責，一定要把手術做好。如果我沒有信心，那我就不能做這個手術，我不能把患者當成「小白鼠」。
信心十足的我上了手術台。我心裏平靜，精力集中。每一步驟，我都做的到位。不求快，只求穩，我順利的完成了手術。術後第二天，病人視力0.8，病人非常滿意。
一些這方面的國內專家都說：作為一名玻璃體手術的醫生，手裏要不做瞎一百個眼睛，你都成不了一名真正玻璃體手術的醫生。可是，我從第一個手術病例開始的三年間，我的手術沒有一例是失敗的。這不就是一個奇蹟嗎？
大法師父說：「你的社會工作不是修煉，但是你的修煉會反映到你的社會工作中去。」[1]
我在日常的工作中，一直按照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不斷的提升自己的道德水準。法輪大法從內在改變了我的身心素質，也開啟了我的智慧，所以，我才取得了高超的手術技巧。
有一次，正好有個學術交流的機會，來的都是國內在這方面的專家。我把我的幾個手術病例拿到學術會議上去交流，目地是叫全國專家給我看看，我有哪些不足。專家看完後，都說：雖然這位醫生剛做玻璃體手術，但她是一個真正的玻璃體手術大夫！她對手術中出現的複雜情況能夠冷靜判斷，耐心處理，直到處理到位，非常專業。每個手術都做的很好，手術效果就說明了一切，值得欽佩！
為別人著想
有時，下級醫院手術後出現併發症的病人找到我，我都盡心盡力的幫忙。遇到病情急的，我就不管是白天還是深夜，急診做手術。由於我這樣做，來的患者治療效果都好，對我和下級醫院的醫生都滿意，從不回當地醫院鬧事。
下級醫院的主任們私下裏說：「有事就找她，她為咱們著想，還為患者著想。她手術做的好，對患者態度好，手術效果也好。患者都滿意，咱們就少了好多麻煩。現在找不到像她這樣的人了。」
前不久的一天，我正在做手術，下級醫院的一個主任打來電話，說他們有個術後眼內炎的病人，在他們醫院治療了三天，效果不好，請我幫忙處理，我答應了。
病人從當地趕來已經是晚上七點了，給病人辦理了住院。我當天手術多，從早上八點半開始做手術，一直做到晚上十一點半。我的手術結束後，我檢查了那位眼內炎的病人，我認為感染很重，需要馬上手術。我的助手說：「老師，你的身體年輕人都比不了。像你這樣資歷的教授，誰晚上來給病人做手術，都是第二天再做。」
是啊，我要不修煉法輪大法，我的身心不會發生這麼巨大的變化，我哪會有體力再繼續做下一台手術？我怎麼能做到為了患者而不顧自己身體的巨大透支呢？大法要求我們修到先他後我、無私無我的境界。
半夜十二點多，我又上了手術台，給眼內炎的病人做了手術。手術中，我看到病人眼睛裏感染的情況，驗證我的判斷是正確的。如果第二天做這個手術，眼球可能就保不住了，那就沒有視力了。現在病人的眼球保住了，還有0.3的視力。
給他手術的第二天查房時，他的家屬問我：「您就是給我爸手術的醫生啊？」我說：「是。」他鄭重的給我鞠了一個九十度的躬。
出院時，這位家屬找到我說：「主任，我家人真心的感謝您。」我說：「你們相信我，來到我這裏，是我們的緣份。我就應該盡心盡力，這是我應該做的。」他說：「我感覺你不是一般的人，我跟你說話，感覺全身都在震動，汗毛往起豎，你說話有能量。」隨後，我給他講了法輪功真相。他明白了真相後，高興的退出了入過的少先隊組織。他連連說：「法輪功好，你說的話我信，法輪功真了不起！ 」
拒絕「紅包」
幾年前，有一個地級市宣傳部門的領導患糖尿病，視網膜病變很重。看了幾家醫院，都說病情重，手術效果不好。經他當地醫院主任的介紹，他來找我，我熱情的接待了他。檢查結果是視網膜牽拉、脫離範圍很大，病情嚴重。
我看病人非常擔心他的眼睛，就開導他說：「現在設備好、技術好，像你這樣的病人，治療效果好的不少。你千萬別這麼緊張，精神緊張，血糖、血壓都不穩。」住院期間，在我的關心下，他的心情好多了，他很感激我。
手術前，他和他妻子給我送紅包，我拒絕不要。他們很驚訝，說：「哪有不收紅包的啊？！」是啊，像我這種水平的醫生，手術台數這麼多，一年下來，光紅包就至少能收入五十萬元。
我告訴他們：「我是煉法輪功的。大法師父叫我們做最好的人，做事為別人著想，我從來不要紅包。」我給他們講了法輪大法真相和我及我家人的受益情況。他說：「沒聽到你講之前，我們對法輪功的認識都是反面的。主任，我們和你這幾天的接觸中，看到你對每個病人都那麼真誠，我就知道法輪大法好。」
他倆用化名退出了中共的黨、團、隊組織，並誠心默念「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他們多次關心的說：「主任，你可要注意安全啊，別跟甚麼人都說你是煉法輪功的。我們病人不能沒有你這樣的好醫生啊！」
我給他做了手術。術後，他的視力竟然恢復到了正常，這也是他明白真相得福報的結果。
在二十多年的修煉中，我在法輪大法中得到的太多太多了。如果我不修煉大法，我不會得到患者和同道們的信任，也更不會有這樣的醫術。
感恩慈悲偉大的師尊！
註﹕
[1] 李洪志師父著作：《二零零五年舊金山法會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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