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ertisement
武俠故事中的寓意（圖）
《鹿鼎記》中的神龍教，為明末清初江湖一個邪教，目的在於一統江湖，神龍教將稱雄天下。金庸動筆撰寫《鹿鼎記》時是1969年，正值文化大革命席捲神州大地。
神龍教教主洪安通為人心狠手辣，喜歡聽教徒諂媚奉承。他搞的文字獄、語錄、歌功頌德等等，被認為與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毛澤東所為十分相似。洪安通在其妻的操縱下大力發展少年教眾，迫害老一輩教眾，也被認為是影射紅衛兵批鬥老革命。而洪安通的妻子與少年教眾，被認為從頭到腳都閃爍著江青和紅衛兵們的影子。
金庸：用武俠小說影射中共
被譽為「武俠小說泰斗」的金庸，1924年出生在浙江海寧袁花鎮，1948年移居香港。自1950年代起，以筆名「金庸」創作多部膾炙人口的武俠小說。
而他的父親查樞卿在1950年被中共殺害。查樞卿畢業於震旦大學，受過西式教育，在中共的「鎮反」運動中被定為「黑五類之首的地主與惡豪階級」。1950年，查樞卿遭批鬥後在家人面前被處決，家人還被要求補償中共政府槍斃他的子彈費：1角人民幣。金庸曾說，父親被殺是難以想像及接受的悲劇。
查樞卿死後，家產被強搶，只剩下兩間老屋。金庸的繼母顧秀英無力撫養幾個子女，無奈之下，想要賣掉老屋維持生計，但卻被中共幹部誣為「地主婆要反攻倒算」而被公審和鬥爭，遭遇三天三夜毒打，身心受摧殘，痛苦一生。
金庸對中共惡行有著切身的感受，他一直用筆來反擊中共。1957年，因《大公報》不願發表反對中共「大躍進」的文章，金庸對此不滿而辭職，兩年後創辦了《明報》。
1963年，時任中共外交部長陳毅稱「當了褲子也要造核子」，金庸隨即發表了《寧要褲子，不要核彈》的社評，批評中共把「軍事力量放在第一位，將人民的生活放在第二位，老實說，那絕不是好政府」。文章質疑中共造幾枚袖珍原子彈有何用處，呼籲中共「還是多做幾條褲子讓人民穿吧」！
 中共長期以來用暴力和謊言來維持其高壓統治 |
金庸的武俠小說膾炙人口，但很多人沒有注意到背後的寓意。《射雕英雄傳》中敘述的古代北方遊牧民族侵略中原的故事，也是影射共產黨佔領大陸帶來的創傷。故事的主角面臨和金庸世代相同的挑戰：決定加入新興的北方政權，還是逃往南方成為愛國遺民？事實證明，被中共蠱惑而留在大陸的人，大多遭受中共迫害。
倪匡：愛國必須反共，反共才是愛國
1957年，22歲的倪匡從內蒙呼倫貝爾的一個勞改大隊逃出來，偷渡到香港。多年後回憶這段經歷，倪匡說：「如果不從內地來到香港，非但沒有機會寫作，連繼續活下去的機會都沒有。『反右』我肯定過不了關，『文革』也挨不過。幸虧來了香港……」
來港後，倪匡先做苦工，其間他發表了一部小說《活埋》，講述的是土改時一個地主婆抱著自己的孫子被活埋的故事，文中描述「土埋過胸口時，奶奶拍著孫子說，一會就好了，不悶了」。這部一個下午寫出的小說，竟然賺得了90元稿費，比他一個月的工資還高，而且好評如潮，從此倪匡專心寫作，創作力驚人，被譽為「天下第一快手」。
倪匡的反共立場十分堅定，他認為中共完全違反了人類的歷史文明，「共產黨最可怕之處是要洗腦，控制別人的思想意志，人在共產黨的制度裏只會變成完全服從的機械。」
經歷過廣東土改的倪匡，指出很多人對中共已故領導人還存有幻想：「沒有一個中共黨員是無辜的。」每當聽人說共產黨進步了，他就說：「人家問食人部落領袖現在怎樣了？他說我們進步了，用餐刀吃人肉。共產黨現在的所謂進步就是用餐刀吃人肉。」
30年前倪匡的小說《追龍》中，曾「預言」東方將有一個大城市要毀滅，「僅僅只是幾個人狂悖無知的決定，就可以令得一個大城市徹底被毀。」原因不是甚麼天災，而是因其優點盡失。後來倪匡提到，這個城市就是香港。他說，香港消失的優點就是「自由」，「主要是言論自由，言論自由是一切自由之母，沒有言論自由便沒有其它自由。」對照2020年香港國安法之下的香港共產鐵幕，倪匡居然一語成讖。
對於所謂的一國兩制，倪匡早就知道它是騙局，「我根本不相信一國兩制這回事」，「共產黨說了算，有甚麼一國兩制？一國兩制是共產黨說的，共產黨的話甚麼時候靠得住？數十年來沒有實現過一句話」。
倪匡認為自己愛國，「愛到極點！」他曾寫下兩句口號：愛國必須反共、反共才是愛國。
 民眾認清中共謊言：中共≠中國 |
讓中共害怕的「反共元老」葉青
二十世紀，有這樣一個人生頗為戲劇化的人：早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旅法支部書記，是中共早期重要的領導人之一，後去莫斯科中山大學讀書。回國後參加中共暴動，被國民黨逮捕後，居然在刑場上身中兩槍未死。之後再度為中共效力，又一次被國民黨逮捕後，選擇了加入國民黨。其後轉而研究「三民主義」，並在台灣四十年如一日的堅持反共，寫了大量批判中共的文章，與中共勢不兩立，他也因此被列入中共「戰犯」名單。此人叫任卓宣，廣為人知的筆名為葉青。
葉青決定脫離中共後，對國民黨長沙法院副院長左國雍說：「我在共產黨的政治生命已經死去了！今後我要追尋我的新生。」他的「背叛」讓中共難以置信，並給陳獨秀、周恩來等人以沉重打擊。
1936年西安軍事叛變後，國民黨被迫同意中共提出的「聯合抗日」主張。在葉青看來，聯合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共同抗日，顯然有利於共黨共軍，不利於國民黨國軍。於是葉青主張發表宣言，展開「統一救國」。而這是共產黨不能反對的，但又有損於中共，因為統一救國，共黨就要將「邊區」軍政大權交給國民政府。
對於葉青的建議，部份有識之士深以為然，於是在上海發起「統一救國」十萬人簽名運動，並通過《文化建設》月刊，出版一個「統一救國」專號，以壓倒在上海日漸流行的「聯合抗日」口號。
深諳中共伎倆的葉青的建議，讓中共和左翼陣營大為光火，稱之為「日本警犬」、「民族敗類」。中共還直接致電蔣介石，要求追究葉青等人「破壞統一戰線」之罪，但蔣介石、陳誠等國民黨高層人物卻先後接見了葉青，對其讚賞有加。
1949年7月，葉青受命擔任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後代理部長。葉青奔波於西南，指導宣傳業務、剖析對時局的看法，並號召開闢「第二戰場」和「經濟戰」、「思想戰」，「重振北伐精神」，組織「遠東反共國際」，等，以鼓舞國民黨士氣。
無疑，中共對於切中其要害的葉青十分痛恨。在延安的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陳伯達、艾思奇、吳黎平等相繼發表文章，對葉青之論加以反駁。如毛澤東於1939年6月10日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的報告《反投降提綱》中反駁道：「兩年來，尤其是半年來，代表國民黨寫文章的人包括托派葉青等在內，發表了許多不但反對共產主義而且也是反對真三民主義的『分歧錯雜的思想』……其實，他們所謂只有三民主義與國民黨為適合國情，乃是最不合適國情的假三民主義與假國民黨，而共產主義與共產黨乃是完全適合國情的。」
然而，幾十年走過，台灣已經走向民主社會，而大陸人民仍被中共鉗制、迫害，這證明毛所言不過是個謊言。
 《九評共產黨》揭露中共本質 |
歷史學家余英時：「黨天下」的本質仍然會以新的方式呈現出來
主攻思想史研究的著名歷史學家余英時，2014年獲得第一屆唐獎漢學獎。2002年，余英時接受訪問時表示：中國大陸從1949年到現在沒有歷史，有的「歷史」都是假歷史，是為了政治宣傳而造出來的偽歷史。要揭穿偽歷史，只有將來學術完全自由以後，數據開放，根據原始數據說話才可以。
 余英時 |
余英時對中共的黨天下是這樣詮釋的。所謂「列寧、斯大林體制」就是極權統治，它在文化教育上的根本態度則是反對知識，敵視知識人。這是因為極權統治必然採取儲安平所謂「黨天下」的方式，也就是由一個「黨」絕對地宰割天下和人民。因此整體地說，「黨」必須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欺詐和殘暴，以保持它用暴力奪來的政權。對於這個「黨」來說，失去政權便等於宇宙毀滅。從個體的角度說，每一個「黨員」則同樣必須用一切手段保持他個人所抓在手中的「權力」，而且只能增加，不能減少。有權便有一切，沒有權便失去一切，是每一個「黨員」的基本信條。斯大林說過「共產黨員是用特殊材料製成的」，其確切的涵義其實在此。
由於這個緣故，黨內的鬥爭也永遠不會停止。「黨天下」的合法性完全建在一套特有的意識形態之上。這套意識形態是絕對真理，決不允許任何人有一絲一毫的懷疑，因為一有懷疑，「黨天下」的基礎便會發生動搖。所以，「黨天下」本能地反對知識和敵視知識人。
 中共的思想改造運動 |
前蘇聯的「列、斯體制」從一開始便徹底體現了反知識的精神。無論是哲學、文藝、社會、科學、史學都必須在「黨」的嚴密控制之下，與官方意識形態保持絕對的一致。自然科學也不能例外，我們都知道所謂「斯大林的語言學」和「李森科的生物學」的笑話。
列寧建立政權之後，在教育上首先便表現了兩個特色：一是降低過去的學術水準，二是打擊教師的權威。中學教師的待遇最低，月薪只有四十五盧布，而學校工友的月薪則是七十盧布。「黨」更有計劃地引導學生在課堂上羞辱老師，使之無地自容。中共的黨天下在體制上對蘇聯亦步亦趨，因此也是一開始便將教師貶為三等公民，並極力挑撥學生去攻擊先生。
所以文革並不是一個孤立的歷史事件，而是「黨天下」在展現其最真實本質的進程中一次高潮而已，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風」和一九五七年「反右」都是它的先聲。而且文革也不是上述進程的終結，在新的歷史階段，「黨天下」的本質仍然會以新的方式呈現出來。
余英時說，共產主義壟斷一個國家所有的生產資源，與生活資料，等於完全控制一個人的精神與肉體，這在歷史上，古今中外是沒有過的。
有識之士，慧眼識魔，他們脫身中共魔掌，在大陸之外伸張正義，揭示中共黑暗真相。正是歷史上一點一滴的扶正除邪的不懈努力，終於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在全球形成了解體中共的澎湃洪流，迷惑世界百年之久的共產主義將從歷史舞台消逝。人心已醒，天滅中共正當時！
Advertis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