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西方人一起工作引起的思考
這裏先交代一下我與幾位同事的關係：傑克（化名）是我的頂頭上司，莉莉（化名）是傑克的頂頭上司，朱迪（化名）是莉莉的行政助理。
事例一：
有一次我給朱迪寫了一封郵件，為方便對方閱讀，其中關於產品數量和種類的部份我加粗並加了下劃線，然後抄送了相關的人，包括傑克。可是當我們等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之後，收到的產品的種類還是錯了。客戶過來投訴時，我理直氣壯的告訴傑克：這個錯誤不是因為我而是因為朱迪。傑克查看了郵件，說確實不是我的問題，然後他就把那封郵件轉發給莉莉，抄送了朱迪和所有相關人員，包括我。
當我看到傑克的郵件時挺震驚的，心想：「傑克怎麼能這麼做呢，多得罪人呀！口頭說一下就好了嘛，為甚麼還要大動干戈的抄送給大家？這下朱迪太沒面子了！會影響到她以後升職嗎？她會不會記恨傑克？」果然，沒多久我發現朱迪的郵件都沒有了，既沒有人發給她，也沒有她回覆的郵件。這樣的情況持續了大約一個月。我更確定朱迪一定是因為傑克的那封郵件，或者被降職或者被孤立了。沒想到，一個月後她的郵件又出現了，和以前一樣，還是處理同樣的事務，只是郵箱地址中姓氏改了。原來她是去結婚度蜜月了，回來後按照西方風俗習慣，將姓氏改成了丈夫的姓。
因為朱迪不用出差來中國，平時我們的溝通全部是通過郵件。其實我看不到她的郵件時，隨便找一個人問一下就能知道她是去結婚了。但是由於我那個黨文化的鬥爭思想，認為「人之間的關係就是你爭我鬥」、如果犯了錯被人發現就會被整，所以自己就胡亂猜測朱迪一定是被處罰了，所以自己也不好意思去問別人朱迪怎麼了。真是荒唐又可笑！用黨文化整人的那一套東西去揣測正常人的行為，那肯定是猜不對的。
自從這件事之後，我對西方主流社會人的工作習慣更欣賞了，有一種很安心的感覺。在中國大陸的單位裏，你不犯錯都會有人整你，何況你要是犯了大錯誤，可能就沒有翻身的機會了，這些黨文化思維形成了之後，在工作中就會用它去衡量所有的事情，在外國人看來一定是怪怪的。
事例二：
公司有一個大客戶的合作項目，莉莉作為領導並不看好，她向決策層彙報時請求停止這個項目，得到了認可。可是傑克卻認為項目的成功性很大，就向莉莉請求直接跟莉莉的上級彙報，得到莉莉的批准後，他直接與決策層溝通並說服了他們繼續這個項目。
事後傑克非常高興的把他分別與莉莉和決策人的交談記錄給我看。在他和莉莉的聊天記錄中，莉莉說的很清楚，決策人確實和她一樣不看好這個項目；而在他和決策人的交談記錄中，決策人最後卻同意了傑克的想法，繼續此項目。傑克對我說：「你看，我常常說，做甚麼事情都不要輕易放棄，堅持下去才可能會成功！」
我在看他們的對話記錄時，腦中反映出的第一念是：「莉莉自己不想做，也不想讓手下人做，萬一手下人做成了，就搶了她的風頭了！如果公司因此重視傑克而不是她，她肯定會很生氣，那樣傑克的日子就難過了。傑克怎麼那麼傻呢？」
這一念冒出來以後，我就覺的不對勁，這不是黨文化裏的鬥爭哲學和妒嫉心嗎？這時我就警覺了。我仔細分析：
莉莉不看好這個項目，在我們大家面前，甚至包括在客戶面前，她都是這樣說的。雖然這樣看起來有點武斷和自以為是，但是當手下人請求跨級彙報時，她並沒有阻攔，而是客觀的為公司的工作考慮，坦坦蕩蕩的給手下人充份的機會，完全沒有維持權威和阻擋別人超過自己的妒嫉心。
傑克同樣沒有爭鬥心和保護自己的心理，心裏是為公司著想，並不是為了為自己爭得利益，所以敢於向自己的上司請求越級彙報。成功後雖然有一點歡喜心，但沒有那種想利用這個機會表現自己、向上爬的想法。
在把我自己和他們倆做了對比之後，發現我修煉大法這麼久，本來對自己在常人中的成功失敗、是否得到領導賞識在法理上已經看的很淡了，可是在這兩件事情中，自己發出的念頭卻充斥著黨文化中的鬥爭哲學，以為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就是甚麼「優勝劣汰」，以為「妒嫉」、「拆台」、「在工作中保護自己」是正常的人的行為，人人都可能會這樣做。其實已經是被黨文化毒化得不知道正常社會的人與人之間那種友善、信任的關係了。
結合與沒有黨文化的人在一起的經歷，我從師父的法中體悟：在一、兩百年以前，人類的魔性（負的一面）主要表現形式是人的執著心，自以為是的心、顯示心、名利心等各種人心，因為人在三界中，佛性和魔性同在；而共產邪靈是宇宙在末法末劫時出現的一個變異的東西：就是時時處處爭鬥。一個是在各種政治運動中讓人不自覺養成的「保護自己」的意識，為保護自己而養成的狡猾心理；另一個是在利益面前的爭奪、爭鬥。而人性應該保持的祥和和善良，被視為無能和愚蠢。我發現這種念頭才是魔鬼的意識形態，是中國大陸人長期浸泡在黨文化中潛移默化形成的。
學這些年師父的講法，師父一再的提到這個黨文化的問題，我覺的自己在這個問題上漏很大。把自己的思維調整到正常人類的思維模式上去，還是需要花很大力氣去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