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權」：謊言與真相

【明慧網二零一九年十月二日】前不久，中共的《人權白皮書》聲稱把生存權、發展權作為首要「基本人權」，取得如何如何「成就」。然而在公民沒有任何言論、新聞、信仰自由的前提下，談論人權根本是自說自話。

中共一手控制著暴力工具：槍桿子，一手控制著輿論工具：筆桿子，無論報紙、電視、網絡，只不過是中共「偉光正」的喉舌而已。

然而，當揭開歷史迷霧之時，中共從上至下的封鎖事實、戕殺真相的內部程序，令人震驚。

「二號病」的由來

發生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三年大飢荒，是中共發起的大躍進導致的人禍，而不是天災。然而，在過去的數十年中，人們只聽說「三年自然災害」，卻並不知情這三年全國並無真正的自然災害，更不知道僅僅兩三年間，由於飢餓死亡人數竟至數千萬人。

那麼為甚麼從一九五九至二零一九年的六十年間，人們對於三年大飢荒致使大量的人失去生命，卻知之甚少，甚至當談論起由於飢餓，死去多少人時，會有相當一部份人表示懷疑呢？

因為，當時餓死不能叫餓死，而是叫「二號病」。

一九六零年四月二十六日，經中共衛生部發密級通知，令各地衛生部門，今後對因飢荒造成的浮腫患者，診斷書中一律只能寫為「二號病」（「中國衛生年鑑」3卷1985版）。

大飢荒期間挨整的人中有醫生，罪過是診斷出大批人生病死亡的原因是飢餓。醫生王善身在被問到為甚麼浮腫病治不好，少了甚麼藥時，說了一句：「少一味糧食！」他被開大會批鬥，扔進監獄。

二號病，在醫學上霍亂的含義從來沒變過，只不過是為了掩蓋餓死人的情況，把餓死說成是傳染病死，所以，在整個大飢荒期間，二號病也隱諱地代稱浮腫！這個代稱從初期一直沿用了三年。其實，當時不光是用二號病來掩蓋，在大飢荒期間，某中央領導感慨，怎麼有那麼多高血壓心臟病肝炎死的！其實，都是餓死的。

由於過度的飢餓，一些地區出現「人相食」，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三日，安徽省公安廳寫了《關於發生特殊案件情況的報告》：「自1959年，共發生特殊案件（人相食）1289起，其中阜陽專區發生302起，蚌埠專區發生721起，蕪湖專區發生55起，六安專區發生8起，安慶專區發生2起，合肥市發生201起。──安徽省公安廳原常務副廳長尹曙生。」

三年大飢荒中，甘肅通渭大規模餓死人事件被稱為「通渭問題」。一九六五年七月通渭縣委報告稱：「全縣死亡60，210人，死絕2，168戶，1，221個孩子成了孤兒，外流11，940人」。二零零零年通渭縣老幹部座談會上，親歷者說當年上報的數是縮小的，是實際餓死人數的三分之一，70%以上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死絕，大量屍體沒人掩埋。

大飢荒通渭縣大量餓死人，除了高層，對外嚴密封鎖信息，直到幾十年後的今天，外面的人還很少知道發生了這樣的事。為了封鎖消息，當時餓死多少人叫「病」了多少人，不能說餓死。縣裏指示：「要把他們全部埋掉，『病』一個埋一個」。

大飢荒時，中國所欠蘇聯外債總共為57.43億，而一九五九年財政支出達520億元。所以實際上當年中國所欠債務數額並不大，而同期對外援助金額遠大於還債金額。而長期以來解釋三年大飢荒時，卻大講「自然災害和對蘇還債」，「對內怨老天，對外怨蘇聯」成了推卸責任的藉口，多年以來，讓大陸民眾深信不疑。

事情並沒有到此結束。

大飢荒時期，中共拒絕了外國援助，反而進行大量糧食輸出，其中一九五九年與一九六零年中共淨出口136億斤糧食，相當於3，400萬人一年的口糧。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第八章寫道：「最令人驚訝的是，甚至在死亡率上升的1959年，中國糧食的輸出竟然達到歷史最高水平。」

對於世人的生命，是何等的漠視？對於真相的封鎖，是何等的密實？一句「三年自然災害」，讓由於飢餓而死去的三千餘萬生命，竟沒有任何交待。

現在日子好了嗎？

一九四九開始的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文革，一波又一波的運動浩劫，致使民不聊生，百業凋敝，中共為延續其對於大陸人民的統治，把土地可以承包，企業可以民營。哪裏沒有中共，哪裏就有生機，在大陸幾乎成為民間的一個共識，只要中共不插手，這件事就能辦成，只要中共要上「規範」，能辦成事也要荒廢。

中共的《人權白皮書》，號稱生存權、發展權作為首要「基本人權」，大家知道，對於普世價值而言，正常的社會公民還應有生命權、財產權、尊嚴權和公正權。

有人張口閉口，共產黨給的錢，我花的錢是共產黨給的錢，共產黨的錢哪來的？早在二零一四年，世界銀行就指出中國總稅率64.6%，遠超歐美髮達國家。而專業的經濟數字更顯示，中國的企業所交的直接稅加上間接稅，佔到了中國企業稅前利潤的70%；而個人交的稅，直接稅加上間接稅，包括增值稅、消費稅全部加在一起，中共政府向個人抽的稅高達平均所得的51.6%。這兩個數字，是全世界自從有人類以來的最高。沒有一個國家敢收這麼高的稅，中華五千年歷史也沒有一個朝代敢收這麼高的稅，結果我們這個時代有。

即便百姓手裏這點錢，中共靠印鈔票發展經濟，讓票子越來越毛，逼得人們只能買房保值，《2018中國家庭財富健康報告》顯示，2018年我國城市家庭的戶均總資產規模為161.7萬元。在這些資產中，有近8成是房產。

老百姓掏出儲蓄當首付，甚至花光所有積蓄買商品房，中共央行資料顯示，2007年末，居民的消費性貸款只有3.27萬億元，而2018年卻達到了37.80萬億元，增長10倍，主要是用於住房消費。住房成了壓在百姓頭上喘不過氣來的大山！

上面說的是城市，那麼農村呢？不用說收入、教育、衛生都低人一等，也不用說由於戶口限制，農民工無法在城市落戶，就單說孩子無法在城市上學，而導致的留守兒童這一項：

在中共官方二零一三年《全國農村留守兒童、城鄉流動兒童狀況研究報告》推算，中國有農村留守兒童6，102萬，報告的公布引起了社會強烈的反響，此後類似的報告再也沒有公布。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有5個留守兒童在一個垃圾房內用煤炭生火取暖，不幸全部一氧化碳中毒死亡。

二零一五年六月，貴州畢節同一家庭的4個留守兒童，年齡從5歲到13歲，服用殺蟲藥自殺身亡。對此現象，《北京青年報》發文說：「留守兒童的問題已經很嚴重，根據研究人員抽樣調查得到的數據，在貴州和安徽兩地，留守兒童自殺、意外的發生率分別為12.88%和20%。」

中共口口聲聲說人們吃的飽穿的暖，然而卻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農民成為事實上的賤民。

《憲法》中的自由在哪裏？

人除了物質需要，還有精神需求，在《憲法》中雖然寫著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信仰自由，然而中共卻讓整個社會淪為財富、金錢的階下囚，對於言論、信仰則一概封殺，與一九五零年的鎮反、反右等等運動整人沒有甚麼兩樣。

最近，湖南維權人士王美余在衡陽看守所不明猝死。他的妻子曹曙霞相信，王美余是被迫害致死。王美余去年曾在衡陽、長沙等地舉牌，要求沒有合法性基礎的中共下台。今年七月八日，在長沙火車站被警方以尋釁滋事抓捕，關在衡陽看守所。僅僅兩個多月，王美余就「被死亡」。

舉個牌子要求選舉就被抓、被關，哪裏有民主？哪裏有言論自由？不僅如此，還剝奪了他的生存權。

一九九九年至二零一九年，中共迫害法輪功二十年中，法輪功學員遭受了更多。每天都有被抓、被關、被判刑的法輪功學員。而且大量證據證明，中共對法輪功學員使用了各種酷刑折磨，還犯下強摘器官的反人類罪行。

根據明慧網的信息來源，從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到二零一九年七月十日，這二十年來，在中國大陸裏被中共抓捕的法輪功學員總人次（一人多次被抓算多次）至少為兩百五十萬到三百萬。

只因為信仰，就遭到中共的非人對待。據法輪大法明慧網公開資料顯示，被中共迫害致死、有名有姓的就有4361人。

此外，在明慧網已查證的案例中，截止到二零一九年七月十日，有86050人被綁架，28143人被非法勞教，17963人被非法判刑，18838人被綁架關入洗腦班，809人被綁架進精神病院，各種酷刑迫害的總人次518940。中共的迫害造成了太多的法輪功學員廣受歧視、失業、失去收入、長期遭受精神迫害、家庭破裂、傷殘、死亡。

在九評編輯部出版的新書《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中，這樣概括：

「前三十年『抓革命，促生產』，『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挖出的階級敵人越多，官兒做得越大；後幾十年是用經濟來維護統治的合法性，追求血腥的GDP至上，不顧及民生與環境，只為升官發財；

前三十年讓民眾仇恨『國民黨反動派』、仇恨『美帝野心狼』；後幾十年讓民眾仇恨自由及西方民主理念、仇恨真、善、忍的普世價值觀；

前三十年用鬥爭扼殺人性，讓人不敢講真話，謊言假話大行其道；後幾十年更是爆發了『誠信危機 』，假貨遍地，毒食品盛行。假煙、假酒、假奶粉、假車票、假文憑……大概凡是能買到的商品、有價值的證件、牌照，都有造假的。利用高科技做出的種種有毒食品，是前三十年的人想都想不到的；

前三十年有『畝產萬斤』的荒唐造假；後幾十年有『天安門自焚』騙局，不知矇騙了多少人，攪動起多少仇恨；

前三十年是閉關鎖國，關起門來一言堂；後幾十年是信息封鎖，敏感詞過濾，實名制監控；

前三十年政治掛帥，破壞傳統文化，打掉傳統信仰，用政治的手法搞經濟，出現了瀕臨崩潰的經濟危機；後三十多年一切向錢看，用經濟手法搞政治，用金錢物慾和情色迷亂來填補信仰真空，帶來的是觸目驚心的道德危機。」

這樣的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可以一直比較下去，然而沒有必要了。只要中共存在一天，逆天毀德，滅絕人性的邪惡本質，就會一直存在下去。因此，沒有共產黨，才有新中國，是一句明明白白、真真切切的大實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