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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龍江牡丹江市劉利華及其家人被迫害經過
我是一九九九年走入法輪大法修煉的，當時我的父母都修煉，我親眼見到父母一天天身體變好了，因生活磨礪缺少笑容的臉出現了久違的笑容。除了患精神病的三妹妹外，我和另兩個妹妹也跟著走入了修煉。
正當我們全家沐浴在佛光普照中的時候，九九年七月風雲突變，江澤民出於小人的妒嫉，邪惡的發動了對修煉「真、善、忍」團體的迫害。我因對不明真相的世人講清法輪功被迫害的真相，在二零零二年被黑龍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市公安局國保科警察綁架、迫害。
遭受酷刑迫害
二零零二年六月，我正在父母家中，黑龍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市公安局國保科科長宋玉敏夥同金海珠、姜元濤闖進我父母家中把我綁架到海林公安局。
 酷刑演示：上繩 |
在海林公安局，姜元濤給我施「上繩」酷刑。我因承受不了，用頭撞牆，後來才發現頭上撞了很多大包。「上繩」是用細繩在背後兩肩向下纏繞直到手腕處，然後把繩的兩端向上吊，吊的越高越痛苦，繩越細越痛苦。開始時痛不欲生，接下來因長時間不過血逐漸失去知覺，為了防止胳膊廢掉，每間隔一段時間放鬆一次，上繩時痛苦，放下來時更痛苦。像有千萬隻螞蟻在兩臂上噬咬，血通過之後 再重複上繩。這種酷刑對身體損害很大，能傷到腦垂體，影響內分泌。我地曾有年輕的法輪功學員遭上繩迫害後，結婚後一直不生育，到醫院檢查說是腦垂體受損，影響內分泌所至。這個酷刑傷害大，用的時候都請示局長，所以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不是某一個人，是共產邪黨從上到下系統的迫害。
三天三夜後，我被綁架到海林看守所非法關押，在看守所裏吃的是一籮到底的帶有包米糠的大餅子，喝的是不削皮的帶泥的土豆湯或凍白菜湯，睡的是木板鋪，人多的時候都側身睡，上趟廁所回來就沒地方。我與其他的法輪功學員因在報號放風時不報自己是犯人，被當時的副所長單成強把我們幾人拽到走廊「開飛機」折磨。「開飛機」是兩腿叉開，彎腰九十度以下，兩手背向後上方，狀似飛機的翅膀而得名。讓在押的刑事犯往我們的頭上澆涼水，單成強還用拳狠狠打我的臉，牙齒硌掉腮上的一塊肉。當晚是輪到我值夜，回到監室，換了身乾衣裳繼續值夜。單成強現在已遭報應，被判刑一年。
在監獄被迫害
二零零二年九月末，我被海林法院冤判七年冤獄，與其他八名法輪功學員被綁架到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女子監獄迫害，九名法輪功學員從三年到九年刑期不等。我丈夫早逝，家中只有年幼的兒子，我被冤判後被他奶奶接走。在送往哈爾濱的汽車上，單成強把法輪功學員的行李全部扔到車下，我與另一位法輪功學員的行李放在後車廂裏得以倖免，致使那七人很長一段時間沒有生活用品和行李。
在哈爾濱女子監獄體檢時，我因在看守所感染了疥瘡被監獄拒收，單成強花錢強行把我留在了監獄，其他八名法輪功學員在集訓隊，我被安排在病號監區，一個月疥瘡好後又把我送到集訓隊，在集訓隊一天八小時坐小板凳，上廁所要請示，吃飯也在小板凳上吃。
三個月後我被分到五監區繼續迫害，在五監區法輪功學員跟著刑事犯出工，因法輪功學員不斷反迫害，只出工不幹活。一次不知是哪個部門的人來監獄視察，同修寫了一封揭露迫害的信，我拿著這封信要交給來視察的人，但這些人並不與我們說話，從前門上來從後門下去，馬上就要出門了，我大喊一聲「冤枉」，一個專門看管法輪功學員的刑事犯突然上來照我的頭打了一拳，視察的人並沒有因這意外停下來，直接就走了。
我曾脫囚服反迫害，被五監區的陶大隊長關進小號，吃、喝、拉、撒、睡都在一個幾平米的小房間裏，二十四小時戴手銬，吃飯、睡覺、上廁所都不取下來，十五天只有我一個人在這個小號。
二零零六年哈爾濱監獄把法輪功學員與刑事犯分開，關在監舍裏不讓去車間。在車間裏給刑事犯播放「天安門自焚」偽案等誣蔑法輪功的錄像。在監舍裏一個法輪功學員，五、六個刑事犯包夾，強制「轉化」法輪功學員。後我被綁架到七監區，在七監區每天強迫寫對法輪功的認識。
二零零八年我回到家才知道，母親劉玉桂被警察多次騷擾、勒索，再加上女兒劉利華的遭遇，已於二零零四年在對女兒的思念中去世。小妹妹也因被勞教迫害後，懼怕邪黨的迫害放棄了修煉。二妹妹要照顧父親和患精神病的三妹妹不能工作，三人靠父親兩千多元的養老金生活。我在家稍微安頓了一下父親和妹妹，就到北京親屬的一個廠子裏打工，兒子是被奶奶、姑姑、叔叔共同養大的。在北京辦暫住證時，通州區台湖鎮派出所警察到廠子騷擾，說我辦暫住證就得限製出行，只能留在當地。後來才知道，親屬花了錢以後才沒有警察騷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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