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王豔傑自述當時被迫害經歷:
我是在飯店打工做服務員工作,飯店老闆娘和廚師也都是大法學員,因為我們都按「真、善、忍」標準做事,對顧客熱情、誠實、服務周到,顧客到這裏來消費經濟實惠,當地小有名氣的人都來這裏吃飯,飯店的生意相對比較紅火。
時間久了,吃飯的大多數都是回頭客,也都熟悉了,不忙的時候就和顧客嘮家常說到法輪功,他們看到了我們學法輪功的人,不但身體好,而且精神狀態也好,為人實在。我們就向他們介紹法輪功是修心向善做好人的;中共江澤民對法輪功的迫害是完全錯誤的,並且還導演了一場「天安門自焚」偽案,謊言欺騙全世界。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四日下午三點左右,突然氣勢洶洶闖入飯店七、八個人,他們也沒出示任何證件,也不知道他們都是甚麼職業,進屋就問都有誰學法輪功?並且還翻東西,然後把我和廚師、老闆娘三人強行拽上車,說到大嶺派出所核實一下,上車後我們發現也不是去派出所,直接往公主嶺方向開去。
天不停的下著鵝毛大雪,似乎在為我們鳴冤,我的心情很沉重,別提多難過了。一路上惦記著孩子,因為我的女兒才剛剛六歲,我準備用手機給家裏打電話(綁架我們,家人不知道),警察一把搶下我的手機不讓打。
到公主嶺市公安局國保大隊後,問我們大法書是從哪兒來的?大嶺派出所姚春輝騙我說:「你丈夫在外面等你呢!」結果晚上八點左右給我們送到了拘留所,在這期間沒人給我們吃一點東西。
非法關押十五天後,我被勞教一年零三個月,廚師勞教一年,老闆娘勞教一年六個月,分別送到黑嘴子勞教所和九台勞教所非法關押迫害。
我被關押在黑嘴子勞教所五大隊二小隊,警察叫張麗紅,進門就讓我喊「報告」,我不喊就讓在門外站著,由於害怕就喊了。進了管教室,張麗紅就讓我寫「五書」,我不寫她就用電棍電我腦袋,旁邊有個姓宋的警察就來軟的,我不知道她們會怎麼打我,更害怕了,就違心地寫了「五書」。她們看出我不是真心轉化,就派包夾監視我,和我單獨關在一個僻靜的屋裏,不讓下樓和大家一起吃飯,晚上別人都休息,只有我坐小板凳直到九點才可以上床。
大約二十天左右,又讓我做奴工,聽說有人不幹活,我也不安心幹,後來被人誣告到張麗紅那裏,張麗紅當著大家的面打罵我一頓,侮辱我的人格。她們不把大法弟子當人看的,在這裏完全剝奪了做人的最基本權利。
大約過了兩個月的時間,我的心裏知道了中共不讓我們做好人,因為我看到了執法的警察是不講法律的,同時也沒有素質;這裏也不是教育人怎麼改好,而讓大家都成了邪惡中共的勞動工具為它們創造價值。
我決定不能再錯下去,想起我的師父讓我們做事為別人著想,這些警察都是聽信了邪黨的謊言才沒有理智的,不知道大法的真相,將來都將受到法律制裁,因為善惡有報是天理,她們也是很可憐的生命啊!我鼓起勇氣寫了「嚴正聲明」,交給了大隊長劉永慧,決定給她們講大法的美好,按真、善、忍做好人。可是她看後說:「你們管教看了不得氣死。」這時張麗紅也從樓下上來了,她看了我的聲明後不容分說,上來就和劉永慧對我拳打腳踢,把我的兩隻胳膊一下子背到後邊。我使勁喊「法輪大法好」,她們就像沒有了人性,更失去了女人先天的那份善良和溫柔,完全不顧及我的感受和承受的痛苦。
大隊長王麗梅和獄警張麗紅,再一次不讓我下樓吃飯,不讓我和別人接觸,和其她犯人單獨關在一起監視我。讓我幹奴工,從早上五點到晚上八點半,一天十五個小時之久,幹活的車間有毒的空氣熏著我們喘不過氣來,晚上還得住在那裏,給每個人的身體造成了一定的傷害。
張麗紅用偽善來給我好吃的,所謂的關心我,後來我屈服了,說自己一時衝動,她們達到了目的才讓我和大家一起吃住。
有一天正在幹活,突然進來兩個警察,說收拾工具,讓大家過來站一排,張麗紅獄警把一位大法學員的胸罩使勁的撕開,翻出師父的經文。一次獄警在我們外出幹活時,把屋裏翻得一片狼藉,桌子四角朝天,大家幹活回來都在走廊裏站著,她們把經文全部翻出,裝在一個編織袋裏,當時我也不知道,後來警察讓我送到鍋爐房燒毀,過後才知道,後悔莫及。
還有一次警察讓我從庫房裏拿凳子,當時我不知道她們幹啥用,沒過幾天,從一大隊轉來了一名不配合邪惡幹活的法輪功學員,警察氣急敗壞地用凳子往死裏打,她們嚎叫著把同修胳膊都打折了。
警察經常監視我的一舉一動,經常讓我看誹謗我師父和法輪大法錄像,還有其它宗教中的東西讓我看,給我洗腦。
從勞教所回來以後,二零一三年夏天,大嶺鎮派出所警察姚春暉等兩人闖進我家,逼迫我照相。
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七日,大嶺派出所姚春暉等四人進屋騷擾我,有一個警察在我不知道的情況下偷偷從側面給我照相。
我因為學法輪功,孩子和家人都分別承受著不同程度的痛苦。在我勞教期間,孩子的爸爸謊說媽媽去外面打工賺錢給她(女兒)買好吃的,怕她幼小的心靈受到傷害。
在中國大陸這樣遭受迫害的家庭太多了,有的法輪功學員被迫害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真心希望還在參與這場迫害的人懸崖勒馬,不要助紂為虐,早日明白大法真相,選擇美好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