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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龍江雙城趙豔菊遭受的迫害
下面是趙豔菊敘述她家的遭遇：
一、因上訪受到的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我一家去省政府上訪，在哈爾濱被綁、被曬，折騰一天到雙城公安局登名，半夜到家。同年冬天，我和妹夫董連太去北京信訪辦上訪講明大法好，順利回家。
第二次，二零零零年三月我全家五口人去北京上訪。我丈夫邱長嶺被關在北京朝陽監獄二十多天，受到灌食、插管的迫害，後被雙城駐京辦送回雙城看守所關押兩個月。在看守所被一個叫蔣黑子的警察插大管灌鹽粒子。因不轉化又被送到雙城城門西南角的一個小二樓洗腦迫害（這個二樓是城鎮幹部李克榮蓋的，鎮政府借用辦洗腦班）。我丈夫經過絕食被放回家。
我和三個孩子被雙城駐京辦送回雙城，三個孩子放回家，我被直接關到看守所，因我不轉化把我也送到城鎮西南角小二樓的洗腦班（這個洗腦班專為迫害去北京上訪人員設的，從這裏進出被迫害的大法弟子無計其數），在這裏我被迫害二十多天，因我絕食他們怕擔責任放我回家。
第三次，二零零零年的冬天我們一家五口又去北京證實法，被非法抓回來關看守所放回來沒幾天，正趕上我地區二零零零年末到二零零一年過年期間全地區辦洗腦班，這時城管大隊長陳永佔帶好幾輛車到我屯非法抓捕大法弟子與抄家，到孫志學家拉走六千多斤玉米，還把他八十多歲的老母親碰倒，摔壞了胳膊，人抓走了無人照料。到何永珠家，要拉她的玉米，她老頭賀文孝跪地磕頭不讓他們裝車，他們理都不理。到我家裝上五千斤玉米棒子，又把門板、鍋、爐子、爐筒子裝上車，揚言不准開飯、凍死我們。滿屯的人看不慣，憤憤不平，有敢說話的，講了正義的話，他們把鍋拿下來。後來又把我和三個孩子綁架到城鎮秋林洗腦班，三個孩子在秋林洗腦班擔驚受怕，她們說：最怕的是副鎮長閆善利，喝多酒就打人、罵人，那股瘋勁她們最害怕了。而且閆喝多了，有次還打孩子五個嘴巴子。正月十五孩子的大姑夫送餃子給孩子吃，閆善利不讓吃，還讓她們姐仨光著腳，只准穿襯褲，在水泥地站了一下午。東北的天最冷。
在洗腦班有很多同修絕食抗議非法關押，警察拿很粗的木棒子打我們，最後我和幾位同修被打得不行了送三門診搶救，三天後被轉到雙城看守所。在看守所我們絕食要求釋放、喊口號，連常人都被帶動了幫著喊，警察進到監裏猛打我們。
在這年的臘月二十八，我和其他八十名同修被送到萬家勞教所勞教。讓我們住的是一大倉庫，窗戶全是大窟窿，北風呼嘯、屋像冰窖，臉盆的水能凍成坨。晚上凍得無法睡覺，白天還有繁重的奴工勞動。隊長張波經常罰我坐小板凳。正月初八因為集體煉功，監獄負責人把武警找來，一個武警薅著我頭髮把我從二鋪拽下來拳打腳踢，那天我們每個人都被打得鼻青臉腫，還罰我們貼牆站著，不許動。在萬家勞教所我被折磨了一年才回到了家。
我的丈夫邱長嶺在長林子勞教所被灌食、被打嘴巴，也被非法關押迫害一年才回家。
二、在前進勞教所被迫害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三日，雙城公安局綁架大法弟子五十多名，當時我也被綁架了，後來被劫持到哈市前進勞教所。
勞教所這個黑窩如同地獄一般，迫害的第一步就是背監規，不背就用電棍電、拳打腳踢、涼水澆身等各種手段強行轉化。第二步是隊長王敏操控盜竊犯王芳迫害大法弟子，王芳任意用各種手段找麻煩，如強迫寫日記、寫真話不行，總之找各種藉口打你、罰你。勞動有定額，歲數大的、手慢的完不成奴工回監室也得幹，還不准別人幫，哪怕幹一宿也得幹，第二天還得照樣出工。我被迫去餵豬，一一年的三十晚上，家家戶戶都過年，我卻獨自蹲在豬圈旁看著豬下崽子，豬仔死了，牢頭王芳破口大罵我，還說讓我賠，還說等隊長王敏來了收拾我，我挨牢頭罵挨隊長罵，真是過了年了。
二零一二年隊長王敏利用牢頭和四個常人組長，每天監控法輪功學員，不准說話、不准走動、不准大法弟子使熱水，還不分歲數大小一律在地上蹲著洗。八十多人住一個屋，晚上衛生間不准用，人多，一個便桶大小便，滿屋都是臭氣。
二零一三年的春天，由於勞動量大我們大法弟子罷工，隊長懲罰我們不讓上廁所，我們不服，全把號服脫下來。他們把武警找來暴打我們，電棍哇哇響，我們沒有退縮，武警把我們摁那蹲著，然後把四、五個人拽三樓坐鐵椅子。經過三天抗爭，我們要求見所長，郝所長來了，我問我們是殺人犯嗎？經過據理力爭坐鐵椅子的同修回來了。
二零一三年八月十八日，我終於走出了前進勞教所的魔窟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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