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玉梅遺照 |
田玉梅只是信仰並修煉法輪大法,她不是壞人,更沒有做過任何一件有違背憲法的事,一切的罪名都是強加給她的!法輪功(也稱法輪大法)是佛法修煉,提倡真善忍,給人祛病健身,讓人提升道德,做一個好人。
田玉梅多次遭受到洮南市公安系統警察的迫害,利用不明真相的常人、家人對她下手,並且洮南市國保科大隊長帶隊親力親為對她使用下三濫的手段利用常人、以想看大法真相光盤為名索要光盤,騙取田玉梅的信任,然後又以所謂的「抓現行、湊證據」為由對田玉梅進行非法抓捕、綁架、關押迫害,致使她身體狀況每況愈下。
田玉梅畢竟是六十幾歲的老人了,遭遇這種非常手段的這麼多次的迫害,身體機能下降,在二零一六年冬天摔倒,左腿的股骨頭摔傷了,不能動,洮南市司法人員脅迫田玉梅的老伴在田玉梅不知情、不知內容的情況下,替她書寫了一整張紙的不符合大法修煉的文字材料,並在田玉梅不能動的情況下,抓住她的手按上了手印交了上去。後來提起被按手印的事,她的心裏特別的難過……洮南市的公安機關、派出所一直就沒有停止過對她的迫害!
在這不久,法院的辦案人員在田玉梅家中客廳對其宣判,只是走了個過場。審判過程中審判官自問自答,說的和判決書上描述的田玉梅「認罪、悔罪態度較好」如出一轍。田玉梅二十年修煉大法,非常堅定,在被迫害中從來就沒放棄過修煉,更沒有甚麼認罪、悔罪的念頭與想法。當時田玉梅躺在南臥室,根本就不容她說話,不給她為自己辯護的機會,強行對她宣判。但是田玉梅在宣判過程中一直沒妥協,還堅持講清真相。
因為田玉梅的身體狀況,最後給她判刑一年、緩刑一年。就這樣接二連三地不斷對她進行毫無人道的迫害,心理壓力、精神壓力,以及警察對她親人的壓力全部壓在了她的身上,使田玉梅過早的失去了生命。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這一年緩刑當中,每個月都要必須上交一份思想彙報,內容無非就是「悔過自新」之類的,接受「黨」的領導甚麼的,都是她老頭私下替她寫的,一年十二份,一次性的全交了上去。田玉梅完全不知道這一切,家人一直沒人跟她說,也不想讓她知道。家人擔心不這麼做,就怕招來更大的對她的迫害!
中共十九大召開期間,正是田玉梅生命特徵嚴重的時刻,她在生命垂危的最後日子裏,辦案人員依然不放過她,來到她家進行查訪監督。家人向來家中查訪的兩個女的說明田玉梅的身體狀況,這兩個女的說:就是「例行公事」過來看看。田玉梅老伴說:你們看,人都這樣了,還能怎麼的啊!這兩個女的就走了。
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八日,田玉梅突發心臟驟停,時間不到一分鐘,就失去意識昏迷不醒了。當時兩個女兒都在她身邊守護著。叫來救護車送到醫院搶救大約30分鐘,因搶救無效而死亡。
下面是田玉梅生前自述她多次遭受的迫害:
我是一九九八年七月開始修煉法輪功的。修煉後身心受益,身體上十多種疾病,在不知不覺中很快就消失了,心靈得到了淨化,按照真善忍的標準要求自己,使我變成了一個比好人還要好的人。
然而,卻在江澤民發動的對法輪功修煉者瘋狂的、滅絕的迫害運動中,只因我按照真善忍做好人而遭到了多次迫害。
在二零零零年六月,因母親得了重病,肺癌晚期,我回老家黑龍江省賓縣去看母親,就在我母親需要照顧守護的情況下,當地勝利街派出所片警王立軍來家裏騷擾,要拿走我們的大法書,我們不讓拿,就把我和妹妹劫持到賓縣勝利街派出所,把我和妹妹分別關在兩個屋裏,所長宋洪軍、指導員趙明威逼恐嚇我們放棄修煉大法,我們不答應,當天晚上就把我們送到第一看守所關押。第一看守所是關押刑事犯的地方,和拘留所的性質是不一樣的。母親知道後,真是雪上加霜,病情急劇惡化,因為母親病危,關押十六天才把我放出來,而我妹妹卻一直被關押了一個月。在這次關押前,妹妹因為去北京上訪,多次拒絕說「不煉了」幾個字,在第一看守所一直關押已經七個多月,才回到家僅僅八天,就又被王立軍以到派出所「談話」為由給騙到了看守所裏。
這一個月裏,母親在生命垂危中為我們姐妹二人著急上火,擔心受怕,又加重了病情,在七月二十六日就過世了。我千里迢迢的趕回家,就因為片警王立軍要保住自己的「飯碗」,而滅絕人性的把我們從家裏帶走,剝奪了我們最後守護母親的寶貴的時日,讓老人在離世前還要品嘗親人被抓的痛苦、面對女兒進監牢這一切。王立軍的作為,是所有迫害無辜大法修煉者的一個縮影,這種迫害給我、我的母親及全家人的精神上都帶來了嚴重的傷害。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因師父與大法在蒙受不白之冤,我去北京證實大法,在北京五里屯發大法受迫害的真相資料,被五里屯派出所警察綁架,關了一天,然後送到石景山看守所。在看守所裏,晚上不給睡覺的地方,只能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坐著。警察指使犯人把門打開凍我們,那年冬天很冷,外面下著大雪,看守所走廊的門是半截的,雪花都飄進了屋裏。大冬天的,這樣每天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有二十幾天,我一直拒絕報姓名地址,後來因為馬上就要過大年了,我對家裏人來說就是失蹤了,家裏老伴及孩子們不見我整個人,不知道要急成甚麼樣子。我就說出了我的家庭住址,然後就被白城駐京辦事處的人從石景山看守所帶走,一個姓劉的警察把我身上的錢四百多元掏去歸為己有,揣進自己的腰包。後來洮南市警察來北京辦事處把我帶回洮南市,直接把我非法關押在洮南市看守所,並湊所謂的「材料」 勞教我一年,但是因為檢查身體不合格,於二零零一年的四月一日,保外就醫才回到家中。當時在長期的被迫害中,從北京石景山看守所冰冷的水泥地轉到我家當地洮南市看守所,中間過程中我經歷的實在是太多太多的迫害,造成我的心臟、胃等主要器官出現毛病。
二零零二年十月,洮南市公安局綁架法輪功修煉者辦「洗腦班」,找到我的工作單位洮南市電廠,不知道怎麼跟當時的姚廠長說的,總之他們夥同姚廠長來到我家房門外,公安局的警察不叫門,不出聲,由姚廠長出頭騙我把房門打開,門打開後一窩蜂上來六、七個警察不由分說把我連拖帶拽七手八腳弄到他們的車上,把我劫持到黑窩洗腦班進行迫害洗腦,逼迫我放棄修煉法輪功,使我在精神上、身體上、心靈上遭受到嚴重傷害。因為我的心臟、血壓出現嚴重狀況,有生命危險,把我送到洮南市醫院搶救,後來他們不得不把我放回家中。
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一日,早上五點多我去菜市場買菜,一直想要加重迫害我的洮南市公安局警察利用一個賣菜的常人騙我,說要看大法真相光盤,管我要,等我帶著光盤再次出現在菜市場的時候,洮南市公安局國保科大隊長張志強、副大隊長陳雨廷(延)非法把我綁架到南交派出所,逼問我東西是哪來的,還有其它的一些問題,我一切都拒絕回答。他們從我身上橫行霸道的搶走我家的開門鑰匙,到我家進行非法抄家,跟土匪一樣,擄走了我所有的大法書籍,還有救人用的護身符、真相小冊子、神韻光碟,還有一千七百多元錢等等。
下午他們把我帶到市醫院檢查身體,醫生說有幾項有問題,出門時我暈倒了,就這樣他們還是沒人性的把我送到拘留所裏,準備加重迫害我。在拘留所,把我拖到水泥地面上,躺了三、四個小時。後來發現我不對勁,怕承擔責任,才找來大夫,血壓測量下高達220,心律過速,他們不情願的叫來救護車,把我送到市醫院搶救室。經檢查血壓還是220,心律過速,血糖在一天沒吃東西的情況下還高達十六,醫生說我隨時都有生命危險。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給我辦理了取保候審。
為了加重迫害我,他們編造的所謂「案件」程序照常向前走,一個月後,又開始多次對我進行騷擾,讓我到檢察院簽甚麼字,我拒絕,不配合,我不去,他們就來我家威逼我,說把我送到長春去,長春有個地方甚麼病都收。
江澤民違反國家憲法,剝奪大法弟子的信仰自由,盼望早日把江澤民──這個犯有反人類罪、酷刑罪、群體滅絕罪的元凶繩之以法,押上歷史的審判台,還人間的公理,還法律的公正,還公民的信仰自由,還做好人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