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傳播真相,行在中國
在北京,安妮接觸到了很多遭受迫害的法輪功學員。她看到了中共大範圍、大規模地迫害打壓法輪功,迫害極端到了殺人。
「我有機會在一個地方接觸到他們,那兒有來自中國不同地域的同修,他們都住在那裏,有孩子,有老人、有年輕人。我和他們交流。他們有勇氣,敢於放下一切,敢於上北京來,敢於站在那裏上訪請願,儘管他們都知道後果是甚麼。我沒回大連學校,我繼續留在北京。我聯繫了瑞典的同修,問他們有沒有可能來北京,因為中國同修需要我們。」
沒有任何遲疑,瑞典同修得知中國的情況後,立即趕到了北京。大家知道,必須尋找外圍援救。他們開始分頭聯絡駐華的外國媒體。美國、芬蘭、瑞典及其它國家的記者陸續聯絡到了。隨後,安排外界記者與中國法輪功學員見面,真實報導法輪功。
「在北京我和說英語的中國同修住在一起,我們住的旅館得經常換,因為有人跟蹤,還有奇怪的電話來騷擾。邪惡的氣氛處處都能感受到。有驚無險,我們順利完成了工作。做完之後,我返回大連,瑞典同修也返回了瑞典。」
回到大連不久,安妮又接到秘密消息,廣州有一個法會。安妮不知道法輪功在中國南部的情況,她非常想知道。沒有猶豫,她又立即訂了機票,前往廣州。
「十一月二十一日,我飛往廣州。之前我聯繫了《瑞典每日新聞》記者,他在香港工作,我邀請他參加這次廣州的法會,我知道,我們需要有外界記者在場。」
早晨到達廣州,她入住在一所大房子裏,幾間臥室,十幾個學員,都是來自其它國家的海外同修。大家正在著手翻譯法會發言稿,將中文譯成英文。此時的廣州,中共迫害的勢頭已開始,警察已經在局部地區抓捕法輪功學員。安妮天真地想,我是瑞典人,他們不會逮捕我的。她在房間裏戴著耳機聽師父的講法錄音,還高興地等待學員們來一起交流。結果,她發現大房間裏來了一些人,有很多人在吸煙。
「我奇怪,我們煉功人是不吸煙的,為甚麼來的這些人吸煙呢?過了一會兒我才反應過來,滿屋子來的都是警察,我出不去了,他們不放我出去……」
住處被警察包圍了。房間裏都是法輪功的資料、油畫、書籍。安妮夾在學員中間,她有點蒙住了。「我在想,他們不會逮捕我,我們不是中國人。我又想,這不是現實!這是在拍電影吧?」
不是電影,卻如電影一樣展開了:
外景,居民住宅被警力包圍;內景,房屋內警察強行搜查,沒收私人物品。
法輪功學員被警察圍在一邊。安妮被拉出,女警口裏吐出蹩腳的英語:
「你,是誰?哪裏來?為甚麼在這裏?怎麼知道這個會?」
安妮拒絕回答。
「不說,帶走!」
安妮轉身回到房間裏拿包。一隻腳剛邁進屋,一隻手被人抓住。
鏡頭特寫:一捆人民幣塞在她的手中。
「這是給法會捐助的錢,還有照片芯片,快帶走!」來自澳洲的同修小聲囑咐。
外景,公路上。警車嘶吼,安妮被警察押著。她眺望窗外,陌生的街道、陌生的面孔。
內景,審訊室。安妮緊緊抱著背包。
「叫甚麼?怎麼認識的那些人?」警察審問。
安妮耐心地講述:「我從九五年開始修煉法輪功,是個很好的修煉方法……」
突然,牆壁「咚咚」作響,隔壁房間傳來打人的吼叫聲,對面的警察冷若冰霜,彷彿甚麼也沒有發生,只在「嚓嚓」寫著報告。報告寫完,推給安妮。
「簽字!」警察命令。
「看不懂!」安妮回答。趁警察不注意,她一把撕毀了報告。
她再次被帶走。警車押送。她被帶到高級賓館。
安妮依舊緊抱背包,心裏有點擔心,這裏裝的是大法的資源,絕不能落在警察的手裏。
「包裏裝的甚麼?開包檢查!」警察命令。
「不行!除非我見到瑞典大使館官員。」安妮回答堅決。
安妮第三次被帶走。警車押送。進入更高級的賓館。
進入賓館,警察退出。怎麼回事?她環視著大賓館,小心翼翼地走出門外,一切都陌生,判斷不出是否有便衣警察。她手裏攥著照片芯片,一個念頭,尋找機會,這個信息必須發出去!
賓館裏,她發現一個金髮的西方人在電腦前工作,安妮走過去。
「請問,您是瑞典人嗎?」
「我是!」
真是瑞典人?安妮大喜,小聲說道:「您能幫我嗎?我有張照片要發出去,這對我很重要,我要發封電子郵件。」
「當然可以,你可以用我的郵箱發!」
照片、信件成功發送,安妮大鬆一口氣。繼續尋找外圍援救!電話……焦急中等待,快快接通!她焦急,電話通了!
「我是芬蘭記者!我們正在找你!丹麥、瑞典大使館都已經知道!」
安妮被營救,她被記者團團圍住……
六、北京,二十四小時
安妮從中國回到瑞典,雖然身在祖國了,她卻依舊在紅色恐怖的狀態中,頭昏腦脹,緊張不安。
「我無法交流,內心沉重,瑞典同修沒人有過這種經歷。我緩不過來,我做任何事都小心翼翼的,好長一段時間才適應了瑞典這個環境,心才漸漸平靜了。」
經歷了紅色中國的魔煉,安妮變得勇敢了,也增強了使命感。中國同修的處境時時牽動著她。她和海外的同修一起做了很多工作,呼籲國際社會阻止中共對法輪功的非法迫害。安妮心想,不久一天,我一定還會再去中國的。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的一天,幾個瑞典同修想到北京做點事情,詢問安妮。
「時候到了!我去!」安妮回答果斷。
此次北京「自由行」只有集合的地點和時間。每個人都按照各自的方式到達北京。集合時間是十一月二十一日,地點天安門廣場。安妮依舊入住在北京的一所大學。 等待集合的時間顯得漫長。她獨自行走在這座古老而又現代的城市。天安門,中國的象徵,它見證了起伏跌宕的中國歷史,盛世興衰,風起雲湧,安妮凝視著它,想著:今天你將見證!
遠遠望去,安妮看到了一對西人,女的懷抱著百合花,他們正在向天安門廣場走來。她又看到幾個熟悉的面孔,都在默默往一個方向靠攏。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三十多個西方人相聚在了一起。
「準備,開始!」
隨著一聲指令,他們分成兩部份,前面的人席地而坐,後面的站立,大家單手立掌胸前。一條黃色的大橫幅被拉開,橫幅上巨大的中文漢字:「真善忍」;下方一條英文:「Truth Compassion Tolerance」。
西人法輪功學員在天安門廣場告訴世界:法輪大法好! |
天安門廣場上的遊客們驚得目瞪口呆。隨後,刺耳的警笛聲,出動的警察,紛亂一片。
「法輪大法好!全世界都知道!美國知道!歐洲知道!法輪大法好……」
廣場上迴盪著西人法輪功學員的吶喊。
安妮單手立掌胸前,雙盤端坐,她始終沒有睜開眼睛。這一天她等了很久,她想表達的很多。此刻,只有無聲的吶喊,不動的威嚴。警察過來拉她,怎麼也推不動她,她像是被釘在了地上。最後,兩個壯碩的警察將她用力搬起,她依舊紋絲不動單手立掌盤坐。她感覺自己被重重摔進車裏,雙腿也沒有被摔開,一直雙盤端坐著。這時,她耳邊聽到「法輪大法好」的呼叫聲,她睜開雙眼,跟著呼喊。
「我打開車窗,我喊『法輪大法好』!警察很兇,將我一把按倒,扭著我的胳膊。警車裏,他們對著我們毆打。」
廣場上的西人法輪功學員都被警車帶到了警察局。
「他們對我們動武,我的胳膊青一塊紫一塊的。他們要我們的護照,審問我們,我沒給他們我的護照,也沒告訴他們我的名字。我們互相告訴,大家要在一起,不要分開。警察看分不開我們,就押著我們到地下室。樓梯很陡,下面是帶鐵欄杆的單間牢房,牆上有血跡,他們強行把我們押進不同的牢房。」安妮回憶說。
「這期間我們不停地告訴這些警察,法輪功好,告訴他們真相。天已經黑了,我們又被帶上警車。每個同修身邊都坐著一個年輕的警察看守,我們依舊不斷地給他們講法輪功真相。」
時間寶貴,西人學員在分秒必爭,急切地把法輪功真相告訴身邊的每一個人,無論是警察還是普通群眾。他們被關押的消息已發出去,可天色已黑,營救他們的人還沒有出現。他們被警察、警車牽著走,從一個地方帶到另一個地方。審問、逼供沒有間斷。
終於,瑞典駐華官員出現了。女官員焦急地說:「我到處找你們,找遍了,警察把我支到這兒,又把我支到那兒,他們騙我!我猜你們可能就在機場附近!」
此時,警察扣押西人法輪功學員的時間還不到二十四小時,中共方面也不想違背國際法,正等待時機脫手燙手的山芋。而瑞典國內已將「西人法輪功學員天安門抗議」事件進行跟蹤報導,電視台黃金時間播放,每兩小時播報一次事件進展情況,他們的生死牽動了千家萬戶。北京,一架飛往瑞典的班機也已經等候多時,乘客都知道發生了情況,大家都耐心等待、祈禱。最後一刻,瑞典大使館官員出現了,她站在登機口,逐一檢查法輪功學員,確定大家沒有重傷才鬆下一口氣。瑞典學員登機後向機長和所有乘客表示歉意。
「不要這樣說,沒關係,我們現在可以回家了!」機長說。
隨後的幾天,「西人法輪功學員天安門抗議」事件在國際媒體熱放, 三十多名來自十二個國家的西人法輪功學員來到天安門廣場上和平呼籲,各國媒體爭先報導,參與者紛紛接受當地記者採訪……
安妮的故事講完了。其實還有很多很多,如一本書。她沉澱了好多年,周圍的人早已忘了那段歷史,她也回到從前的她,安安靜靜地生活著,很少和人再提及她的從前。每當她面對著中國人,總會流露出一種特別的關懷和感動,言語中的溫厚,雙目中的溫存,卻有一種說不出的別樣。
「你知道嗎?當我看到你們是中國人,你知道我有多羨慕嗎?你們可以直接聽師父講法,直接讀師父寫的書,而我們得等到翻譯後才可以知道。你們做中國人多幸運啊!你們都應該修大法才好,怎麼還會有人反對呢?你們真的是太幸運了!你們擁有一切,你們有師父的書,拿起來就可以讀,和師父那麼近……」
我們面前的安妮呢?無論是她身上散發出的安詳,還是她內在那顆勇敢的心,都無時無刻不與大法相溶著,她帶給我們的感覺更是,她與師父和法輪大法那麼、那麼的近……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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