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幼兒園到大學：我在師尊教導下做好學生
記得從小到大，無論到了哪個班級，我都在班裏做班長，後來便被朋友們笑稱為「老班長」了。雖然並不比同班的同學年長，但是卻一直充當著「大姐姐」的身份，照顧和幫助著身邊每一位同學。無論是學習認真的好學生，還是調皮搗蛋的「壞孩子」，都是我真誠相待的好朋友。
還在小學、初中的時候，同學們喜歡相邀出去玩，而家長往往擔心孩子會不會在外學壞或者是否安全。然而，只要家長們聽到自己的孩子是與我一起，便會非常放心地讓孩子出去。另一方面，我也用法輪功教導的高標準要求自己：說真話，做真事，待人真誠、善良、寬容而隱忍。但是當碰到不當的言行，我也會正身直言。我的為人得到了同學們的認同，也同樣影響著同學們的一言一行。因此，我所在的班級從來都是老師們心目中最單純乖巧、尊師重道的「特殊班」。這可以說真是異於常態，因為要知道，現在越來越多的年輕學生在這個道德淪喪、中華傳統文化被摧毀，假、惡、鬥思想貫穿全社會的環境裏變得越來越蠻橫無理，對老師可以惡言相向甚至有的還敢對老師拳打腳踢，就更別提尊師重道。
作為班長，除了給同學們樹立榜樣，盡心盡力幫助、團結同學之外，我也充當著老師的得力助手，協助班主任把班級管理得井井有條。記得有一次，我的班主任和同辦公室的老師說：「有了某某，班裏的事從來不用我操心。」而這樣的評價來自我所在的每一個班級的每一位班主任，無一例外。然而對於我，班長從來都不是一個能夠享受特權、獲得好處的職位，而是一個比別的同學付出更多，要更加將心比心的協助老師、幫助同學的這麼一個角色。打從上學開始，我便很能感受和體諒到老師的辛苦，尤其是班主任的工作尤為繁重。長大之後，我更是發現在當今中國，老師得到的工資報酬是無法和付出的精力劃上等號的。雖然不能改變些甚麼，但是作為班長，我盡自己最大的努力替老師分擔繁雜的班級工作；在老師忙碌了一天後，給老師送上一句輕聲的問候，或者聊聊天談談心，做老師知心的好朋友，讓老師能感到一絲安慰和得到片刻的輕鬆。
讓我再給您講一個校園裏的小故事吧。「中考」應該大家都很熟悉了，而在這個「一考定生死」的教育體制下，這樣的考試顯得特別重要：中考考好了意味著能讀一個好高中，而上了一個好高中也就意味著能夠考到一所好大學。還記得我準備中考的時候，我和父母都一致覺得按照我的學習成績考到B校挺好的，卻從來沒有考慮過A校。A校是我們全省排名第一的高中，多少人擠破了頭也擠不進去。人們都說，考到了A校就相當於一隻腳已經踏入了大學；而B校也是我們當地很不錯的學校，排名前三的高中，也是很多同學夢寐以求的好學校，對於我們班自然也不例外。到了中考前幾個月的時候，年級裏給每個班都分配了一個市級「三好學生」的名額，也就是我們大家所熟知的能夠給中考加分（10分）的獎項。十分對於一個「決定生死」的考試的關鍵性不言而喻了，往往就是憑藉著這十分讓學生們剛好過關，考上心目中的好學校。而當時年級老師、學校領導和同學們都一致認為我是這個獎項實至名歸的得主。然而我們班裏還有另一位同學，可以說是這個獎項的第二候選人吧。她一直以來的目標就是考上B校，因此非常刻苦用功地讀書。但是由於過於緊張，心理壓力太大導致成績不夠穩定，她父母和我們的班主任都很擔心她是否能夠順利考上B校。為此，班主任把我叫了過去，把情況和我說了一下，然後便告訴我這個獎項他想要給這個同學。我二話沒說，馬上答應了，連一點點的猶豫都沒有。我很能理解老師和學生家長的擔心和顧慮。也很知道這十分或許對於這個同學來說真的很重要：這不僅僅是因為這十分能讓她考上B校的機會大一些，更是為了讓她在這衝刺的幾個月裏拿著這十分心裏能安穩些，能有更大的信心和決心好好複習。這件事情轉頭我便給忘了，可是有一天班主任打電話到家裏給我的父母又說了這件事情。父母雖然吃驚為甚麼我會連提都沒有提過這件事，但也非常支持我的做法。後來，這位同學剛剛好憑藉著這多加的十分，如願以償地考上了B校。而我最終反而沒有選擇B校，而是以比錄取分數線多出二十多分的分數考上了全省排名第一的A校。
是的，我是一名法輪功修煉者，從四歲開始跟隨父母修煉法輪大法。從那以後，我便一直親身感受著法輪大法帶給我的美好。自從四歲修煉後，我再無病痛，連感冒、發燒這些小病小痛都離我很遠；每每碰到危險，都化險為夷。上學後，正是遵照師父的教導：走到哪都要做一個好人，在學校就要做個好學生；用真，善，忍這一最高標準要求自己；碰到問題先找自己，做事先考慮別人，顧及他人的感受；真誠、善良待人；還要謙虛、寬容、不計較。因此，我成為了同學、家長、老師、學校領導一致公認的好學生、好班長。如果沒有師父的教導讓我一路恪守內心的純正，返本歸真，我真的不敢想像自己會被這是非黑白完全顛倒的社會污染成甚麼樣子。能夠成為一名法輪大法修煉者，是我今生最大的榮幸、最大的驕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