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法會|沐浴佛恩十五秋
慈悲偉大的師父好：
同修好：
沐浴佛恩，受益無窮
我一九九七年三月得法，得法前，我是一個體弱多病，多愁善感的人，我的單位當時面臨著散架，職工變成了搬運工，實行日工資，因工作勞累，我得了腰椎間盤突出，腰疼痛難以自理，去醫院烤電，打芬必，並且日益嚴重。修大法後，腰疼竟然不治而癒，並且其它毛病也無影無蹤了，神清氣爽，彷彿年輕了許多。我煉功後家人也跟著受益，身體都變得更好，我的丈夫是政府行政人員，吸煙酗酒，每日喝的爛醉如泥，回到家非打即罵，摔盤砸碗的，搞的家裏一貧如洗。我學法後，有次，他吸煙，眼睛突然紅了起來，說是煙灰弄進去了，越揉越疼，到醫院檢查說沒甚麼大問題，後來，他一吸煙就頭疼難忍，自此，吸煙成癮的他徹底戒煙了。他也覺得神奇。後來我家成了煉功點，他也跟著念書，整個人逐漸的變得好了。
一個硝煙瀰漫、幾乎崩潰的家庭變成了一個和睦美滿的家庭。是慈悲的師父救了我的家，是大法歸正了我的家，我一家人堅信師父，堅信大法，風吹浪打不動搖。那時我除了按時學法煉功，禮拜日到大街上和大家一起弘揚大法，有時還和輔導員一起到農村給新學員放錄像，糾正動作，利用各種方式弘揚大法。
黑暗的日子裏，堅持證實法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這個集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日子，江氏集團動用了古今中外，一切最惡毒的方式，開始了對師父，對大法，對大法弟子的瘋狂迫害。這時有個同修說：聽說外地有同修去北京，你去嗎？我毫不猶豫的說去。我帶了家裏僅有的三百元錢，就往出走。剛出家門不遠，一個同修回來告訴我，各路口都被警察封鎖了，走出去的已經被截回來了，過了幾天，聽說最先去北京的幾個同修被抓進了看守所，又過了幾天，警察開始搜捕大法弟子。
面對這鋪天蓋地的欺世謊言，面對著黑雲飛、警車吼、警察如瘋狗的威脅，大部份同修陷入彷徨與苦悶之中。後來，我們收到師父的新經文《我的一點感想》，在師父的指引下，我們想辦法開始證實法，那時還沒有真相資料，我就和一個同修每人買了一張黃紙，用毛筆寫上：「法輪大法好，還師父清白，還大法清白。」我把它貼在一個行人多的橋上。因為當時人們還沒有見過這樣的標語，都來圍觀，不幾天，一個老太太和我說：「這法輪功打不倒，人家寫著大標語，還師父清白，還大法清白呢。」我從這些話受了啟發，我和幾名同修開始了手寫標語，自己編詞。由於數量太少，就整盒整盒的買複寫紙，這樣可以一下印四五張。
後來就有外地的同修給我們送來一些真相傳單，但還是很少，我們主要是手寫。後來我們又開始做橫幅，條幅，做了很多大條幅，還有五米長二米寬的大橫幅，做好後選擇最有利，人最多的位置掛出去。
我本地周圍有兩座山，每天早晨都有很多人爬山，有公安，各科局長，幹部和各階層人員，他們都在山上的一個平台上歇息。我們就要把條幅掛到山頂的地方才能最顯眼。通往山頂只有一條狹窄的小路，山頂上陡峭林立，荊棘叢生，就是白天上去都要小心翼翼，山頂上邊是我地的電視轉播台，我們更要謹慎。我們一般都是兩個人晚上十一點多帶著竹竿，摸著黑上去，平平整整，壯壯觀觀的把橫幅掛上，兩邊再配上大條幅。回來的路上，也是邊走邊貼標語，掛條幅，到平台人歇息的地方，就放一些真相資料。
有一次，天黑的看不見掛條幅的樹枝，我就說，樹啊，這條幅掛在你身上你就得救了，那樹枝就突然很明顯的顯現在我眼前，真是太神奇了。我和同修每次在平台處分開，各自回家還要走很長的一段路，要經過好幾處墳地，那新墳的花圈在黑夜顯得更加刺眼，山上還經常有一些不正常的傷亡者，有時還碰到野狗，恐懼極了。每次我都是背著師父的法：「大法不離身 心存真善忍 世間大羅漢 神鬼懼十分」[1]。
有一次，我們要到另一座山上掛大條幅，那座山更陡峭，路途不熟，我們決定白天去。走到半山腰，有的地方很適合掛條幅，但是四週有人，一位同修說：「要是有霧就好了。」不一會，真的起了大霧，我們又激動，又高興，邊說著：「師父在保護我們呢。」一邊掛著條幅。下山到家了，霧也散了，大法的神奇鼓舞了同修們的信心。一天晚上，我們去了六個人，把這座山上所有來往人多的地方，掛滿了條幅，貼滿了標語，放了很多真相資料，整整幹了一個多小時，第二天轟動了全城，有力的震懾了邪惡。
還有一次我們在很顯眼的地方掛了很大的「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的條幅，早晨上山人，半城的人都能看得見，一公安副局長帶著幾個人急匆匆的往上沖去，一邊走一邊喊著說：「看法輪功這大條幅掛的，真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啊。」直到現在，每逢敏感日，同修們就去掛條幅，我們就是要讓「法輪大法好」的大橫幅飄在我縣的最高處，我們就是要讓邪惡知道，師父不可侮，大法不可辱，法輪大法弟子信師信法的堅強意志是壓不垮的。
進京護法，風雨無阻
我曾幾次想進京護法，都沒有成功。二零零一年六月十二日，我們收到師父發正念的兩種手印。我和同修商議，這一次我們要用正念證實大法，衝破邪惡的層層關卡，進京護法，為師父為大法討回公道。
但是車站各個路口都有警察把守，聽說不卡小轎車，我們就出高價錢租車。六月十五日我們租好了車，天氣很好，計劃天黑出發，可是到了下午六點多，我去找同修，忽然狂風大作，隨著大雨就像瓢潑一樣，不一會大街的水就淹沒了膝蓋。我冒著大雨找到同修，幾個同修都到齊了，大家意志堅定，就是下刀子也去，司機也被感動了，就這樣我們冒著大雨，前行著。可是剛走了沒一會，看見一個橋上，一個小車一下被大水淹沒了，不能走了，這怎麼辦？我說：「要不今天先回去，找個好天氣再去。」弟弟同修說：「不行，『正法傳 萬魔攔』[2]，繞道去。」
我們返回來繞了另一條路走，雨越來越大，路變得更加難走，車走的比步行也快不了多少，雨水透過車窗縫打濕了我們的衣服，我們在車上背著師父的法艱難的前行著，最後顛簸了十幾個小時，第二天上午八點多的時候終於到了北京。因為大雨過後，天氣很是晴朗，我們到達天安門，因聽說那裏警察太多，不等條幅打開就被綁架了，同修們換了方式，有的用傘，有的用扇子。我帶了一個天藍色的大傘，上面寫滿了：「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還師父清白，還大法清白。」同修們商議，先上城樓，喊「法輪大法好」發正念，然後下來打開大傘，繞天安門一週。可是上城樓不讓帶東西，我就把傘給了同修，先上了城樓，等我下來，就再也找不到同修了，轉了幾圈還是沒找到，心裏也挺擔心。我就坐在天安門前的玉帶橋上，對著邪黨魁首的像立掌發正念，不一會，一個人一下子就拽住我的胳膊把我拽了起來，大聲喊道：「你幹甚麼的，幹甚麼呢。」我一看是個大個子警察，我就心裏發正念，不一會，他就變了口氣說：「你是不是旅遊團的，去，到那邊去。」他放開了我。到了下午我才找到同修們，大家都用正念證實了大法，很高興的順利的返回來了。
回來後，我就問兩個孩子，你們敢不敢去北京講真話，那時我的大孩子，才十幾歲，小的才六、七歲。他們就說：「媽媽敢，我們也敢。」後來我告訴他們怎麼做。第二天我的兩個孩子和幾個同修，到北京去證實法，回來後，兩個孩子高興的和我說：「媽媽，我們在城樓上使大勁喊法輪大法好，還師父清白。」從那以後，我就聯繫沒走出來的同修給她們找車，租車到北京證實法去。
接送資料，生死無畏
我第一次到外地接大法真相資料是在二零零一年春。大概是三月份的一天，我到弟弟家，看見他很苦惱的走來走去，我問他怎麼回事，他說：「去某市接大法資料沒接上，明天還得去，很上火。」我想：從二零零零年七月開始，他就不斷的到外地接材料，回來由弟媳分片去發，九月份，弟媳被綁架，弟弟一人還在做著這件事情。我心裏很難受，就站起來對弟弟說：「明天我去。」弟弟說：「你行嗎？得晚上兩點動身到車站，三點坐車，八點才能到，你家離車站那麼遠，大半夜的你敢走嗎！」我說：「敢。」就這樣，我回家準備了一包真相資料，第二天坐上車，每到一處我就開始發，車到了，我也發完了，我找到同修接上資料往回走。到家了，心想帶著這麼多東西別被警察碰著了，先到母親家呆會。剛站起來，一看背後就坐著一個公安人員，真是害怕就有鬼。
那時候，邪惡的迫害步步升級，電視上，報紙上，廣告牌上，都是誣蔑師父和大法的東西，惡警們更加囂張，抄家抓人，好像是家常便飯。四月份我也被非法抄家了，在師父的慈悲呵護下，我沒被帶走，但惡人搜出了我自編手寫的真相和複寫紙，因此，一直對我不斷的威脅和恐嚇。七月份，六一零的頭子帶了一車人到我家企圖綁架我，我家人大聲呵斥著不讓他們帶走我，我立刻發正念，後來他們灰溜溜的走了，
在這期間，我地有幾個同修被騷擾，到了外地，租了房子，也有些沒被騷擾的，聽說外地流離失所的同修很多，集中到一起，租了房子，說是像出了家的修煉，我也想去。可同修背回材料都放在我家，還有的回來不敢進家也住我家，因此我沒出去。到了秋季，一同修回來說她和那邊同修熟，叫把材料送到她家，做了幾個月就出事了，又交給了我。那是二零零二年的農曆正月十八，惡警綁架了我地幾名同修，我也受到騷擾。
後來材料越來越多，有了光盤，明慧期刊，《明慧週刊》，白天不敢整，都是晚上十一點後（這個時候邪惡一般不抄家了）。有孩子和我做，經常是小冊子就幾百本，《明慧週刊》一百多本，鋪的床上滿滿的。那時候我的孩子還很小，有好多次和我訂小冊子，不知道甚麼時候手裏拿著訂書機就已經睡著了。我們每次基本上都是弄到凌晨三、四點，裝訂好後，再分出各片需要多少份，最後發給各片同修。那時候資料數量很大，形勢一緊張有的地方就不拿了。沒辦法，我只好讓孩子背上小書包，裝上真相資料，和我一起上山、上樓房裏發去。後來一位老同修知道了這個情況，就和我說：「誰不要，我要，誰不出錢，我出錢，發不出去的，全給我。」她的話還沒說完，我便哭了起來，在那艱難的歲月，在惡黨紅色恐怖下，她能這樣做真是太可貴了。從那以後，送不出去的真相都給她，由她包成紅包，我們租車到農村發。有一天晚上也不知道走到哪了，下來一問已經到了其它縣了，租車發真相資料，走遍了我地的四面八方。
二零零三年春季，非典來臨，說路上翻包搜查，其實邪惡就是藉機迫害大法弟子。送不到材料了，怎麼辦呢？有一個同修家裏有車，說開上自己的車，由那邊的同修騎摩托車送到半路。可是去了一趟，就說不行，因為她被綁架過，怕認出來，說找一個不著眼的。找了幾個都不去，問我去不去，我當時沒有多想，只說了一句話：「大法弟子以法為大，去！」
我沒有車，只好自己租車，找了一個和我有點親戚關係的，和他說明了情況，他就猶豫了一會兒說：「去吧。」可是走了一會，說甚麼也不去了，用手指著前面說：「你看看。到處都是警察，那真是三步一崗，五步一哨，查車的時候，人全得下來，後備箱都要翻，要是讓人家抓住了，真是插翅也難飛。」我只得給人家說好話，加錢，還是不行。我就給他講真相，講大法的神奇，他終於肯開車往前走了。去的時候還好說，警察一會讓我們下來，登記姓名，車牌號，噴藥，把車裏仔細檢查一遍。到了目地地，連裝材料都很困難，都是同修騎摩托車到後備箱跟前，立即打開車蓋，往車裏一放，我從車窗裏送出一些錢往他們手裏一塞就走，連句話都沒說過。還有一次，一個警察看見，立即就朝著我們車走來，我們開車就跑，司機很機靈，拐了個彎，看看後面，嘆口氣說：「幸虧人家沒追上來，咱們可是來的容易回的難啊。」回來的路上，不隔幾十米就得下車被檢查，當警察往車後邊一走，我心就跳的咚咚響，真正的體驗到了，「關關都得闖 處處都是魔」[3]。過了這一崗，還有那一哨，幾百里地趕回來，兩邊的警察有多少，只要有一個多事的警察把後備箱掀一下，後果不堪設想，可每次都在師父的慈悲呵護下順利的回來了。
就這樣也忘記去了多少次，反正一個禮拜一趟，準時去，沒有一次誤了大法弟子看材料。而且每一趟租車的錢都是我自己出，因為我想，大法弟子的錢是用來做真相救度眾生的，租車是我自己做主自己用，我要嚴格要求自己，不能動做資料的錢。到第二年春天，邪黨開甚麼會，我們又去接資料，在這種情況下，我有了自己做資料的想法。
建資料點，廣救眾生
二零零四年我們開始組建自己的資料點，我們先買了打印機，由外地同修送底稿，因為那時候沒有電腦，同修幾百里給我們送底稿，除了危險，路費也很貴。這時和我配合發真相的老同修找到我說：「要建資料點在我家吧，我家方便。」我當時考慮，幾年來，她一直很精進，心性很高，於是我們決定在她家做好，然後帶到我家發往各片。後來一個同修從勞教所回來了，這樣我們三個人形成了一個小整體。
想建資料點，談何容易，既沒資金，也沒有技術，有誰知道我們流了多少淚，遭了多少難，多少個徹夜不眠，弄的滿臉都是黑，也做不了幾張資料，怎麼能夠救人呢。後來，外地同修來幫助我們，又給了我們一些設備，又手把手的教技術。我們由做《明慧週刊》、真相資料，到做《九評共產黨》及各種大法的書，除了外地同修幫助，以後我們缺甚麼就自己到省城去買，保證資料點正常運轉。一些精進的同修也參與進來了，大家除了做資料，有的時候還一起學法，唱大法的歌。同修們互相圓容，配合默契。
揭露邪惡，整體提高
自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份師父的關於向當地民眾揭露當地邪惡的評註文章發表後，我們就想師父讓怎麼做，我們就怎麼做。因為自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後，我們這裏的公安，惡警，六一零在江氏集團的指使下，對我地的大法弟子進行了無數次的抄家綁架，騷擾和掠奪錢財，我們要按照師父的教導，將這些邪惡曝光。於是我們就將幾個受迫害嚴重的同修的迫害經歷整理出來，編成小冊子，向當地大量散發，緊接著又寫了給本地父老鄉親的勸善信，和對六一零公安警察以及各級官員的勸善信。我們主要以講清真相，救度眾生為目地，剛做了一部份，就聽到一些人反映說：「過去發的材料人們總是撕，一看是本地的，人們都撿起來看」。我們聽了很受啟發，要徹底揭露當地邪惡的惡行，讓民眾明白真相，必須多散發揭露當地邪惡的材料，可是由於邪黨的瘋狂迫害，敢於走出來發真相的同修還是很少，這時，我想起外地一個經常給我們送資料的同修說的一句話──要整體提高，怎麼辦呢？
老同修和剛回來的同修，我們三個人切磋。剛被勞教回來的同修說：「有一個地方，離城很遠，那裏有一個同修和我一起被勞教，說她們那有七、八十個同修，在迫害中大概都不修了，我們先去那看看。」就這樣，她騎摩托車帶我出發了。那是二零零三年的深秋，人們正在澆小麥，山路彎彎曲曲，我們不是爬山就是過河，好不容易找到那個地方，找到一個熟悉的同修，讓他給我們聯繫一下過去的那個負責人，可是打了好幾次電話都沒來，我們只好返回來。過了幾天，我們又去了，這次去我們在同修家裏住了一晚，可還是沒有等來那個同修。為了不麻煩同修，我們又返回來，我們一連去了三次，才見到那位負責人。他和他的妻子（也是同修）一起來了，他妻子拽著他的胳膊，眼看著就想把他拽回去，我們抓緊時間和同修切磋，隔壁的幾個同修也來了。經過切磋，才知道他們已經把書都埋起來了，根本就不煉了，但是心裏還想著這事情，沒有放下，一直在等消息。我們說：「是慈悲的師父安排我們來了，師父不想落下你們。」並和他們一起學習了師父的近期講法，同時交流當前的正法進程，這時沒有人再想走了，從思想狀態上有了轉變。交流完後我們往回走，心情舒暢極了，摩托車也快了，我們高興的唱著大法歌回來了。
第二天上午，那位負責人來到我家高興的說：「你們和我們交流了以後，我們那的學員一百八十度大轉變，尤其是我家屬，今天她非來拿材料，想為大法做點事，我先來了，我讓她下次再來。」我很高興，趕緊給他收拾了一些資料帶回去。後來我們又去了幾次，這個地方的同修基本都走出來了，而且很精進，因此我們很受啟發，緊接著我和同修開始了一個村一個村的找同修交流，哪怕這個村有一兩個人，我們都要找到他們，把他們組織到一起學習交流，使他們走入整體，跟上正法進程。
為了鼓勵同修們跟上正法進程，我們看到網上外國大法弟子舉著大牌子，上面寫著：「全球公審江澤民」，並成立審江大聯盟。又看到明慧網上有的同修搞踩江。我們想，這幾年同修們受的迫害，對江氏深惡痛絕，為了幫同修更快的走出來，我們開始了審江踩江，先在城內做，然後再到農村，每到一處，先畫上江的醜像，讓同修們揭露他的惡行。有一個村的同修因害怕，不敢讓我們進家，也不讓我們進村，我們就在大河灘裏，在一個大石頭上畫上江的醜像，同修們一看這場景，哭的哭、講的講。這個惡貫滿盈的大魔頭害的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人流離失所，有多少人生活在紅色恐怖中，同修們義憤填膺，都開始揭露江的罪行，一輪審江交流法會下來，同修們的怕心小多了，隨師正法的心迫切了。緊接著我們做了江的醜像，凡是本地同修一同行動，一晚上貼滿了本地的大街小巷，讓這個罪大惡極的大魔頭，千人踏，萬車壓，當時的心理狀態，還是有些常人的情。
為了幫同修們更快的走入整體，跟上正法進程，做好師父要求的三件事，我們一次又一次的和城內各片及農村的同修交流，一遍跑下來，差不多得一個月。到農村幾乎都是晚上，我們都是下午走，因農村同修忙，九點多還到不齊，再交流一會，我們每次回來差不多都是晚上十二點多。有時颳風有時下雨，有寒風凜冽的冬天，有酷熱難耐的夏天，有陡峭的山嶺，也有崎嶇的小路，有的時候摔跟頭，有時候因夜太黑了，迷了路怎麼也走不出來。
有一次在一個岸邊，我聽的清清楚楚，一個女人在哭，好像就到跟前了，摩托車怎麼也打不著火了，我估計就是晚上十二點的時候，那真是嚇得毛骨悚然，我心裏背著師父的法，我不敢告訴同修，怕她以後再走到這裏害怕。
還有一個地方離城裏七八十里路，一路上都是拉煤車，晚上回來，那煤拉的高的像山一樣，把我們夾在中間，同修帶著哭聲喊了一句：「好怕啊。」
還有一次，回家路上，看見路邊一個地方燈火通明，我告訴同修，往跟前走走，放點真相，到跟前一看是個死人，後來聽說那人才二十多歲是被電死的。半夜三更就我們兩個女人，回家還有幾十里路，要不是修了大法絕對不敢走。我們為了不給同修添麻煩，要求自己不在同修家住宿，也不吃飯，夜多深也要往回走，有的時候一天跑好幾個村，到了吃飯的時間我們就在村外等一等，等吃飯時間過了，我們再去。我和同修餓了就背師父的法「辟穀」我們每次交流的內容，就是緊跟師父正法進程，學好法，提高心性，重視發正念和整體配合，講真相，救眾生。就這樣我地的大法弟子凝聚力越來越強，記得二零零三年師父生日那天，大家聚在一起，有二十多人，到二零零四年這一天就有七八十人。到二零零五年給師父過生日，已經達到了一百多人，而且還有外地的同修，我們掛上師父的大法像，放上水果鮮花，有的跪在師父像前磕頭，哭的抬不起頭來，幾年的殘酷迫害，同修們的心是何等的淒苦，看師父的法像又高高的，堂堂正正的掛在正面牆上，那心情是無法用言語描述的。
救度眾生，神在人中
二零零四年九月份師父發表了「放下人心 救度世人」新經文。這時候我地大法弟子已經形成了一個堅不可摧的整體。真相標語貼滿了各個路上的電線桿，標牌上都寫著法輪大法好，大法橫幅條幅到處飄揚。還有的大法弟子用刻石頭的工具把「法輪大法好」刻到路邊的石頭上。這時候，邪惡的囂張氣燄好像是一下子消失了，我們的資料點也成熟了，就是偶爾有個做事不慎被綁架的，很快就放回來了。同修們說：「我們好像又回到了七二零以前的修煉環境了。」
雖然是這樣，可是離師父說的「遍地開花，有人的地方無處不及」[4]還相差很遠，我們要按照師父的要求去做，於是找了一份我們本地的地圖，我們跪在床上，用小刀輕輕的一個鄉一個鄉的剜下來，再從電腦上放大，製成一篇一篇的小地圖。這樣一看，有好多小村莊我們根本不知道，而且過去根本就不知道我們這裏有多少個鄉鎮，有多少個村莊，若不是師父的指導，很可能這些地方的眾生就得不到救度。我們又開始組織開交流會，認真學習師父的新經文。然後將地圖發下去，同修們組合包片，這樣就避免了真相發重複和漏村漏戶的現象。沒有大法弟子的地方由鄰近的大法弟子做，哪怕只有三五戶人家的小村也要把真相送到。其中有一個同修主動承擔了一個大鄉鎮，有二十五個自然村做真相的責任，大法弟子啊，為了救度眾生，正是一當十，十當百。
我和幾個同修承擔了一個離城最遠最偏僻的鄉鎮，聽說那裏山很高，還有狼。我心想，晚上發傳單的時候帶個甚麼武器呢！我們從上午八點租了個車，一邊走一遍發材料，到第二天凌晨三點多才回來，發了幾千份真相，貼了上千份的標語，遇到一些人，我們給他們講真相，遞傳單，他們說：「你們真是太辛苦了，謝謝你們。」
為了不耽誤同修們做好三件事，我們一下做了十萬份真相傳單，還有小冊子，光盤，同修們背著真相，背著方便麵，翻山越嶺走鄉串戶，開始面對面講真相，手把手的送傳單。還有一個地方經常堵車，當地人就做小餅賣給司機，大法弟子為了講真相也做小餅，別人賣一元，他們賣五角，不是為了掙錢，是為了講真相，救世人。
我們這裏有一個邪黨的紀念館，同修們意識到這個地方是邪惡的黑窩，於是整體配合到那裏發正念，講真相。一次一個邪黨的頭子要到這裏視察，大法弟子做了很多的標語和條幅，準備貼在邪惡頭子路過的地方，可是邪黨怕大法弟子貼標語，每個電線桿跟前花五十元錢雇一個人看著，而且還來了許多外地的警察連本地的警察幾乎布滿了大路的兩旁，氣氛恐怖緊張。我們整體交流了一下，要大家時刻牢記師父教導：「用理智去證實法」[5]。並集體背誦師父的《心自明》：「生死非是說大話 能行不行見真相」[6]。其中留下一部份學員在家發正念，去做的大法弟子理智、智慧，繞路從公路兩邊的山道上去，巧妙的把條幅都掛在了馬路兩邊的樹枝上。邪惡以為勝利了，沒看見大法弟子的蹤影，可是第二天早上一看，大路兩旁的山上到處飄揚著「法輪大法好」的條幅。同修的整體提高讓邪惡很震驚害怕，一次，一個參與迫害的人說：「就咱這的法輪功到底有多少人，一晚上撒的傳單鋪天蓋地，到處都是。」另一個人說：「有一萬人」，這個人吃驚的回答：「一萬也多，真是遍地開花，越打越旺。」
由於大法弟子的整體提高，我地的環境越來越寬鬆，從來不敢出來的同修也出來了，七二零後不煉的又從新出來煉功了，同時也有新學員不斷的走進來。
突遭迫害，有家難歸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二日下午三點多，幾十名警察突然闖進我家，惡狠狠的吼著：「已經抓了你們好幾個人了，甚麼都說了，你這裏很重要，把前門後門都堵住，開始抄家。」他們搶走了我的電腦，兩台打印機，錄音機，師父法像，錄音帶和大法的書，還有香爐和花瓶，價值一萬多元，在師父的慈悲呵護下，我正念走脫，從此流離失所。
離家出走後，邪惡對我的迫害變本加厲，天天騷擾我的家人，逼我的家人說出我的去處，並到學校威脅我的女兒。
那時我女兒還不到十二週歲，被惡人恐嚇的兩腿哆嗦著站立不住，老師看著孩子挺可憐，站在一旁說：「別害怕，別著急。」警察逼著孩子說出我的去處，說出別的同修，並嚇唬孩子說：「你知道你媽犯的甚麼罪，可比殺人放火都厲害，殺人放火是刑事罪，你媽媽犯的是政治罪，殺人放火花點錢就能出來，你媽這事花錢也別想出來。」還威脅說，「你想考好大學，考軍校根本就是不可能的。」還不斷的傳我丈夫到公安局，最後寫好封條要封我家的門。丈夫被逼得走投無路，覺得沒法活了，就說：「反正我也不能活了，我躺下你們用刀砍了我，要不你們躺下，我拿刀砍了你們。」警察們一看這情景，沒敢再封我家的門。但是邪惡把我定為本地迫害重點，對我的家人說：「告訴你，只要是抓住了弄死你像玩一樣，別人誰都沒事，就她不行。」並讓家人看一些資料說這些事情都是我做的，因此對我上網通緝，定為在逃犯，拿著相片到處找我，還時常威脅我的家人說：「再不回來，就起訴她，讓她趕快回來。」
我被逼的四處奔逃，一方面承受著邪惡追捕的壓力，一方面承受著離別家人的淒苦，特別是我幼小的女兒，生離死別啊。再一方面擔憂著邪惡對我本地大法弟子的迫害會加重，因為他們知道了許多事。痛定思痛，我認真向內找，由於大法弟子整體提高後，環境寬鬆了，我們因此起了歡喜心，再因為忙於做事，放鬆了學法、發正念，也不太注意安全的問題了。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一日晚上，整體配合做真相，一新學員被綁架，第二天晚上，資料點被抄，負責資料點的老同修被迫害，正念走脫，負責印資料的同修夫妻二人被綁架；還有一些農村主要負責的同修也被騷擾，造成了很大的損失。我的壓力很大，幾乎承受不住，這時邪惡一直在追找我，不斷的騷擾我的家人，家裏的電話被監聽，我只好用公用電話打到女兒同學家。女兒哭的泣不成聲，告訴我走的越遠越好。我居無定所，有的時候身無分文，有的時候天黑了也找不到住處。由於經濟的窘迫，我由三頓飯改成兩頓，又由兩頓減到一頓飯，因為在逃難，求人幫忙都很難，其中遭遇到的譏諷、挖苦和欺辱，更使我痛不欲生，幾乎精神崩潰。我也真正的體會到了世態炎涼，人情薄如紙，幾個月我就頭髮驟白，牙齒脫落，體重由一百二十多斤降到了九十多斤。在那山窮水盡的情況下，是慈悲的師父在呵護著我，一次我就剩下一百元錢，花了煤氣費，我就沒錢了，當我去拿錢的時候一看成了二百元。在那種情況下，錢是數不錯的，可我還是半信半疑的。又有一次，又只剩下一百元，心想要是再有一百就好了，清清楚楚的剛將一百元放在床上，一會去拿，又變成了二百，我不由得放聲大哭起來，真是千言萬語說不盡佛恩浩蕩，唯有精進，正念正行，報師恩。
這時我想起了師父的法：「修煉就是難，難在無論天塌地陷、邪惡瘋狂迫害、生死攸關時，還能在你修煉的這條路上堅定的走下去，人類社會中的任何事都干擾不了修煉路上的步伐。」[7]我一下清醒了，於是我就開始背法，堅持每個正點發正念，流離失所的第一年，就背了七遍《轉法輪》。
後來到了我兒子上大學的地方，心想要讓這些大學生知道真相。一次學生們去旅遊，我也跟著去了，路上和一個學生一講，那學生就說：「哎呀，你嚇死我了。」講了兩個都是這樣說的，我覺得太難了。到了旅遊景點，進了一個洞裏面，有一些佛像的東西，學生們就開始照相，並拉著我也照。第二天把照片放在電腦上看，我的頭頂上懸著一個大法輪，身邊還有幾個小的，圖案似顯非顯，讓學生們看，他們都說不可思議。我拿書上的法輪比較讓他們看，他們都覺得太神奇了，我再給他們講真相，他們都開始聽了，而且每個人都做了三退。之後，我們就包上餃子，做好吃的，讓兒子將他認識的老師和學生請來，給他們講真相，做三退。後來我們又開了一朵「小花」，一邊講真相，一邊發材料，我們做了《江澤民其人》和幾本《九評共產黨》，送給學生們，他們看了後都說好，有的還用打印機複印。後來邪惡要查戶口，房東不讓住了，我只好離開了。但是，無論怎樣艱難，我都堅持做好三件事。
奧運之前，我又回家了，但是從來沒有露面。想到奧運之前，邪惡要加重對大法弟子的迫害，因看網上，其它地方有很多同修被綁架，我和同修商議，我們走一圈和同修交流一下，要加大發正念的力度。剛走兩個地方，邪惡對我就有了動靜，警車堵住了路口，我走不出去了，就到了一個親戚家。有一天，親戚和我說：「大隊書記看見了我，說一個法輪功份子窩藏在你這裏，說大隊有照片。」親戚不敢留我了，就到另一個親戚家，問敢不敢留，那個親戚也不敢留，我只好到附近的山上。一次，快下雨了，我走進一個可能圈過羊的房子，我剛走到跟前，主人就來了，我又趕緊離開。晚上沒人的時候，我就到河灘上，背書，打坐，發正念，正是夏季，地上很潮，蟲子很多，便起了一身疥瘡，癢起來坐立不安，真的是如坐針氈。
惡人每天騷擾我的家人，開始說讓我回家自首，後來說，辦個取保候審就行。家人和我商議，我說：「甚麼也不辦，我才回去。」他們答應了，因為馬上面臨奧運，他們怕我再去北京踢了他們的飯碗。回家後，第二天國保大隊就來到我家，印好了「取保候審」的手續，讓我簽字，我不簽，家人怕我被帶走，代簽了。
從此，結束了我流離失所的生活，緊接著是單位的正副局長，辦公室主任，四個人輪流坐在我家裏監視，他們看到我瘦得皮包骨和身上的疥瘡，也很同情。我寫了幾句話給他們：「流離失所三年整，嘗遍五穀和雜陳。共產邪黨把我追，邪惡小人將我侮，一年三百六十日，風霜刀劍嚴相逼。步步都是瀝血路，字字都是淚寫成。」他們看完都眼睛濕潤了，都說共產黨不對，也都做了「三退」。奧運過後，因好多學員被帶動，我們又開始到每片和同修交流，希望大家建立起學法小組，堅持發正念，整體配合，救度眾生講真相，並喚回昔日的同修，還將學法小組的人員進行搭配，讓那些不識字的同修都能聽《明慧週刊》和師父講法，從而達到整體昇華，整體提高。
目前，我們這裏的環境比較寬鬆，同修們都能穩步的走在自己的修煉路上。師父最近幾次講法，更講明了救人的重要性，同修們也都感到了時間的緊迫，我也和同修一樣，妥善的安排自己的時間，走出去講真相，救眾生，用慈悲去喚回常人的良知。
十幾年隨師正法的歷程，我體會到，作為一名大法弟子，每一步都是在師父的慈悲呵護下，在師父高深法理的指導下走過來的，我們只有學好法，保持強大的正念，堅定的信師信法，向內找，提高心性，處處用法的標準衡量自己，才能做好師父要求的三件事，才能做一個真正修煉的人。我也想參與第九屆大陸大法弟子修煉心得交流會，雖然我修的不好，寫作水準不高，但這是我實實在在的修煉經歷，我把它寫出來，向師父交一份答卷。
註﹕
[1]李洪志師父詩詞《洪吟》〈威德〉
[2]李洪志師父詩詞《洪吟》〈新生〉
[3]李洪志師父詩詞《洪吟》〈苦其心志〉
[4]李洪志師父經文《放下人心 救度世人》
[5]李洪志師父著作《精進要旨二》〈理性〉
[6]李洪志師父著作《精進要旨二》〈心自明 〉
[7]李洪志師父著作《精進要旨二》〈路〉
（明慧網第九屆中國大陸大法弟子修煉心得交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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