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遭受迫害,一九九九年邪惡打壓法輪功剛開始,因去北京上訪,被同修的兒子舉報,邪惡認為我是所謂的頭,對我迫害的比較嚴重,抓我時來了幾十人,十幾輛車,那架勢超過了抓殺人犯,真感覺到空氣中都充滿了邪惡的因素。在公安局政保科惡警副局長李珠哲打我耳光,抓頭髮往牆上撞,讓我出賣同修。我不配合他們,就不讓我睡覺,不讓坐著,我站了五天五夜。腳全都腫了,腳底出現血點,麻木沒有知覺。我穿的是帶跟的皮鞋,腳疼的難忍,我要脫掉鞋子他們不讓,還對我說一些下流的語言,有的警察就是人渣敗類。就這樣將我勞教一年。
第二次,在二零零一年。我們四個同修,成立了一個資料點,其中有兩個同修是流離失所被邪惡通緝的。運作一年,流離失所的同修被人舉報(當時舉報是五千元)我們四人都被抓。我是最後一個被抓的,所以相對來說我沒第一個(被通緝的)同修被迫害的那麼嚴重。當時公安局揚言要判我們五年以上,我們不配合他們,那個同修做的非常好,甚麼都沒說,惡警主要是找資料點的錢是誰給的。我們在看守所關押五個多月後,被非法勞教三年,送到黑嘴子勞教所繼續迫害。
二零零二年時,勞教所裏每天都有大法弟子遭酷刑迫害。走廊裏經常聞到電棍電人皮膚燒焦的味道。我分到四大隊,到那第一天就不讓睡覺,最讓我痛心的是,那些走到大法對立面的邪悟者,她們幫著惡警迫害大法弟子。每天做奴工,樓上樓下搬紙,中午從不休息,週六週日不休息,但讓學員簽字說休息造假,早晨四點起床,晚九點收工,不放棄信仰的學員晚上不讓睡覺,罰站。
二零零五年我去了北京,我租了房子,買了一台舊電腦,還有打印機,也開了一朵小花。北京有一個大法弟子被抓手機中有我的電話號碼,就這樣我被定位監控。二零零六年三月又被邪惡迫害,從開始我就絕食,在看守所裏我受盡了折磨,每天灌食,奶粉中放了很多鹽,不知道還有甚麼藥,灌食後,肚子痛,胃痛,在床上翻滾,最後都吐出去,才好受點。因我不配合,每天出去灌食都喊,他們就給我戴上手銬和腳鐐。手銬和腳鐐連在一起,走路不能直腰,上衛生間不能擦屁股,更不能洗了。就這樣二十多天後把我送到公安醫院。
在公安醫院裏,我看到了很多大法弟子在那受迫害,慘不忍睹,有一個大法弟子在那裏關了很長時間了,已被迫害成植物人,還沒放人。在那裏給我灌食,管子從鼻子插到胃裏就再也不拿出來了,怕麻煩,綁在床上,那個痛苦是無法形容的。根本無法睡覺,因睡覺嗓子發乾,膠管貼在食道上像針扎一樣痛,公安醫院住院部在地下室,每天二十四小時不見陽光,也不知道是白天還是黑天,那裏陰森恐怖,我在那住了二十多天後,把我送到北京臭名昭著的勞教人員調遣處。那裏更是邪惡,明慧網有報導。早晚點名蹲下,打飯報名,我不配合,給我蹲小號,幾天不讓上廁所,用吸毒的打我,其中有一個吸毒的是同性戀,叫王珊珊,和一個年輕的女管教眉來眼去,警察的素質可想而知,她們打大法弟子時,如果喊就拿擦地的髒毛巾或是臭襪子往嘴裏塞。有一次姓付的大隊長把我叫去,她讓蹲下,我不配合,就拳打腳踢,揪頭髮往牆上撞,我的頭髮被揪下一大把身上被打的青一塊紫一塊,一看我就是不服,沒辦法了,就假惺惺的說好話,問我,她打我恨不恨她。
在調遣處呆了三個月,又送到內蒙古呼和浩特女子勞教所非法迫害二年半,邪惡採用的手法都是一樣的,見不得人的,卑鄙下流,表面上說的一樣做的又一樣。在勞教所裏每天都做一樣的活,而且還有毒,根本沒有勞保設施,勞教所裏小賣部的東西都是高價的,很多學員的錢都對不上帳,有的都差幾百元,所裏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管。對不放棄信仰的學員更是變本加厲的迫害,加期是家常便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