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全年零器官捐獻 移植供體來源再引關注

【明慧網二零一一年三月八日】（明慧記者荷雨綜合報導）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五日，《揚子晚報》報導，據日前召開的江蘇省暨南京市器官捐獻試點工作新聞發布會信息，自去年三月成為全國十個人體器官捐獻試點城市之一以來，南京整年來沒實現一例自願器官捐獻，並且在過去的二十年內，南京也僅有三人捐獻了器官組織。這與支撐中國這個器官移植大國所需器官數量的巨大反差再度引起世人的關注和質疑。

《揚子晚報》二月二十五日的相關報導（網絡截圖）

南京全年零器官捐獻

對南京零器官捐獻的試點失敗，該報導以典型實例，分析說明了在中國大陸進行人體器官捐獻所面臨的難以逾越的困境的主要原因。

第一個例子是去年十月因腦出血搶救無效死亡的外來打工男子，因南京紅十字會工作人員無法聯繫到其家屬，按大陸現行政策，醫療機構無權處置其遺體。

第二例是位有精神分裂病史的自殺女孩，雖其母同意捐獻，但女孩內臟已被震裂，不符合捐獻要求。

第三位是生前願意捐獻器官的揚州農村婦女，因死者父母堅決反對，最後其遺體還是被送回了老家。

第四例是因腦出血死亡的外地人，雖家屬經艱苦說服後同意捐獻，但檢查發現死者是乙肝病毒攜帶者，準備接受器官的病人選擇放棄。

專家分析指出，中國人的傳統觀念和習俗是器官移植的最大阻礙，而目前中國真正意義上的器官捐獻及接收體系尚未建立，器官移植對組織配型和器官極短的冷缺血時間的苛刻要求使其實際可操作性極低。

突飛猛進的中國器官移植業

與南京零器官捐獻形成鮮明對比的，卻是近年來中國器官移植業的突飛猛進的發展。

（截自天津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網站網頁）

在二零零六年三月二日《中國健康報》報導，中華醫學會器官移植學會分會副主任委員石炳毅教授披露近十年來中國已實施各種器官移植九萬餘例，僅二零零五年就進行了近一萬例腎移植和四千例肝移植。零七年五月，石炳毅再對《科學時報》的記者說：「我國器官移植的數量，在二零零六年達到歷史最高峰，完成了近兩萬例的器官移植手術。」

據官方統計，在一九九四年到一九九九年的六年中，進行了約一萬八千五百個大器官移植，從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五年，進行了六萬七千個大器官移植，增長率為百分之三百九十四。二零一零年三月，中山醫院副院長何曉順向《南方週末》《器官捐獻迷宮》的記者介紹說，「二零零零年是個分水嶺，二零零零年全國的肝移植比一九九九年翻了十倍，二零零五年又翻了三倍……」中國的實際器官移植量遠遠高過官方公布的數字，由此可見一斑。

中國大陸各地軍隊、公安、武警及二級以上的地方醫院大都開展了移植手術。在二零零六年，中國從事肝移植的醫院超過五百家，進行腎移植的更多得不計其數，這些器官移植醫院和其網站普遍許諾的肝、腎等器臟的等待時間僅以週計。

上圖截自解放軍第二醫院器官移植研究所（上海長征醫院）網站：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候供肝時間為一週（原文已被刪除，但仍可見國際互聯網檔案中心備份https://WEB.ARCHIVE.ORG/WEB/20050210151434/WWW.TRANSORGAN.COM/APPLY.ASP）

撐起器官移植大國的巨量供體何處來？

據醫學數據，人體器官在親屬以外的組織匹配率約為百分之三十；腎臟在離體後必須在二十四小時內移植完畢，而全肝移植要求不超過十五小時、心臟不超過六小時，最好在捐贈者一旦死亡就進行移植，或直接活體摘取移植，像這些器官移植中心如此短的「逆向」配對根本無法由隨機死亡的器官捐贈得以實現（有龐大的活體器官供體庫才能做到）。

即使在器官捐獻機制發達的美國，平均腎等待時間為三年，肝等待時間也要兩年；而在器官捐獻系統如此落後的中國，等待時間卻是一到兩週，可謂器官移植史上一個特大的意外。意外的等待時間，就意味著有意外的器官來源。

天津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的網站透露了這個玄機：「器官移植手術數量如此之多，這全歸功於（中共）政府的支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門、司法部門、衛生部和民政部共同頒布了一項法律，以確保器官捐獻得到政府的支持和保障。這在全世界範圍內都是獨一無二的。」

二零零五年七月，衛生部長黃潔夫在世界肝臟移植大會上首度正式承認，目前中國大多數移植器官來自於「死刑犯」。

中共一直將執行的死刑人數作為國家機密。據大赦國際的紀錄，一九九零到一九九九年，中國（共）一共判處一萬八千一百九十四起死刑，平均每年一千八百一十九起，二零零一年達二千四百六十八起。但國際社會認為中共實際「處決」的人數要遠高於此（近一萬人，這從中國在二零零零年前的器官移植數量也可得到部份佐證。）那麼，在二零零零年這個分水嶺後器官移植急速增長，難道在二零零零年以後被執行死刑的人數翻了幾倍嗎？顯然在中共公開判決以外存在著可被「按需處決」的巨大人群。這個可能群體又是誰呢？

「這個星球上從未發生過的邪惡」

二零零六年三月九日，知情記者皮特向海外《大紀元時報》披露中共在瀋陽蘇家屯區設立了一個秘密集中營，關押著法輪功學員。

三月十九日，一個曾參與摘取法輪功學員眼角膜器官的主刀醫生的太太安妮揭露蘇家屯集中營設在蘇家屯遼寧省血栓中西醫結合醫院，她丈夫在二零零三年十月前的兩年中親手摘取了約兩千人的眼角膜，他們的內臟器官隨後被其他外科醫生活體摘取，最後被焚屍滅跡。這「運作」從二零零一年開始，二零零二年達到高峰。

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一日，蘇家屯主刀醫師妻子安妮和記者皮特揭露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惡

三月三十一日，瀋陽軍區後勤部下屬的一名老軍醫投書大紀元，指證蘇家屯地下集中營的確存在：「全國類似蘇家屯的秘密集中營至少有三十六個，位於吉林的672-S集中營，關押了超過十二萬法輪功學員和異見人士；吉林九台集中營關押人數超過一萬四千人。」「中共中央軍委在一九六二年行文，省級政府有權在所轄軍區的監管下，設立重刑犯資源再回收機構，這政策一直沿襲至今。」「中共中央已同意將法輪功學員作為『階級敵人』，他們不再被當作人類而是被當作生產原料，成為商品。」

四月三十日，瀋陽老軍醫再度披露中共盜賣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官方流程，指出中共軍方直接參與了器官盜賣勾當，僅他本人經手的偽造自願捐獻器官資料就有六萬多份。中共嚴重隱瞞了盜取器官規模，將十一萬說成三萬，二零零零年以後中國一直佔世界活體器官移植總數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這些數字是上報軍委資料的一部份。

活體摘取盜賣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流程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前獨裁者江氏發動了對法輪功修煉群體的滅絕迫害。中共媒體用鋪天蓋地的謊言煽動人們對法輪功的仇恨，法輪功學員遭到肆意綁架、關押和殘害。江氏集團的「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殺」、「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密令，無異給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提供了犯罪授權。

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牟利的黑幕揭開後，一些海外機構很快著手調查，以病人家屬的身份向中國各地器官移植醫院致電諮詢，了解能否搞到法輪功學員的器官。陸續公布的大量調查電話錄音和其它形式的證據進一步證實了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真實存在。

二零零六年，加拿大前亞太司司長、皇家檢察官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和著名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組成獨立調查組，展開多方調查。同年七月，他們向國際社會公布了獨立調查報告《血腥的器官摘取──關於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報告》（BLOODY HARVEST， THE KILLING OF FALUN GONG FOR THEIR ORGANS），以十八項證據確證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現象在中國大陸長期普遍存在，並稱之為「這個星球上前所未見的邪惡」。

二零零六年七月六日，加拿大前亞太司司長、皇家檢察官大衛•喬高和著名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在渥太華國會山舉行的新聞發布會，向加拿大政府和媒體公布其調查結果。

此後，喬高和麥塔斯到四十多個國家發表公開演講，公布他們的調查結果，同時不斷收集新的證據。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他們的第三版調查報告在加拿大出版發行，彙集了調查的起因、方法、證據、反證、可信度、結論及建議等，收集到的證據已達五十二項。

二零零八年三月，聯合國酷刑問題特派員諾瓦克先生（Manfred Nowak）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七次會議提交報告，指出中國大陸「器官移植數量比可查來源的器官數目超出很多」，這「可從對法輪功學員器官摘取得到解釋，從二零零零年開始的器官移植數目增長和對法輪功的迫害在時間上相符和相關。」在人權理事會第十次會議上，諾瓦克先生再次報告：「據最新報告，不同地區為數眾多的法輪功學員在非自願的情況下被摘取器官，成為器官移植手術的供體。」

血寫的歷史豈會隨風而逝？

二零零六年四月，法輪大法學會和明慧網發起「赴中國大陸全面調查法輪功受迫害真相委員會」（CIPFG），以彙集國際組織、政府機構、媒體、法律和醫學等領域專家、學者和其它各界正義力量，在中國大陸和海外進行獨立、直接、不受干預的調查和取證，全面調查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等迫害真相。

面對國際社會的譴責和追查，中共政權一面快速反應銷毀證據，關閉或刪除各地器官移植醫院的網站或敏感網頁，無端否認外界對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調查結果，拒絕有關獨立調查，一面高調承認大量盜用死刑犯器官，並進行掩人耳目的器官移植市場整頓、立法和器官共享體系試點。

二零一零年三月，中共衛生部與中國紅十字會在天津、遼寧、上海、南京等十省市啟動為期一年的人體器官捐獻試點，「就人體器官捐獻的招募、獲取和分配進行全面探索。」然而一年後，《揚子晚報》對南京全年零器官捐獻的報導再次提醒人們正視這段血色歷史和至今仍在持續的罪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