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年七月二十三早上,我們在公園煉功,惡警帶走我們,要求我們寫「三不」保證,我認真的寫到:「我保證永遠隨師堅修到底,永不背離。」後來在看守所裏,惡人把我作為所謂的「典型」給我錄像,我高興的把我修煉的好處一一說出來,他們一直全部給錄下來。臨走時,我天真的問他們:「我何時回家?」政保科的人惡狠狠的說:「你永遠別想回家!」我並沒有動心,結果,第二天我回了家,因為師父說了算!
九九年九月,我和妻子進京為師尊要清白、為大法討公道。當時天安門、人民大會堂等地有許多三五成群的大法弟子;不一會,妻子說有人跟蹤我們,我不太在意的說:「在哪?」妻子說:「別回頭,那兩個人一直在我們後邊。」我們單純的決定甩掉它們,於是走街串巷,最後進到一家拉麵餐館;剛坐好,一個穿白T恤的男子急匆匆跑進來,來到付款窗口,手拿五十元人民幣假裝換錢的樣子,妻子說「就是他」!我正仔細看他,這時他也扭頭惡狠狠的看我……。吃完飯後,妻子說有幾個人輪番跟蹤我們,我們決定乘車甩掉它們,每到一個地方我注意到就像接力一樣有人接著跟蹤我們並有人照相。最後,在一輛公交車站上,當特務挨近我時,我猛一回頭說:「你是一個特務,你一直跟蹤我們,請停止你的行為。」接著令人難以想像的事情發生了,他驚恐的說:「我不是特務,要不信你翻我的身,我沒有特務的證件,再不咱們找警察去。」我們簡單的聊了幾句,僅坐一站車他就匆匆下車了。這次經歷使我驗證了邪不壓正。
在九九年十、十一月間,我在北京經常接外地的大法弟子,幫助安頓住處、協助解決一些生活問題,協助組織各處集體學法,整體提高;後來我們就十幾人、幾十人一次一次的上天安門證實法,幾乎每次都僅有幾人回來,甚至我一人回來;然後又有弟子從外地趕來,我們又走進天安門,每次我都能回來,因為我始終抱有一念「我是神,人是不能抓神的。」
十一月底,我從北京回到家鄉,在一名大法弟子家交流,又有很多人要走出來到北京證實法。不巧被派出所知道,有幾個同修先走,後幾個同修準備晚些走,結果被惡警帶走;當時我也在場,但警察並沒有帶走我的意思,而是奇怪的問我:「你是幹甚麼的?如果願意,也可以跟他們到派出所。」我當時正念不足,對正法認識不清,稀裏糊塗的到了派出所;然後被送入看守所。在看守所裏,因為有先前的大法弟子留下的大法書籍,所以,每天都有書看;一天,一位大法弟子不小心被惡警發現有大法書,結果被打,書也被沒收;於是我們集體絕食要書。三天後,所長帶領許多警察,過來對我說了一些誣蔑大法的話,我站起來對他說:「你說的不對。我們是正的。你敢說你們是正的嗎?」當時我真的意識到我是在對著操縱他的邪惡因素在說話。聽到我的話,結果警察們顯的十分驚慌,雙腿在發抖,一句也說不出來,一會兒就走了。
在隨後的兩年裏,我們利用一切方式講清真相,救度世人,證實法;建立資料點的、發資料、利用無線電廣播等。在師父的呵護下,我們時時用正念要求自己,大法的威力一次次體現出來。有一次,我背上一包真相資料,來到一個幾百人的大型建築工地。當時我正念很足,傍晚,工人們正在排房裏吃飯,我從西邊一間一間的當場發放真相資料,一邊發一邊說:「請看一看法輪大法到底是甚麼,江××都幹了甚麼!」結果民工震驚之餘都收了,等發完東邊回來時,工地的兩個保安知道了,衝我跑了過來,我當時一點也沒有怕,迎著他們就走了過去,沒想到他們跑了幾步後,就掉頭跑回房間,關上門再也沒有出來。
零一年底,我因為疏於學法,沒有徹底否認舊勢力,在師父幾次明顯點化,但我不悟,被邪惡帶走。在看守所裏,我負責給新來的「在押人員」登記,這樣我可以一個一個的跟他們講大法的真相,救度他們。其間我對警察根本沒有怕心,三件事一直做下來。零三年初被劫持到監獄,我不配合邪惡;不背監規、不穿「犯」字衣服、所有顯示我身份的地方不許掛我有罪的標識(房間罪犯表、床頭卡等)、不許稱呼我是犯人、不走隊列、不唱歌、不許包夾,我可以隨便走動、煉功、學法等;「隊長」們常問我:「我們到底是甚麼關係?」我說:「你是警察,我是守法的老百姓,你要保護我,你們隨便關押我是犯法。」三年間師父經常夢中點化我,監獄的門是開的,可是我徘徊在門口就是不出來,有幾次身體演化出來病態,但我沒有把握好,根本原因就是沒有全盤否認舊勢力。
零四年底至今,我努力按照師尊的要求做好三件事,平衡好社會、單位、家庭的關係,歸正自己的一言一行,修去自我、同化大法,最大的體悟是:一切要用法衡量,走好以後證實法的路,真正成為大法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