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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煥學在諸城市賈悅鎮派出所遭受的迫害
第二天審問我的幹警是王在忠，他把我叫到另一間屋內，強迫我將兩手掌撐地，兩腿伸直，兩腳撐在椅子面上，背朝上，面朝下「支鍋」；當我一條腿不直時，他就用手電棍打我的腿，打我的胳膊，敲我的頭；他還用穿著皮棉鞋的腳踩我手面。就這樣他一邊看著、打著我，一邊問著：「是誰叫你們去北京的，去北京幹甚麼，你們多少人一起去的，在哪上的車，在哪下的車……」當我的回答不符合他要問的目地時，他就再用手電棍敲我的腮，用腳踩我的手……
我流著淚說出了我們煉法輪功所得到的巨大好處：我的兒子自幼患嚴重的先天性心臟病，身體非常虛弱，每次發流感他都不能倖免，不是吃藥，就是打針。我才三十多歲，就因身患多種疾病在家三年不能參加勞動，那時，我都產生了不想活了的念頭。煉了法輪功後，我的身體健壯了，我兒子的病也好了。我們去北京就是為了喊一聲「法輪大法好」，「還我師父清白」，沒有別的目地。
這時，我發現他就轉過了身去，一會就到門外去了。他回來後，做了一下筆錄，說：「你還沒說實話，還得銬你一會。」然後他就用手銬把我銬在屋前的一根水泥桿上。我的雙臂是被抱在水泥桿上又銬住兩手腕的，他把我銬住後，就自己出大門去了。我就這樣被銬了兩三個小時。他回來後，我讓他給我打開手銬，他才給我打開了手銬。那時外邊的天氣很冷，我也沒穿厚衣服。待第二天他又把我叫到那屋裏才做了記錄，記錄的內容還和我昨天所說的一樣。
在派出所期間，原鎮政法委書記張玉合（現在諸城市廣播電視局）和鎮武裝部幹事王玉靈天天過來攆我們到院子裏站著挨凍，王玉靈還逼我們站馬樁，誰站不好，他就用掃帚條抽打。有時晚上下了雪，白天讓我們打掃完還得讓我們都站在南院牆的雪地裏，不讓蹲下。我們的鞋都被雪水浸透了……晚上我們都是坐在椅子或排椅上睡。
我們在這裏，不僅遭受身體上、精神上的迫害，還遭受到經濟上的迫害。有的同修被勒索交款五仟元至一萬元不等。我也五次被迫共交了一仟四佰元。
當時我鎮的鎮委書記是溫公顏（其姐是時任我市政法委書記的溫志蓮），他為了他姐姐，把我們這些同修關在派出所裏有五個月的時間，其中有兩位同修被拘留半個月，有三個男同修被拘留一個月後仍被關在這裏。我們多次要求他們放我們回家，可就是不放我們，張玉合還對我們氣急敗壞的說：「就是不放你們回家，叫你們今年收不下麥子，種不上玉米，沒有收成，在經濟上制裁你們，讓你們都沒法過日子，省得你們再有心思去北京。」
武裝部幹事王玉靈用右手打了被關在這裏的竇金寶的左臉三個響巴掌。竇金寶當日被拘留走後，王玉靈在第二天晚上因酒醉，被磕破了左臉，就連派出所的幹警都氣話的說：「把他一下子磕死就好了，這還磕輕他了。」可見當時王玉靈也夠邪惡的，他也得到了現世現報。
在二○○○年的四月下旬，鎮黨委才決定放我們回家。回到家，都一起把我們的嚴正聲明和被迫害的經過經同修上了明慧網。沒幾天，我市政保大隊610的惡警朱鵬德、曹金輝就來到我鎮派出所，由所長趙勇開車到鑫鑫水泥廠，將正在上班的我拉到派出所內。朱鵬德問我：「最近有沒有寫過甚麼，你給別人或別人給你寫過甚麼？」我說：「沒有寫甚麼。」
之後，他們就把我拉到諸城專門關押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窩「國安賓館」內的二層樓的一房間內，這時來了一個面目猙獰的半白髮人，朝我喊問了一句：「賣甚麼果木的。」我說：「不是賣果木的，是推水泥的。」
到了晚上就是由他來審問、迫害我的。晚飯後他酒氣熏天的來到了我被關押的房間內，還有另外的兩個警察也在，他喝令我坐在地板上，兩腿兩手臂伸直，手放腿上。然後他就惡狠狠的問我：「是不是你寫的在（賈悅）派出所裏這些人被關被罰款的詳細經過？」我說：「不是。」他又問：「是誰寫的你知不知道？」我說：「不知道。」這時他就惡狠狠的用手掌打我的左臉。他問我一句，我說不知道，他就打一次。他問我：「你會不會上網？」我說：「我不知道怎麼是上網。」他說：「你認不認識××（同修）？」我說：「我不認得她。」這時他就讓我起來，領我到東邊的房間裏去認被關在那裏的三、四位女的同修，我說都不認識。他又把我帶回原處，再讓我如前一樣的坐下。他又如前一樣的喝問我，他聽我說出一個「不」字時，他就在我的左臉部用手掌狠打一下，我就感覺左臉部有些發木。就這樣他一邊問，一邊打。用手打夠了，他就脫下他的鞋子再打，快打到晚上十二點了，他也沒得到一點他想知道的問題後，也就不打了，這時我的左臉被他打扁了，左眼也打高了，整個左半部全變成黑色了。
這裏邊的人都稱呼他「曹大隊」，原來他就是我市迫害大法弟子的惡警曹金輝。就在這天晚上後半夜裏，他讓一個幹警坐在沙發上看著我，不讓我閤眼睡覺。第二天上午，由賈悅鎮派出所所長用車把我拉回賈悅，我回家後沒待兩天，我剛去水泥廠上班，趙勇就又到廠裏把我拉去派出所。所長趙勇覺的他用車一次次拉我讓他費了心神，他卻沒有覺得他是在犯罪。就這樣他們又把我關在所裏近十天，才放我們回家。水泥廠也不讓我去上班了。
我鎮黨委書記溫公顏，追隨江××流氓集團迫害好人，也得到應有的惡報。他在二○○○年調任諸城市建設委員會工作後，不久得惡病死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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