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紐約遇到警察盤問的時候
紐約是個國際大都市，曼哈頓更是從早到晚繁忙。紐約警察執勤，每天需要照看的事情方方面面很多，開出的各種罰單數量和金額也是很可觀的，但並不是針對某個特定人群，更沒有特意針對法輪功學員（否則他們自己就是違法的）。有些同修因為在曼哈頓講真象時間比較久了，反而和警察彼此已經很熟，關係融洽友好。同修A幾個月來也經常在曼哈頓講真象，但這天在街頭遇到的是一位陌生的警察──
同修A這天和同伴一起，開車來到曼哈頓的一個主要交通樞紐（Penn Station）。停下車，他們馬上抓緊時間卸資料──不僅是因為時間寶貴，也是因為他們領教過紐約交通警開罰單的效率，吸取了以往的教訓。然而，還是有一名警察徑直走了過來：這裏不能停留。
同修A邊手腳麻利的繼續卸車，邊望著警察的眼睛：你知道法輪功嗎？警察說：不知道，你們有許可嗎？同修A從容、簡潔的回答，語氣誠懇：根據憲法賦予的權利，我們可以待在這裏；我們不準備放音樂，所以不需要許可。對不起，我不想吃停車罰單，所以得趕快卸完車。如果你還有其它問題，請等一下再問，好嗎？
警察默許，走了。
同修B說：有理有據，態度中和，真好。的確，美國連小學生都知道行使憲法規定的信仰自由和言論自由是受到保護的。但是根據當地法律，20個人以下在街頭講真象，不需要許可。如果需要放喇叭（音樂，擴音等），需要持「放音許可」（Sound Permit）。這個也要遵守。
同修C補充道：還有一些細節規定也需遵守，比如不妨礙交通和過往行人，不佔據私家地面（道路兩邊的人行道路面，一般都是靠外半邊為公眾所有，靠內半邊為店家所有）。
同修B說，對啊，但公園是個例外。雖然公園也是公共場所，但紐約的公園有另外的規則，屬於不同的警察管理。
有人問同修A：後來車站的警察又回來找你了嗎？
她微微一笑，說：他沒回來找我，我去找他了。下午我看他還不回來，就圍著車站找他。後來好不容易從另一名警察口中得知他在哪裏，才找到他。我給他耐心、仔細的講解了法輪功遭受迫害的真象、法輪功是甚麼，以及我們為甚麼來這裏。他一直默默的聽完，態度很好。
在場的同修聽了很有同感：紐約的警察是民主國家的警察，他們被要求嚴格照章辦事；作為美國人，他們也很重視照章辦事。而且在紐約這個複雜繁忙的大都市，紐約警察的工作其實非常辛苦。如果我們做甚麼都從法律規定方面先搞清楚，遇到問題先從法律規定直接切入，平和的澄清事實，他們會感到我們是尊重和配合他們的工作的，那麼與他們溝通起來就更容易，也更有理有據有效率。
同時，大法弟子也不能忘記，每個人群中都包含不同的個體，警察也是有的人善心大，容易接受真象，有的人觀念強、個人執著大，接受起來需要有個過程，甚至障礙比較大的也會有。並不是由職業決定的，不是當了警察就理所當然的、百分之百的能在迫害真象前一下就正確擺放自己的位置。我們作為大法弟子，出於對眾生的慈悲，應該保持耐心、能夠寬容。我們總是要以救度世人、證實大法為本。如果無形中變成證明自己如何正確，而且態度強硬，那麼對方作為常人和警察，很容易被激發爭鬥心，也想證明自己有權威管你。
有同修還談到，在中國大陸長大的人，飽受邪惡專制之苦。在中國大陸你無論幹甚麼、走到哪裏，到處都會遇到蠻橫不講理的人和明搶暗鬥現象。大陸的警察現在更是很難區別於黑幫亂匪、流氓無賴。這些經歷給人留下很深烙印，人們往往用無原則的忍耐和退讓來保護自己；有些人因為個性等因素，也會形成逆反心理，帶著比較激烈的心態對著幹。可事實上呢，我們現在生活在西方文明社會，面對的也是民主國家的警察，而不再是中共的警察，所以心態上也應該調整過來，否則從小在正常社會生活的西方人很難理解，只會覺得你過激、不講理。個別外地同修遇到的情況中，可能就存在上述這些因素。多年來，師父一再要求大法弟子要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社會的狀態去修煉，我們的正念正行是在社會上、在世人面前做的，那麼就應該注意了解和符合西方正常社會的規律，用正面的方式幫助自由社會的人儘快理解我們。
接下來同修D也講了一個故事：西方自由社會很穩定有序，西方人也習慣於講規則、照章行事。紐約的規定的確很多，要講真象，事先熟悉當地法律很重要。有一天幾個台灣學員不了解公園的規定，結果在某某公園放音樂集體煉功，被公園警察開了罰單。因為他們從外國來，我是本地的，就在罰單上留下了我的姓名和地址以便警察聯繫。按照罰單規定，如果被開罰單者有異議，可以到法庭申訴，如果法官認為你的陳述有理，可以減免處罰，所以我就去了法庭。在法庭上，我對法官和所有旁聽的人坦然講述了大法真象、法輪功受迫害真象，等等。聽完之後，法官說我講的好……。
說這個故事的時候，D同修面帶微笑，沒有不平、委屈或者其它的負面情緒。聽到此，大家也都會心的笑了，點頭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