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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修大法做好人幾年來遭受迫害
一、多難人生喜得大法山雨欲來
回憶苦難的人生，使我倍感珍惜今天修煉大法的萬古機緣，身心的巨大變化，更使我內心無以言表我們慈悲偉大的師尊。
我叫陳秀（女），現年43歲，是山東省高密市農豐村村民。得法前我是一個對人生失去信心的人，不幸的婚姻使我倍嘗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十幾年來我每天面對的是破口大罵的精神病婆婆和遺傳和婆婆一樣，且不能生活自負的丈夫。幼小的孩子加上精神和生活的雙重負擔，幾乎壓的我喘不過氣來。我兩頭不見太陽的在街上做個小買賣維持生計。
隨著年齡的增長，長期的精神抑鬱，超負荷的勞作，全身的不適一齊向我襲來。十幾年的神經衰弱越來越重，頭痛（晚上睡覺頭腦裏像起飛機一樣轟鳴，早上起來眼皮腫痛）、胃病、嚴重的鼻炎，四肢麻木等，兩大拇指指蓋深凹。
95年以後，我一邊做著小買賣撫養著兒子，盡我做母親的責任，也常常盡我所能照顧著已離婚在一邊生活的前夫。我常常悲嘆：我的命運為甚麼如此苦？我也曾經苦苦思索：人為甚麼活著？
直到98年夏天，我的好朋友從她小姨家拿來一本《轉法輪》，看了幾遍後，我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徹底改變了，當時真有相見恨晚的感覺。
自從得法修煉後，我和億萬的大法弟子一樣，不僅解脫了病魔纏身的痛苦，而且從精神上真正獲得了新生，法輪大法給我們修煉者揭開了宇宙的奧秘和人生的真諦。大法弟子不但親身體驗了法輪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更親身驗證了法輪大法的確是超常的科學。
在慈悲、祥和、寧靜的煉功場上，辛勤的輔導員，一大早提著錄音機義務為學員們教功，年復一年，日復一日，晚上學員們自發成立了學法小組，不認字的老人、孩子都互相照顧，這真是人間唯一的一塊淨土：這裏沒有高低、貴賤、貧富之分，學員們都靜靜的學法、交流著心得，互相鼓勵，取長補短。
在日常的生活、學習、工作等各種環境中，儘量要求自己做到修煉人的標準。大法弟子們在返本歸真的修煉道路上實踐著「真、善、忍」宇宙法理，不斷歸正著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不斷淨化著自己的心靈，回升著自己的道德，用慈悲祥和的心態善待一切，善解冤緣，遠離爭爭鬥鬥、假醜惡、自私、貪婪和腐敗。我們愉快的工作生活著，有時間還坐車到鄉鎮、市場去煉功洪法，使更多的人在大法中受益。
就在人傳人，心傳心，不斷有更多的有緣人走進大法之時，這個對人類對社會有百利而無一害的高德大法卻遭到邪惡小人江××妒火心中燒，利用它手中的獨裁大權，凌駕於國家、政府和憲法之上，對法輪功進行了鋪天蓋地的瘋狂打壓。一時間邪霧陰風籠罩全國，黑雲壓城。江××的喉舌（電視台、電台、媒體、報紙等等），對師父、大法謊言、造假、污衊的宣傳，都在江××三位一體的獨裁大權操控指揮下，狂轟濫炸的運作著。使不明真象的群眾仇視大法和大法弟子，挑起了文革時群眾鬥群眾的運動。
那是7.20前幾天，我們和往常一樣，早晨3、4點鐘到煉功點上集體煉功。剛煉完準備回家，過來了兩名警察，問每個學員的名字、住址，並登記。我們不知道就問為甚麼？警察說：「你們這麼早來煉功，我們好保護你們。」我們信以為真。
結果7.20早晨，我們剛剛坐下，突然兩輛警車亮著燈，開到了我們跟前，下來了一群警察，罵罵咧咧的把學員們趕回了家，並揚言不許再出來煉功，國家禁止了，否則就抓起來。我家沒有電視，中午我就到同修家，看到電視上播音員滿口謊言造假，對師父、大法的污衊，我傷心的幾乎放聲大哭。
接下來派出所的警察開著警車頻繁的到我家騷擾、非法抄家搜書，強迫寫「不煉了」保證，逼的我們有班不能上，買賣不能做。他們真像土匪一樣無法無天。再後來大法弟子依法到各地、市府和區府上訪，但遭到了無理拒絕，說是上邊中央的命令。事情不但得不到公平合理的解決，有理無處說，有冤無處訴，而且對法輪功的打壓越演越烈，不斷有學員被酷刑折磨，甚至不斷有學員被迫害致死的消息傳來。
二、1999年我和其他同修遭受的迫害
在當地市府和區市府得不到解決後，99年12月份，我和兒子（上初中）、同修杜豔臻，準備進京上訪。我和杜豔臻在一起做了7、8年的小買賣。此時我們正在賣棉拖鞋，我們把拖鞋退給了貨主，拿著我們的全部家產，每人1千多元錢，準備上路。為了省錢，我們準備騎自行車去北京。早晨我們帶了一點吃的，就踏上了去北京的路程。走到濰坊市郊處，因不知道路線，在三岔路口看地圖時，從濰坊直達北京的大客車突然在我們面前停下了，這時兒子說：咱們坐車吧，別耽誤時間。於是我們把車子寄在路邊的小飯店裏，坐上了去北京的車。
到達北京，我們摸黑打聽著步行來到了天安門廣場，正準備看完升旗儀式再去找信訪局。剛住腳，對面過來兩名警察，問我們：「李洪志好不好？」我們回答：「好。」馬上過來一輛警車，把我們拖到車上，拉到了天安門公安局。
下車後，把我們拉到一間屋裏，裏面有兩個警察，問我們來幹甚麼？住哪？我們回答說：「為法輪功上訪。」住址沒回答他們。接著兩惡警開始搜身，搜走了我們隨身帶的大法書，還有沒扔掉的車票，一個惡警對另一個說：車查的這麼嚴，他們怎麼來的？這時惡警開始對我們瘋狂的拳打腳踢，接著就給我們一隻手從肩上下來，另一隻手從背後上來銬上背銬，還不斷的搧耳光，拳腳相加，胳膊像斷了一樣頓時就痛出我了一身汗。我咬著牙心裏想著師父的講法。突然我聽到同修杜豔臻痛苦的呻吟聲，我回頭看到她臉蠟黃，倒在地上痛苦的呻吟著，這時惡警趁機問住址，她在忍受不住這種殘酷折磨下，說了家住地址。邪惡的惡警當著杜豔臻的面，拿起師父的書把裏面的師父法像給撕毀了。杜豔臻看著惡警把師父的法像撕了，她傷心的哭喊著：對不起師父……我看到兒子也在痛苦的咬牙忍受著惡警對他的殘酷折磨。直到濰坊駐京辦的車去拉我們時才給摘下手銬。
在外屋走廊裏，我看到了不少大法弟子，其中一男青年同修被雙手銬在了鐵欄上不知幾天了。寒冷的冬天，褲子全濕透了，我同情的問同修：冷不冷？他堅強的微笑著搖搖頭。
惡警把我們拉到濰坊住京辦後，惡警蜂擁而上，把我們每人各自拖到了一間屋裏。開始搜身，把我們的錢全部搜走，裝進了自己的腰包。然後問我住址，我不說，接著同樣的酷刑開始了，先給我銬上背銬，拖到廁所邊，大約待了一小時左右，惡警看我支持不住了，才準備給打開手銬，由於銬的太緊，根本打不開，叫來兩個惡警過來幫忙。一個惡警壓我上邊的胳膊，另一個掀我下邊的胳膊，當時我幾乎痛的昏了過去。接下來惡警把我拉到一間屋子裏，一個惡警開始對我拳打腳踢，我被打的滿屋子轉，耳光不斷的打在我的臉上「啪啪」的響。惡警邊打邊吼叫著：不是來講理呢？這就是理，叫你嘗嘗××黨的厲害。
我被打的眼冒金星、臉腫脹、頭昏睜不開眼，嘴和鼻子裏流著血，攮在地上，這時惡警又把我拖到走廊裏，逼我罵師父、罵大法。我不罵。惡警就拽著我紮在腦後的頭髮連續打了十幾個掃堂腿，直直的身子，重重的摔在大理石地面上。惡警看著我不行了，把我拖到牆邊。當我睜開眼時，就對惡警講真象，說他們執法犯法。他們不但不聽，又把我拉到一間屋子裏。逼我站馬步，我不站，他們就拳打腳踢。這時我看到兒子、杜豔臻還有好幾個同修在地上坐著。我站的動作達不到他們的要求，他們就用穿著皮鞋的腳猛踩我的大腿，用木棒打我的手，我被折磨的滿頭大汗。
一個惡警給站馬步的杜豔臻平抻的手背上放著一個煙灰缸，手一動掉下來，惡警就對著杜豔臻的腿猛蹬過去，我聽到她的腿咯嘣響了一聲，像斷了一樣，就看見她倒在了地上，痛苦的呻吟。邪惡的警察還用腳對著兒子的下身猛踢了好幾腳，痛得兒子彎腰痛苦的扭動著。他們還逼兒子和我對面站馬步，逼我倆互相搧耳光，我們被整整酷刑折磨了一上午，五個多小時。中午我上廁所時看到兩個大腿全是紫黑色，身體各處也是青一塊、紫一塊的、臉上也一樣。下午惡警把徐正紅、隋青朋、邵華還有不認識的同修弄到一間屋子裏，我看到隋青鵬被打的鼻青眼腫的。晚上惡警把我們銬子連銬子緊緊的銬在了一起。
第二天上午，我看到高密市張魯鄉的李華、王秀雲、姚哥莊鎮葛秀美等，她們四人是騎自行車去北京的，寒冷的凍天，頂著刺骨的北風，騎了七天將近兩千里地的路程，才到達北京。在路上因沒錢，她們只能啃隨身帶的冷饅頭，深夜在坡裏找個看平果園的小土屋裏打個盹，有時睡在農村的草垛裏，有時凍的睡不著覺就繼續趕路。到北京後，她們才吃了一頓飽飯。在濰坊住京辦，惡警從她們四個人的身上翻出了僅剩下的兩元錢。我和杜豔臻看到她們頭上有草、身上有土，露宿寒風野外，歷經磨難的身影和維護大法而不畏艱險的精神，我們被感動的哭了。當我去握李華的雙手時，看到李華的雙手紅腫粗大，手銬的痕跡深深的印在手腕上，她對我說：是北京的惡警給她上背銬上的，惡警還在她的鼻孔裏插上一根點燃的煙捲折磨她。晚上我們十二個大法弟子被高密警察和村委人員用大客車拉到了高密市府招待所，在回來的路上一直給我們帶著手銬。
在市府招待所裏，每個大法弟子一個房間，給我們每人照了像，有村委人員白天兩人、晚上兩人輪流看著我們，上廁所都寸步不離。有一次聽村委人員說：這裏住房可能每天186元，都是大法弟子承擔。司法系統的惡人每天逼迫寫「不煉了」保證書。在那裏主要提審我們的是李勇。有一次提審我時，一個惡警逼我坐在地上，雙腿抻直兩手抱腳尖達一小時，期間還拳打腳踢，用穿著皮鞋的腳猛踩我的膝蓋，嘴裏罵著不乾不淨的髒話。兒子被學校校長、4、5個老師領回去了。回家後，家裏分文沒有，兒子找到已經回家去了的同修杜豔臻，杜豔臻把僅剩的四元錢給了兒子兩元。懂事的兒子自己沒吃，買了兩個饅頭、兩包鹹菜，跑的滿頭大汗，到招待所給我送去。
13天後，又把我非法治安拘留15天。到那一看，還有同修徐正洪，正巧在院子裏放風。後來徐正洪，隋清鵬在刑事拘留所被惡警電刑迫害，隋清鵬被電得昏死過去，送到醫院搶救。我和同修去醫院看他時，已經幾天了，他還不能動。聽他母親（大法弟子）說，當時昏死了好幾個小時，好幾天了還有時清醒有時糊塗，後來出院回家。我和兒子到他家看他時還在學著走路，跌倒再爬起來學著走，兩膝蓋磕在水泥地上血淋淋的，兩手還顫抖。看到這個情景我當時就哭了。
在刑事拘留所，隋清鵬，王傳珍，50多歲的鐘素蘭，曾被惡警綁在十字架上抬地太陽底下曝曬。他們絕食抗議迫害，惡警在十字架上給他們強行灌食，食管固定上不抽出來。張蕾，杜豔臻，戴夏玲等好幾個學員都在刑事拘留所被綁在鐵椅子上強行灌食迫害，毛永芳也被多次拘留迫害過，家人也被敲詐，罰了一萬元說是保證金，王傳珍也被勒索一萬元，戴夏玲也是一萬多元，杜豔臻幾千元等。
十五天到期後，惡警不但不放人，藏興全、李勇還把我有病動過大手術的哥哥、嫂子、妹妹、妹夫都叫來給我施加壓力，逼迫寫「不煉了」保證書。藏興全還把我妹夫叫到一間屋子裏，用勞教我威脅、敲詐錢財，說是保證金。我妹夫嚴詞拒絕了這無理的要求。在親人的哭勸下，看到骨瘦如柴的哥哥，嫂子的哭訴，我違心的寫了保證，心裏非常難過。惡警不僅對我個人的迫害，還殃及我的家人，株連親朋。後來惡警還經常騷擾哥哥家，下著雪就把我有病的哥哥叫去問訊。有一次，哥哥對我說：你再煉，人家就沒收我的房子。
三、2000年我和其他同修遭受的迫害
2000年正月初五，有三四十名大法弟子在同修張蕾家交流心得，被惡警跟蹤。晚上我和兒子剛到家，農豐派出所五、六個惡警，瘋狂的砸門、砸後窗。闖進我家，強行把我拉到村委，李勇逼供，我不配合。晚上兩個警車鳴著警笛，把我拉到市西南卞家莊前一個停車場裏，內有一個旅館，一排舊房子後面有兩個大水池，地上堆積了很厚的雪。鎮上一個戴眼鏡的高個子惡人和農豐派出所兩惡警，將我摁在雪地上，把我用雪埋到只露出頭，還氣急敗壞的用鐵锨拍著我問：「還煉不煉了？」我只穿一件毛衣一件呢子外套，褲子全濕透了。我聽他們說：屋前還有一個坐在雪地裏的，後來才知道是同修王傳珍。
我們各自被鎖在一間冷凍、潮濕透風的屋子裏，裏面只有兩張單人木床，上面二個破草蓆子，晚上凍的根本無法睡覺，只好來回走著取暖。只要煉功惡警就把我銬在床腿上，這還不夠，有兩天晚上下著小雪，他們把我拉出去銬在地上的一個巨大的圓鐵圈上，只能坐在地上。同修王傳珍被銬在北邊的一棵樹上，長達二、三個小時。折磨完了又把我們拉到屋子裏銬在床腿上一晚上。我絕食抗議這種殘酷迫害，五天後，李勇帶著醫生來給我灌食。我倆在遭受非人的折磨，鎮上組織看管我們的六、七個邪惡之徒，屋子裏卻按著取暖爐子。每天中午、晚上兩頓酒席。一天一個喝得臉紅脖子粗的大胖子惡警，趴在門玻璃上對我吼叫道：你在這裏一天就得拿出200元錢包我們吃喝，你沒錢拿，你村委拿，給你記著賬，再不行就送刑事拘留。我和王傳珍熬過了8天度日如年的日子，惡警才把我們放回家。當時同修邵華也被關在那裏一天。後來王傳珍又多次被拘留、罰款10000多元錢。（丈夫有病、孩子上學，家裏生活很困難），兩次勞教，至今還在勞教所遭受迫害。
一天晚上，因我發真象資料，農豐派出所三個惡警闖到我家，把我拖上警車，拉到派出所後，喝的滿臉通紅的農豐派出所所長，把我按在地上，戴上背銬，瘋狂的拳打腳踢、搧了我無數耳光，酷刑逼供，還叫身邊的三個惡警去抓蟲子，三個惡警把用紙包著的蟲子，從後衣領倒在我的身上，有一個惡警對另一個惡警笑說：還有一個大的。當時我猜可能是壁虎。惡警折磨完了後，也沒得到任何口供，就把我雙手銬在椅子上一晚上。第二天，把我送進治安拘留所，在那裏關押的有杜豔臻和王傳珍，我們幾個開始絕食抗議非法關押、迫害，絕食絕水8天後才放我們回家。
後來惡警又在所謂的敏感日抓捕大法弟子。我又被農豐派出所惡警無故綁架到治安拘留所。我繼續絕食抗議，所長帶惡警給我戴上手銬把我拉到中醫院，強行灌食迫害。剛下車我就看到他們把同修王傳珍拉進去，一會兒就聽到王傳珍痛苦的喊叫和呻吟聲。這時引來了很多人，我就哭著給他們講真象。王傳珍被惡警架出來後，又把我拉進去，幾個惡警先把我五花大綁綁在床上，然後摁頭的、摁腳的、摁手的一齊上來了，醫生把管子從鼻孔插到胃裏，看到我在承受著使人窒息的痛苦，一惡警幸災樂禍的吼叫：看看是××黨厲害還是法輪功厲害。把我拉回拘留所後，一晚上連鼻涕帶血用了一卷衛生紙，就這樣連續灌食三天，8、9天後放回家。
6月份，20幾個同修在公園大門前煉功，被惡人報警，剛煉完惡警們就蜂擁而上，把我們一個一個的塞進警車後邊，後來分別拉回各自管轄的派出所、單位。同修們聽到後，寫了上訪信，到市府上訪，要求無條件放人。結果四十多個同修全部被警察包圍抓捕。我在農豐派出所給惡警講真象，一名當官的惡警，用手指著地對我說：「這是地，江××說是天你就得跟著說是天，你說是地就不行。」下午我趁機跑了出來。
同修朱平的丈夫瞿洪波到市府上訪也被抓，朱平到處打聽，才知道他和四十幾個同修全部被綁架到市東嶺，關在一大間屋子裏，逼問上訪信誰寫的、誰組織的等等，不讓上廁所。
第二天，我把自己遭受的迫害寫成材料帶上，和被關在單位趁機跑出來的同修王豔英一起，從濰坊坐大客車再次登上進京上訪鳴冤的路。我倆買車票的錢不夠，只好請司機把我們拉到哪算哪。到北京正趕上是星期天，信訪局大門外很多來自各地上訪的大法弟子。我們和廣東的五名大法弟子、蘭州和其他地區的大法弟子共19人，在第二天吃完早飯，一起到信訪局。那裏早已站滿了大法弟子及各地上訪的民眾。信訪局大門緊閉，各地警車排成一行，便衣警察到處都是。三步一問、五步一查。我和王豔英被濰坊住京辦的邪惡聽出了口音，好幾個邪惡瘋狂的把我們拖在地上，一直拖到停在路邊的警車上，衣服也拖破了，拉到濰坊住京辦。那裏已有很多大法弟子在地上坐著，我兩剛坐下就過來兩個惡警搜身，我們不配合，並說他們是執法犯法。惡警把我們倆單獨拖進一間屋裏。
屋裏有五個惡警，其中一個給了我一張紙、一支筆叫我寫。我在上面寫道：「要求政府正面了解法輪功、撤銷對師父的通緝令、無條件釋放被非法關押的大法弟子，給我們一個合法的煉功環境。」五個惡警一看，一齊向我撲來，拳打腳踢、電閃般的耳光「啪啪」的打在我的臉上，像踢球一樣把我在地上從南邊踢到北邊、從北邊踢到南邊，來回踢來去，後來我被踢在地上昏了過去。一個惡警把我從地上拖起來，使勁摳我肩周穴位，另一個惡警用煙捲燒我的手，還有一個惡警拿起我的胳膊用衣服擦鼻子和嘴裏淌出的血。酷刑折磨了一個多小時，把我拖到外面的大理石地面上。我眼睜不開，摸了摸自己的臉，已腫得變了型，全身疼痛難忍，手被燒起一個大泡。過了一會兒，當慢慢睜開眼時，看到王豔英被惡警拖到了我身邊，我看到王豔英被折磨的遍體鱗傷，痛苦的對我說：「我對不起你，我實在受不了了，也說出了你的地址。」說完她讓我看她的臀部，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整個臀部全是紫黑色，沒有一點好地方，不敢坐只能朝一側躺在地上。我喊來一個惡警，脫下她的褲子露出整個臀部叫惡警看，並對惡警說：「這是叫你們四、五個人用棍子打的，把你們當官的叫來，你們是執法犯法，殘酷迫害這些『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好人，你們還有一點良心嗎？出去上訪我們也要告你們的。」這個惡警一聲不響走開了。旁邊還有很多同修坐在地上，都不同程度的遭到了惡警的酷刑折磨。晚上同修都睡在大理石地上，只要誰煉功，惡警就拖出去打。
第二天上午，有一個20多歲的男同修，剛一下車就圍上來一群惡警，對他拳打腳踢，這些被特殊訓練的專業打手，專打人的要害處，這個男同修被踢得在地上滾來滾去。我再也看不下去了，禁不住大聲喊道：不許打人，打人犯法！這時全體大法弟子都跟著喊了起來。惡警們這才停下了罪惡的手。我們開始煉功、絕食抗議迫害。只要邪惡想迫害誰大家都一齊制止。和我們在一起的有濰坊兩個年輕女同修，是拿著自己給總理寫的上訪信，步行十四、五天才到達北京的，在中南海被抓，後又送到住京辦的。有一位男同修50多歲，是濰坊司法系統的，也挨了打。還有濰坊五個同修（四男、一女），步行十三、四天到達北京的。
第三天晚上，我和王豔英去上廁所，看見大門沒上鎖，看門的惡警也像睡著了。我對王豔英說：「我們不能在這裏受迫害，我們跑出去上信訪局。」於是我們輕輕的敞開大門，剛跑幾步，沒想到外面停著四、五輛警車，五、六惡警飛快的追了上來，抓我倆。那個看到王豔英被打的警察，把她拉到原地坐下，沒吱聲（看來那個警察還有良心）。另幾個惡警一齊向我撲來對我拳打腳踢，搧耳光，問我：誰出的主意？跟你一起跑的那個是誰？不說就打死你。結果他們得不到半個字，又把我拉回原地。
第四天，把我們二、三個大法弟子用大客車拉到濰坊公安局，高密惡警連夜又把我倆拉回當地，往回來的路上，一個惡警氣急敗壞的說：把你倆扔到河裏。不知道王豔英被拉到哪裏去了，我被拉到農豐派出所，後又被拉到農豐村委，我看到鎮上、村委的一堆人在那裏，我兩眼緊閉一句話沒說。晚上門衛惡警手銬把我銬在鐵床上。第二天早上上班後，村委欒書記對我說：「看你身上都有味了還不吃飯，做個小買賣也不容易，還有錢上北京？咱老百姓說話誰聽？村裏為你向上邊交了7000多元了。」然後我就放回了家。村委的人都了解我家的情況，也知道我們是好人，不忍心參與這種邪惡迫害。可是邪惡的獨裁者江××，利用權力、地位、金錢、工作從上到下一級一級知法犯法，殘害善良。
我被四次非法治安拘留期間無人照料兒子，因沒錢，放學回家後，每頓飯他只啃二個冷火燒和一包幹海帶絲。我過後問兒子：不犒人？善良懂事的兒子說：不。邪惡的迫害使我們一天不得安寧，每逢惡警認為的敏感日，派出所的警察開警車上門騷擾、監視，說是上級命令，有時逼迫村委的人上門整天守候。每次邪惡瘋狂砸門，兒子嚇的臉都變了色。有一次，派出所的五、六個惡警把我們家大門上的鎖砸開，門框都砸晃動了。邪惡的迫害給我們的生活、精神上都造成了極大的傷害，就連這個母子相依為命的家庭惡警也不放過。
四、2001年我和其他同修遭受的迫害
2001年10月27日中午，我在家做飯，派出所五、六個全副武裝的惡警，闖進我家強行把我綁架到治安拘留所關押十天。在10月7日那天，把我銬在警車後邊非法送到王村四分所勞教三年。他們回去後才通知我兒子，幾天後，兒子和一女同修好不容易才找到這個坐落在山溝裏的勞教所，來給我送被子和衣服。
剛來的第一天下午，惡警給我們很多同一天來的同修照了像，再一個個的檢查登記被褥、衣物，搜身檢查，全身裏外連鞋墊底下也不放過。我被檢查完後，在一邊站著，我突然看到一同修背著毛永芳，一邊一個同修扶著上廁所，我頓時就哭著問怎麼回事？同修毛永芳微笑著朝我點點頭說沒事。後來我才知道，她是在高密刑事拘留所坐鐵椅子坐的，兩腿癱了不能走路。
毛永芳是11月3日被非法勞教的，她在二大隊，我分在三樓（四大隊二班）。那時全所關了近500名學員，幾天後增加到上千人。邪惡的勞教所真是人間地獄，在那裏強制不讓煉功，每人一個小木板凳，排成二行，坐在小板凳上，必須坐直、兩手平放在膝蓋上、兩眼直視前方、不准說話、不准閉眼，每天從早上6點半坐到晚上10點半；每天除了在地上吃三頓飯外。就是到走廊裏逼迫看謊言、造假，污辱大法的「焦點謊談」，每天一坐就是十幾個小時。
同修中年齡大的有70多左右歲的老人，小的有20歲左右的姑娘，都在承受著這種酷刑的折磨。每個人都坐的臀部疼痛難忍，去了一層又一層皮。晚上只要我們一煉功，惡警隊長就通知管教把我們一個個往被窩裏摁，不聽的就拖出去用酷刑。有一次因一班有一學員不背所規、所紀，說：我們不是犯人。惡警通知管教，一群惡人每人一手拿一根高壓電棍瘋狂的上了樓，當我們聽到電棍發出嘶嘶的聲音和被電學員撕心裂肺的慘叫聲時，學員們一齊擁向門口，卻被早已準備好的兩惡警頂住門，緊接著惡警們一齊撞進我們班，電倒好幾學員，有的電腫了嘴，還有幾個班的學員大聲制止惡警使曝行惡，被他們拖到禁閉室裏遭受電刑。
第二天，惡警召集全大隊開會，邪惡的管教科們一個個拿著電棍，殺氣騰騰的來到會場，邪惡王所長手高舉電棍，嗥叫著：「我就是不幹了，也得制服你們。」我們班有三名學員拉到了禁閉室，遭受電刑折磨。其中煙台地區兩個，有一個叫陳紅霞30多歲；另一個叫王麗輝（20多歲大學生，她的姐姐王麗宣母子在北京被惡警迫害致死），王麗輝曾經九次去北京為大法上訪、鳴冤，全家都修大法，她的弟弟被迫流離失所，她的妹妹和母親都在王村勞教所，她父親在王村男勞教所非法關押。還有一個是濟南有一個50多歲的學員叫張偉，幾天後回到我們班時，三個人的胳膊、兩小腿、腳都被電爛了（一個個膿包流著血水，不敢走路，不敢脫衣服，用衛生紙墊著）。寒冷的冬天，一個多月傷口還在流膿水。
老年的學員以前多數是疾病纏身，煉法輪功煉好了。在這個邪魔窩裏，不讓學員煉功，再加上遭受著非人的折磨。很多老年的學員病又復發，病情嚴重的被拉去醫院急救。我們剛到勞教所時，很多學員沒有被子，惡警就登記從勞教所裏買，一床被子90元錢，買一床褥子可能是60元錢（裏面的棉花用網網著，又黑又髒）。長時間不讓洗澡，我和班裏的學員張可麗（20多歲的小姑娘），每人長了兩個大紅瘡，我在背上，她在肚皮上，疼痛難忍，還流膿水，衣服都不敢脫，好了後留下兩疤。
一個月後（12月份），全所開始大轉化，從外所請來了一些人。把全所一千多名法輪功學員集中起來，在大廳裏，幾乎全所的惡警一齊出動，這還是第一次。台上三女二男，講了一些完全和師父、大法背離的邪惡的東西，邪悟的謬論。為了叫學員們放棄修煉，惡警們絞盡腦汁耍花招，四、五個人圍攻一個。單獨一間屋，24小時坐在小木板凳上，不許睡覺（熬大鷹），有的靠牆站著不許動，灌輸邪悟理論。他們的目地就是想拖垮人的意志，摧毀人的精神，不管時間長短，直到轉化為止。就在這神智不清的情況下，有的學員漸漸的被邪惡謊言腐蝕了大腦，在強壓、迫害下，寫保證書的人越來越多。簽了字和沒簽字的被分別關在不同的班。
這個邪惡的四分所不到一年，就升級成為「山東省第二女子勞教所」。搬遷後，全所粉刷一新，並安裝了高科技監視設備，在電視上就能看到全所各個角落，七個大隊各裝一台監視器，惡警在辦公室裏就能從電視上看到各個班學員的情況，學員們在那裏每天都要幹很多加工活，忙時晚上加班到深夜。
我們班一個臨沂的學員叫范同芬，修煉前她因病造成下肢癱瘓，三年來基本是躺在醫院裏。煉法輪功後她奇蹟般的站了起來，而且走路一身輕。范同芬後來在強壓下簽字後，她的身體漸漸的又回到了她原來的病態，開始她的腿麻木，後來肌肉萎縮、胃也閉縮不能進食，身體急速消瘦的不像人樣，所裏把她送進醫院，治療不見好轉才通知她丈夫拉回去所外就醫。我在的大隊老人佔比例很大，每天都有到獄醫室的，有時一天好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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