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6月,中國大陸首部誹謗法輪功的24集電視劇《生命無罪》以「中國司法部」名義出品。這部電視劇由法制影視中心和西安鼎馬影視製作公司聯合攝製,以北京大興的(新安)女子勞教所為背景,誣蔑法輪功、粉飾勞教所惡警的迫害,以極其卑鄙、下流的手段捏造謊言,煽動民眾對法輪功學員的仇恨。
消息傳出後,多位曾被非法劫持在北京新安勞教所的法輪功學員,以親身經歷揭露該勞教所迫害法輪功學員的內幕和江氏集團以造假手段欺騙國際媒體、在電視中顛倒黑白的事實。參與該劇製作的相關不法人員已經被「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發出追查通告。
北京女子勞教所有個不法之徒李繼榮,是四大隊的大隊長,因為迫害法輪功學員心狠手辣,罪行累累,被評為2003年度全國「政法標兵」之一,在中央電視台上受到宣傳,成為江氏集團在對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群眾的迫害中踐踏國法、摧殘人性、破壞家庭的又一醜聞。
(明慧網2004年5月18日)北京市大興團河天宮院附近有一個女子勞教所,現已改名為所謂的塑新學校。大法弟子被非法勞教後先送到北京勞教調遣處(也在大興),一進去就開始遭受蹲、站的體罰。惡警強迫寫「保證書」,不寫就把你帶到沒人的庫房進行暴打,對堅持不寫的大法弟子就幾個惡警和吸毒犯把人以「大」字形按在地上,揪著大法弟子的手往惡警們早已寫好的「保證書」上按手印。
接下來就是一個多月的所謂培訓,每天都要多次搜身,並搜查個人物品,幾天要一大搜,把人都集中到大廳裏,惡警們把房間和所有個人物品,連衛生紙都要拆開來檢查,查完房間就到大廳裏強制大廳的人脫光衣服進行搜身搜衣服的檢查。每天要加班加點的用小紙條把一次性筷子包好,日定量從7500(每人)雙,上升到1萬雙。
接著惡警就把人送到北京大興勞教所(所謂的塑新學校),幾個人輪班看一個人,不准睡覺、不准去廁所、不給水喝、不准洗漱、強制看勞教所裏的誹謗大法的書,錄像,迫害大法弟子,如:蹲著、站著、軍姿、燕飛、毒打、電棍電等體罰。
大法弟子身體被迫害得不行了,惡警就強行送醫院,治好了就接著折磨,有的被幾個月或一年的這樣的折磨,一直不讓洗漱,身上都臭味了,還說是煉法輪功煉的。
原北京大興女子勞教所,現改為塑新學校,女所長朱曉麗,電話:(區號010)60278899轉5807 一大隊隊長(女)陳莉,副隊長姓(孫) ,副隊長姓(郭),迫害大法弟子,邪惡至極,一大隊電話:(區號010)---60278899轉5701 ,
北京市, 房山區610負責人:柏松 電話:(區號010)---69327110
(明慧網2003年7月17日)驚聞有電視台放映了以北京女子勞教所為背景的電視劇《生命無罪》來誣蔑法輪功、粉飾勞教所惡警迫害,作為成千上萬名曾在北京女子勞教所(原天堂河勞教所、新安勞教所)被非法關押遭受迫害的大法弟子中的一員,我們曾親眼目睹當時拍電視劇的人在捏造事實。在這裏我們要把在北京女子勞教所真實的生活講出來,以正視聽。
北京女子勞教所是去年新建成的,宿舍樓像童話中的宮殿,大院子種滿了美麗的花草,但這一切都不能掩蓋其比監獄還要殘酷的對大法弟子的迫害。
一、繁重的勞動
對勞教所在文字上的規定是週一至週五每天勞動四小時,節假日休息。但實際上我們經常被逼迫從早幹到晚,週末很少休息。為了搶活兒,警察經常違反所裏的作息時間的規定,讓大家一直幹到十二點以後才就寢,早上四點就把大家叫起床,為了不被發現,燈也不開,就讓大家摸著黑洗漱,然後一開燈就開始幹活,簡直就是「半夜雞叫」裏的「周扒皮」。後來勞教局經常發統計表給各隊,不記名統計勞動時間。但每次填表之前隊長們都要求全隊人按她們的要求填寫。但總有大法弟子不理會她們的無理要求,如實填寫。有時警察會根據班和筆體查到不按她們要求做的人,單獨叫到辦公室惡狠狠地問她們填的是甚麼,大法弟子義正詞嚴地說:「不是不記名嗎?你憑甚麼問?」警察啞口無言。
警察採用這種繁重的勞動除了想為她們自己多榨取一些「獎金」外,主要是通過這種疲勞戰術對大法弟子洗腦,使她們無暇思考對大法的認識或背經文。
二、惡劣的衛生條件
女所衛生設備齊全,但除了夏季最炎熱的時候每週可以洗一次澡外,平時兩個星期才能洗一次澡,而且全所七個隊在半天之內全都要洗完。回來後又催著大家以最短的時間把所有的衣服洗完。每天早晚的洗漱小哨都掐著表吆喝,催促快洗。在這種緊張的氣氛下很多老年人只能每次洗一隻腳或不洗腳,還要儘量少洗衣服。
這裏的壓力使很多人患上了高血壓等病,警察誣蔑說是大法弟子煉功身體沒好,政府「關心」法輪功還給藥吃,但事實是這些人被非法關押之前基本都身體健康,而且無論在勞教所時「病」得多重,只要回家後恢復正常的煉功,身體馬上就好。在勞教所裏的所謂醫藥費正是勞教所對大法弟子迫害的鐵證。
三、越來越差的伙食
當初在天堂河勞教所時伙食就很差,很多人營養不良。到了女所,伙食更是每況愈下,很少能看到肉,菜裏也很少放油。一次女所突然給大家吃了一次白水煮的純肥肉,由於在勞教所裏吃飯不准倒飯菜,只能全部吃掉。大家的腸胃受不了這突如其來的油脂,集體腹瀉。每當有人參觀勞教所時,食堂黑板的菜單上就寫上扁豆這樣的新鮮菜,但打回隊的還是平時吃的東西。
今年初,為了斂財女所又辦了一家超市,外面賣一塊錢的東西這裏要賣到一塊五。從此伙食更差,基本就是水煮的白菜、蘿蔔,帶著泥,連鹽都很少放。這樣即使是生活最困難的人也不得不買些勞教所的鹹菜。大法弟子本來就被剝奪了工作,勞教所還通過這種方式聚斂錢財,加重她們家庭的負擔。
四、殘酷的「挽救」
政府說對法輪功的政策是「教育、感化、挽救。」那就讓我們看看在女所究竟是如何對待法輪功學員的。
各個隊普遍在向大法弟子灌輸欺世謊言,用××黨的偽善理論迷惑法輪功學員進行洗腦。那個七隊隊長自己編造的謠言其它的警察聽了都覺得可笑。一隊、三隊、五隊和七隊普遍採用「熬鷹」的刑罰剝奪睡眠。剛被綁架關押的法輪功學員只要不妥協就休想睡覺,有些隊甚至不讓她們進入寢室,多少天一直待在大廳或筒道裏。再不放棄信仰,就罰蹲、罰站、罰飛,或讓被洗腦的邪惡幫教打她們;還不妥協就讓吸毒或賣淫的犯人毆打,犯人們打人很黑,都往要害部位打。最後惡警就把堅定不屈的大法弟子送進「集訓隊」(籠子)。
集訓隊有專門用來迫害的讓人進去後站不起來也蹲不下的籠子。警察還用電棍逼迫堅定的大法弟子在地上蹲著走,她們的鞋都走開了口,走不動了警察過去一腳就把她們踢一個滾。警察還用電棍電擊女性的陰部,以至於她們痛苦地捂著下身。有的大法弟子寧死不屈,好幾回被打得沒有了心跳。警察把已經身體虛弱得不能再打的人在冬天開著風門凍。法輪功學員絕食抗議惡警的迫害。
在去年年底,二隊隊長讓吸毒人員和邪悟者多人一起整夜毆打一位堅定的大法弟子,把人打壞了。之後二隊80%的法輪功學員向警察聲明強制洗腦作廢。女所迫於壓力,只得將打人者送進集訓隊,並以人員減少為由把二隊拆往其它五個隊。二隊垂頭喪氣的小隊長也被分到各隊,而二隊的大隊長、在迫害法輪功方面很賣力的程翠娥被調離。二隊的洗腦「轉化」徹底失敗。
《生命無罪》中把這樣的腥風血雨說成是「春風化雨」實在是顛倒黑白。勸告所有參與製作此電視劇並為它捧場的人,好自為之,自古以來善惡有報是天理,肆意歪曲事實、誹謗高德大法的生命是有罪的!
文/陳穎(原大陸北京學員)
(明慧網2003年7月27日)當看到同修寫的文章電視劇《生命無罪》顛倒黑白──北京女子勞教所的真實生活 後,我被震動了,特別是驚聞有電視台放映以北京女子勞教所為背景的電視劇《生命無罪》來誣蔑法輪功、粉飾勞教所惡警摧殘迫害法輪功學員的惡行,我流淚了──
親身經歷了在北京朝陽看守所、北京勞教所調遣處、北京新安勞教所的一切的我,要把親眼目睹、親身經歷的許多掩人耳目的事情揭露出來。同修所講的那四方面的情況我是親身經歷過的,真實情況確實如此,在此我只是補充我所知道的另外的情況。
關於我個人的一些背景情況
我1996年得法修煉法輪大法,1998年12月隨丈夫工作來到法國,1999年12月底回國,想借探望父母的機會去天安門護法證實大法。2000年春節因去天安門證實法,被強制關在北京天安門派出所(當時被抓的法輪大法學員至少有2千多人),又連夜把我們轉送北京十三處,後又把我送到北京朝陽看守所被無故關押1個月,被單位擔保才被釋放。2000年9月底我們有幾個功友去同修家交流,因警察無故要搜同修的家,同修不讓其進門搜查房間而被兩個保安24小時守在家門口,樓下有便衣警察和一輛麵包車守在樓門口,只要出門就會被抓,這樣持續大約4-5天,後來我們因不想被警察看住衝下樓,我被抓,送北京朝陽看守所被無故關押近1個月。
2000年11月23日北京八寶山派出所姓魏的警察到我家,騙我說北京朝陽公安分局要找我了解情況,在八寶山派出所等我,說也就20分鐘一會就回來了,沒想到北京朝陽呼家樓派出所姓郭的警察把我騙進北京朝陽看守所,被勞教1年,在北京新安勞教所第三大隊,勞教期間因人心不去而邪悟走向大法反面,2001年11月26日釋放。2003年3月20日辦理學生簽證來到法國學習。
來到法國後,脫離了那個邪惡的環境我逐漸清醒過來,主動又找到功友,重新走向修煉法輪大法的路。是師父的慈悲給了洗清自己講清真象揭露邪惡的機會。我是在這場邪惡迫害中的見證人,我有責任去做大法弟子應該做的事──講清真象揭露邪惡救眾生。我會不斷地把我所切身經歷的一切迫害原原本本講出來。
新安勞教所和團河製造的迷惑
我是2001年11月底期滿離開北京新安勞教所的,當時我在裏面時就聽說要搬遷到新建成的北京女子勞教所。為了讓法輪功學員放棄信仰,據說江澤民和610讓國家花費了非常大的投資。所指的北京女子勞教所宿舍樓像童話中的宮殿,大院子種滿了美麗的花草,但這一切都不能掩蓋其比監獄還要殘酷的對大法弟子的迫害真象。確實如此,我所在的北京新安勞教所當時也是如此。
還有北京團河勞教所,據我認識的學員親身經歷,都是用那種看似寬鬆的優美的環境來殘酷迫害從精神上麻痺大法弟子。比如為了「轉化」法輪功學員專門投入大量資金裝修了勞教所──像花園一樣,還在院牆上畫滿壁畫,撤掉宿舍樓房門窗的鐵柵欄電網,撤掉房間中的監控器,每個房間養花,每人養一條金魚,每個房間有電視,食堂的飯菜改善每天有變化,有娛樂活動唱歌跳舞及各種文藝競賽等手段,就連吃飯前都要唱首「改造歌曲」。總之,這些被用來在北京裝門面的勞教所,都是靠塗抹出一種歡樂的假象來麻痺大法弟子的思想。
各個隊普遍在向大法弟子灌輸欺世謊言,宣傳灌輸甚麼「政府對法輪功的政策是教育、感化、挽救」,「勞教所是一所特殊的學校不是監獄」,「法輪功學員都是好人,只是思想問題,需要改造轉化思想」等謊言,這些都是混淆黑白、正邪、用來迷惑法輪功學員、進行強制洗腦的手段。目的是讓法輪功學員在被剝奪人身自由的情況下,接受從方方面面不斷而來的軟硬兼施,在不知不覺中接受洗腦、放棄修煉。
邪惡的目的就是利用這粉飾包裝的假象、偽裝起來以欺騙的手段掩蓋其真正殘酷迫害大法弟子的實質、迷惑大法弟子,特別是對於有這方面執著的人,就會被邪惡利用了人的思想(這也是它們所謂的攻心術的一種),就利用這一點人為地製造假象,從心理上讓一些學法不深的大法學員那個還沒有去掉的變異了的人的思想觀念形成一種很大的心理反差,而這種看似平淡合理的欺騙手段實質是用了最卑劣、最邪惡的手段製造假象來迷惑被剝奪人身自由的學員,對他/她們進行一系列的迫害與強制洗腦。
由於從精神上麻痺了,又因我們不能站在法上認識面對的魔難,本身的執著更看不清真象,所以大部份被洗腦的學員,其中一個原因也是被粉飾的假象和欺世的謊言迷惑。因為修煉是嚴肅的,如果不能站在大法的基點上來認識發生在身邊的事情,就會被假象迷惑走入人的變異的思想觀念之中被邪惡利用,致使在不知不覺中被洗腦,這種從精神上入手的摧殘致使許多人直到走出勞教所的大門後,還不能明白邪惡迫害的本質是──從根本上摧殘人的正念正信,讓人脫離大法,讓人自己走一條毀滅的路。對修煉的人來說,如果被物質世界的假象迷惑,後果是很可怕的。
如果用看到的假象的那雙眼睛去看待邪惡的迫害時就不會識破其真正面目,而且還會站在邪惡的一邊為邪惡說話掩蓋其迫害的真象,這也是為甚麼很多從勞教所出來的被洗腦的人對別人說「勞教所裏邊挺好」的一個原因,這也是邪惡想要達到的目的,從根本上起到了毀滅眾生的目的。
造假欺騙浮誇早已成了××黨的偽善理論的體系不可分割的核心內容,他們向來以「謊言重複十遍就成為真理」的流氓手段宣傳灌輸迷惑愚弄中國人民。××黨政府的腐敗習氣和欺騙手段的流氓行徑也同樣欺騙著全世界人民。為了讓人們看清真相,在真正知情的情況下做出自己的判斷,我認為自己有責任把在北京新安勞教所真實情況講出來,以正視聽。
一、欺騙國際媒體
這是我親自經歷的在北京新安勞教所的一件欺騙美國一家媒體機構的採訪的造假拍攝。據說是為了人權組織關於法輪功人員在勞教所受虐的情況而來,當時美國一家媒體機構來採訪新安勞教所(具體時間記不清了,印象中是夏天),當時美國記者拍攝了警察們專門布置好了的虛假的一切──所謂的我們娛樂生活圖書館等內容。
當時情況是警察找人專門騰出禮堂旁邊從來不用、從來沒有人去看過書的所謂圖書室。這件事是新安勞教所第三隊我所在的勞教隊參與的(新安勞教所共7個隊),警察找了幾個認為可靠又形像好的法輪功的勞教人員參加。我們是在美國記者來採訪拍攝前大約10分鐘前被警察帶到所謂的圖書館拿書坐好,等待採訪。被採訪的人×××也是按照事先警察規定的要求去說。美國記者的拍攝全是在警察用欺騙手段掩蓋真實的情況下拍攝的。美國記者拍攝完了,我們就被帶回到住所繼續勞動。
由此我們這些知情者都明白:拍攝電視劇的人也是在捏造事實,在用欺世的謊言侮辱和玩弄中國人民。
二、繁重的勞動
像同修講的一樣,警察經常違反所裏的作息時間的規定。一方面他們為了私利和社會上一些不正當的企業掛鉤,利用勞教人員廉價的勞動力做出口貿易來牟取暴利,曾經給雀巢公司做小兔子等玩具,還粘布拖鞋,強烈難聞的膠水,瀰漫整個房間(所有的活全在寢室裏做),鉤坐墊等全是出口的物品。這些要做的活每次都是大量來到,幾天內必須要交貨,每個班每個人都限時定量,他們用相互挾制的辦法讓我們快速完成勞動額,一個人做不完常常被逼迫要加班加點到深夜,根本不是正常人能承受得了的。坐在小板凳上不停的幹活,不允許走動,不允許說話。上廁所需要請求,是集體限定時間個人不能隨便去。一天下來到睡覺大家很累期盼的就是能早休息。就是這樣警察們還總會用一些偽善的冠冕堂皇的話語如:甚麼工資低,國家撥款不夠,人多為了讓你們吃好,需要自給自足等等理由欺騙、無償地壓榨我們的勞動力。
他們的手段也都是××黨的偽善理論體系的產物──欺上瞞下。要是上級突然來檢查,就趕快讓我們把活快藏起來,讓我們馬上坐好或睡覺;領導來參觀就讓我們準備好,不讓我們幹活或幹點手工活、看看電視、改善改善伙食等,製造假象掩人耳目。這種事情是經常發生的,包括勞教所要達標評選甚麼先進勞教所等都是用欺騙的手段來達到目的的,因為標準勞教所是有規定的每個房間多少人,每人應該展多少面積,都有規定。
警察們為了達到標準,就把多餘的、年齡大的、身體不好的人搬到別的地方不讓檢查團或達標團來看到,那些多餘的、年齡大的、身體不好的人是不允許出去的,有人專門從食堂帶飯回來。就是這樣用欺騙的手段來達到勞教所達標目的,因為達標評為先進是和它們的獎金掛鉤。為了一點利益就可以瞞天過海,而這一切都是在貌似美麗的謊言和欺騙下進行。
另一方面,正如同修所講的,警察採用這種非法強加的繁重勞動除了想為她們自己多榨取一些獎金外,最主要的是在這種充滿欺騙和謊言的環境中通過灌輸邪惡言論和這種疲勞戰術對大法弟子系統的洗腦,使我們無暇思考對大法的認識或背經文,在不知不覺中接受邪惡強加的迫害,以致被假象欺騙麻木了,忘記了正法時期修煉的實質,用人的思想想當然的為自己的執著找一個它可以生存的藉口,卻不能真正站在法上認清非法被關押、勞教是邪惡鎮壓迫害大法的結果。
正如師父《道法》中所說「每當魔難來時,沒有用本性的一面來認識,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麼邪魔就利用了這一點沒完沒了地干擾與破壞,使學員長期處於魔難之中。其實這是人的一面對法認識的不足所致,人為地抑制了你們神的一面,也就是抑制了你們已經修成的那部份,阻礙了他們正法。還沒修成的一面怎麼能抑制主思想、抑制已經得了法的一面呢?人為地滋養了邪魔,使其鑽了法的空子。」 這也是在魔難之中不能過關的一個原因,人為地滋養了邪魔那也是默認了承受的是邪惡對大法的破壞、對大法弟子的身心摧殘的迫害,天理不容的敗壞大法的行為。對法理解不清而迷失也是對自己生命真正意義的迷失。
三、惡劣的衛生條件
在北京(天堂河)新安勞教所也有專門的浴室,但對於我們來說去浴室洗一次澡就像一次施捨,夏天每星期在允許的情況下只是在洗漱時沖擦一下身體,冬天很少讓洗澡,而且去浴室洗全所七個隊在半天之內全都要洗完。警察們把這說成是為了我們好、「怕我們感冒」。回來後又催著大家以最短的時間把所有的衣服洗完,因為平時是不能隨便洗衣服的。
由於很少讓洗衣服,洗床單被罩有人得了疥瘡,怕傳染才讓洗被罩和曬曬被褥。每天早晚的洗漱小哨都掐著表吆喝,催促快洗漱,在規定的幾分鐘內將近20多人在十個左右的水龍頭上洗,說是甚麼軍事化管理,云云。
在這種惡劣緊張的氣氛下很多老年人(60多歲)只能每次洗一隻腳或不洗腳,有時利用洗漱時間,不洗臉不洗腳而洗洗內褲,還要偷偷掛在隱蔽的地方不讓發現。真實生活是在這種強制高壓下洗腦完全失去身體自由、精神自由讓人時刻處於精神緊張和人格喪失而扭曲的心理狀態下,任憑邪惡的擺布迫害。
正如同修所說的,這裏的緊張壓力使很多人患上了高血壓等病,警察誣蔑說是大法弟子煉功身體沒好,政府關心法輪功還給藥吃,但事實是這些人被非法關押之前基本都身體健康,而且無論在勞教所時病得多重,只要回家後恢復正常的煉功,身體馬上就好。在勞教所裏的所謂醫藥費正是勞教所對大法弟子迫害的鐵證。
有些人被徹底洗腦後完全落回到常人生活中,但是很多人在勞教所犯的病,進入社會後同樣被病痛折磨,原本因為煉法輪功獲得了身體健康而不再需要的藥罐子又被拾了回來。更可悲的是,由於洗腦後精神受到摧殘而產生的害怕、迷茫,使很多人在茫然和苦痛中無所適從。
四、越來越差的伙食
天堂河新安勞教所伙食在一些人眼裏看起來好像很好,這一方面是××黨的偽善理論策略的變化手段,其目的是達到對大法弟子進行洗腦的前奏,另一方面是因為許多大法弟子都經歷過看守所、調遣處,那些地方條件非常惡劣,與任何稍微好一些的地方都能形成很大反差。
其實在大法弟子沒有進勞教所之前這裏各方面條件都很差,伙食很差,其它罪錯的犯人都說是沾了大法弟子的光,江澤民這個流氓頭子強迫國家專門為了轉化法輪功而投資,所用的藉口說是要改善勞教所的生活條件。
許多大法弟子都經歷過看守所、調遣處。那些地方條件非常惡劣,吃的是窩窩頭和帶有泥渣的菜湯。還因為中國有許多地方的人生活水平很差,來到勞教所後,這裏的生活條件比她們家裏還要好,對於來到勞教所能吃到在家很少能看到肉、菜裏也很少放油的菜,就已經滿足了,從心理上感到了溫暖,覺得在這裏除了沒有人身自由和精神自由外過得比她家裏還舒服,甚至有些人都不願意走了,這也是許多被洗腦的人出去後說「這裏邊挺好」的一個因素!
這一切都是邪惡的假善手段洗腦的戰略,灌輸和強加於人的是不分對錯善惡的謊言和欺騙,人們沒有了正念也不會去在意事情的真假,作為剛開始不久或者學法不深的法輪功學員更忘記了自己是個修煉的人以及為甚麼被無故強制關押!
即使食堂黑板的菜單上寫的和真正做出來的菜有很大差距,大家也麻木了,也覺得它的存在是正常的,從這些不正常的思想表現和不正常的事情都可以看出被迫害洗腦後人們扭曲麻木的心靈,××黨幾十年來的發家史就是以謊言和欺騙發跡的流氓史,整人的手段和方法是貫穿在它的整個過程中。
變相榨取大法弟子的錢財,一是由於伙食不好和急需的日用品,大家不得不買新安勞教所小賣部的東西,很多都是假冒偽劣產品,價格比外面要貴一半;這樣即使是生活最困難的人也不得不買些勞教所的鹹菜等日用品。二是以開設電腦學習班為由斂取大法弟子的錢財,藉口是為了回歸社會有一技之長,學完後頒發證書,實際上警察看到誰的家人送的錢多就給報名上電腦學習班,學費每人100多元,但實際上因為要幹活沒有上過幾次課,也沒有證書。勞教所通過這種方式聚斂錢財,加重她們家庭的負擔。這可能也是江澤民和它那個610「經濟搞垮」政策的實踐吧。──很多大法弟子本來在社會上都是有工作的,是被剝奪了工作非法關押在這裏,根本不需要在被強制的條件下在勞教所裏上甚麼名不符實的電腦課!
五、殘酷的「挽救」
我是被迫害洗腦親自經歷並參與新安勞教所如何對待法輪功學員的真實情況,當時我在第三隊,隊長焦學先副隊長槐春紅,警察霍某某杜某某電話0086-10-60278899轉5301(三隊)。
一隊、三隊、五隊和七隊普遍採用「熬鷹」的刑罰剝奪睡眠。剛被綁架關押的法輪功學員只要不妥協就休想睡覺。我是這樣經歷的,我當時所在的三隊是不轉化不讓她們進入寢室,多少天一直待在大廳、筒道或水房裏。正如同修所說的事實如此(相同的我也不再重複),再不放棄信仰,就罰蹲、罰站、罰飛,或讓被洗腦的邪惡幫教打她們;還不妥協就讓吸毒或賣淫的犯人毆打,犯人們打人很黑,都往要害部位打。最後惡警就把堅定不屈的大法弟子送進集訓隊(籠子)。
2001年10月份,三隊隊長讓吸毒人員和邪悟者多人一起連夜整一位堅定的法輪功學員張亦潔(國家經貿部的一位處長,是610頭子李嵐清親自點名勞教1年半),把她的眼睛打得烏青,她所承受的是非人的折磨。之後因三隊隊長怕出事,又改換措施,軟硬兼施等等手段用盡都不能改變她的信仰,令三隊隊長頭疼。一般情況下臨出所時,邪惡都不會放過被洗腦和邪悟的人,讓她們不停地做洗腦工作,用這種被洗腦而走入邪悟的人去整堅定的大法弟子,其邪惡目的是讓這些人徹底毀掉的同時自相殘殺,從這些表現中都可以看到××黨的偽善策略、整人的手段和方法是多麼卑劣。
由於我的當時的邪悟,邪惡又利用讓我來迫害法輪功學員張亦潔(對於詳細的過程我會單獨揭露講清真象)都以失敗告終,這一切都是邪惡最卑鄙的手段戕害無辜的生命。但大法弟子是打不垮,壓不倒的,她心中的信念真善忍永遠都不會磨滅。即使有些人在強壓洗腦後,被迫走上邪悟,一旦脫離了那強權政權下的迫害環境,終有清醒的時候明白真象的時候!我就是這樣走過來的活生生的例子,法輪大法給了我新生,真善忍在我心中。
我以歷史見證人、被迫害洗腦人和被邪惡利用迫害大法弟子走到大法對立面的人及醒悟重新修煉法輪大法人的身份勸告人們:《生命無罪》中把這樣的腥風血雨說成是春風化雨實在是用欺世謊言顛倒黑白。勸告所有參與製作此電視劇並為它捧場的人,好自為之,自古以來善惡有報是天理,肆意歪曲事實、誹謗高德大法的生命是有罪的!
以上所寫是清醒過來我重新修煉法輪大法後,想起我的親身經歷和體會,有不符合法與不妥之處懇請指正,我還需要加強學法在法上提高認識,及時揭露邪惡講清真象跟上正法進程。
(明慧網2003年8月14日)
我在拘留所、北京勞教人員調遣處的遭遇
我剛進拘留所,就看到有位法輪功學員被抓進來時全身被打得青一塊紫一塊,頭上被打得裂了一個口子,後來縫了四、五針。只因她不說姓名,就被前門的女惡警折磨了一夜,還專門往要害部位下手,號裏人聽了,都流下了眼淚。
另一位法輪功學員不配合邪惡,被惡警把手腳連在一起捆,頭上戴著鋼盔,只能蹲著,上廁所要一點一點挪出去。為抵制迫害,她絕食抗議,遭到惡警野蠻灌食,痛苦不堪,最後送往醫院。
邪惡的拘留所採用一種株連手段折磨大法弟子。只要有人煉功,惡警就威脅號裏其他被拘留的人:他們再煉,你們都不許睡覺,都坐板。其目的是讓其他人怨恨法輪功,借在押人員之手打罵、折磨大法弟子,企圖動搖修煉者的正念。
北京勞教人員調遣處簡直就是人間地獄。剛一進門就被要求抱頭蹲下(兩手放在脖子後),眼睛不能看別處,不配合就用電棍電。對低頭不合要求者,兩邊的所有女惡警一起上來揪頭髮,用力往下摁。對不寫放棄修煉的保證書的,惡警立即用筆惡狠狠地往臉上戳;惡警大隊長用電棍一次次電大法弟子並威脅說:你們不寫,我們有的是招兒對付你們。並找來幾個勞教人員強行按手印,再不配合的就把人打暈過去。
進到院子裏,讓我們在牆邊蹲著抱頭,不許說話,「小哨」(擔任值班的其他勞教人員)在旁邊看著、隨意打罵,一蹲就兩小時,直到惡警睡足覺為止。一位六十歲的法輪功學員拒寫保證書,惡警讓她在院裏低頭抱首蹲著,「小哨」在旁邊看著,稍一動「小哨」就動手打。到了午夜十二點,繼續罰蹲不讓睡覺。凌晨四點,有個值班的說,這幫人真夠狠的,那麼大歲數,一蹲就一宿。天亮怕別人看到,惡警把人拖到值班室裏去,老人都不會動了。
晚上一說就寢,除「小哨」站著,其他人都得躺下,尤其對大法弟子,被幾個其他勞教人員包夾看住,相互隔開,睡在地上。
有位法輪功學員向惡警講真象,被惡警綁在床上呈大字形,不讓喝水,不讓上廁所。中午「小哨」拿饅頭硬往她口裏塞,不吃就拿饅頭往其胸口砸。
一位法輪功學員堅持不寫保證書,被強迫做二百個「報告、到、是」(包括動作:不斷重複蹲下、起來,要求動作快、聲音大),稍慢點,就會招來一頓拳打腳踢。(註﹕希望同修在艱難的環境下加強正念,無論在任何環境都不要配合邪惡的要求、命令和指使。)
調遣處把我們當作幹活的機器,不停地打大包、包筷子。長時間不讓洗澡,衣服都漚得臭了。晚上洗漱、大小便總共只有三分鐘,有人大便乾燥不得不用手摳。即使這樣,還有人躲不過「小哨」的拳打腳踢。
北京女子勞教所五大隊的暴力折磨、強制洗腦手段
到了新安勞教所(現北京女子勞教所)五大隊,表面上好像是比調遣處好一點,其實都是假象。上了宿舍樓後,不讓剛被關押進來的人進班,在通道或水房站著,念勞教所的規定和司法部23號令,然後讓四、五個叛徒「幫教」人員分上半夜、下半夜給強制洗腦。她們開始裝出說話、做事挺有耐心的樣子,以迷惑法輪功學員放鬆警惕,其實這是在邪惡控制下的一種表面偽善而實質邪惡的洗腦方式。
晚上就開始熬夜了,只要法輪功學員一困,幫教就捅,不讓睡;捅煩了,就讓站著。幾天下來不妥協,就罰站、罰蹲、罰飛(頭朝下,背貼牆彎下去,兩手臂從背後向上貼在牆上)。這些都被惡警隊長默許、假裝看不見,以推卸責任。
大法弟子楊小京堅定信仰,隊長就讓其他勞教人員看住她,不許接觸其他人,每天朝牆站著,只睡三、四個小時。
李秀玲曾在壓力下妥協,後來她醒悟到自己在修煉的路上犯了錯誤,被惡警隊長關在隊部罰蹲、罰站,腿和腳都腫了起來。
張桂玲堅修大法,每天都被逼在隊部朝牆站著,只讓睡五個小時,常常睡倒在地。後來被送到集訓隊遭到非人的折磨,她腳後跟的肌肉已開始萎縮。
劉豔在調遣處不配合惡警,不穿勞教服,被打得渾身是傷、行動不便。到勞教所後被關在隊部罰蹲、罰站。四個幫教輪流看守不讓睡覺、還打她、讓她中午在大太陽下拔草等。
盧寬從家裏被騙到洗腦班,三次洗腦不成被惡人送到調遣處,蹲了一天一夜,被捆在床上一天。到新安勞教所後在隊裏經受折磨,後又被送進集訓隊。在高壓迫害下寫了保證書,自己認識到錯誤後又重新堅定正念,被延期迫害十個月。
在這裏,法輪功學員不但承受著身體的痛苦,精神上也在遭受迫害。幫教們每天都在對法輪功學員強制灌輸扭曲的言論和思想。班裏的其他勞教人員也說些諷刺話。勞教所惡警為了控制我們,不讓相互交流,要各隊成立所謂「民管會」,在各班選他們認為可靠的人當委員。其實被選者自己都說:「甚麼民管會,就是一個小特務、間諜,監視你們的一舉一動,好向隊長彙報。」
在這種肉體和精神的雙重壓力下,張愛茹被逼瘋了。我們怎麼也想不到這位熱情開朗、樂於助人的退休工人被折磨得神智模糊、思維混亂。警察把人迫害成這樣還不罷休,又讓「幫教」劉小燕對她嚴加看管,導致張愛茹病情加重,後才被保外就醫。
勞教所裏的新安集訓隊最邪惡、最殘忍。那裏的大法弟子在各隊雖已遭受到各種手段的折磨,但仍堅持正信,不向邪惡妥協。惡警們把她們送進集訓隊,讓她們遭受更加非人的折磨。集訓隊的每個小屋都有監視器,吃、喝、拉、撒、睡全在監視之內。並且給煉功人制定了許多懲罰項目:蛙跳、拔軍姿(一站就是幾個小時或一整天)、蹲著行走、俯臥撐、騎自行車(雙手做扶把姿勢,雙腿分開半蹲站立)、開飛機,……等等。
在四隊被關押的大法弟子杜榮芬在新安勞教所早上升旗時喊了一句「法輪大法好」,被幾個惡警捂住嘴,暴力卸下頜骨,連拖帶打送進集訓隊,在那裏承受著比四隊更加殘酷的折磨。大法弟子陳鳳仙,惡警冬日裏逼她在院子裏凍著、不讓睡覺;夏天在太陽下曝曬、不准動。一次幫教人員打她胸口,差點把她打背過氣去。自從到集訓隊每天只允許睡兩小時,在中間台階罰站,站著時間一長就犯睏,就會從台階上摔下來,摔得鼻青眼腫,邪惡的幫兇們就在旁哈哈大笑。由於長時間站著不許坐,她堅持不住坐在地上。叛徒幫教就倒一圈水圍住她,不久衣服就會濕透。惡徒還不解氣,繼續逼著她拖通道、打掃水房、衛生間。踢、打、罵、踹,對她來說是家常便飯,並被延期十個月。
我親眼看到以前曾經想要修煉的人被惡警法西斯式折磨、洗腦後,變成了助紂為虐的劊子手。我們真是不明白,為甚麼江氏集團要把善良的好人「轉化」成會罵人、打人的惡人才算達到目的呢?
每當有人來採訪或檢查時,大隊就不安排勞動,組織學習甚至放錄像電影,有時還組織到室外去做活動,用這種假象來迷惑外界,對外面來的人做假宣傳。所謂電影《生命無罪》中的東西完全是愚弄老百姓、掩蓋惡警血腥手段的謊言。
北京女子勞教所五隊電話:60278899轉5501
惡警:
魏秀紅
林翠瓊
大隊長陳××
邪惡幫教:
張永仙
(明慧網2003年8月28日)最近,聽說電視上放映以新安勞教所為背景,反映警察如何「春風化雨」地「挽救」法輪功學員的電視片──《生命無罪》,我看了幾分鐘,被其中顛倒黑白的謊話所震驚。他們無恥到在光天化日之下,面對十幾億中國人撒謊,誣蔑法輪功、粉飾勞教所惡警摧殘迫害法輪功學員的惡行。下面以我的經歷揭露江氏政治流氓集團的謊言。
一、我的簡單經歷
在1999年7.20以後的日子裏,到天安門遊玩的時候,只說了一句承認自己是煉法輪功的,我就被非法關押;在朝陽看守所,惡警指使不是煉功的被拘留者,隨意打罵、凌辱不屈服的法輪功學員。冬天將絕食抗議的學員綁在門板上插灌,並要當著眾人將褲子褲衩扒到腳脖子處示眾,一句「你們(指惡警)執法犯法!」就被搧耳光,暴徒們至今還扣著我的錢物不還;一天,我正在家裏和家人一起看電視時,片警說找我談談話,就將我騙走,送去非法勞教;在北京勞教調遣處,不寫「保證」,就被強制脫掉衣服抱頭蹲在雪地裏,被吸毒人員用縫衣針扎。同行的一位老大媽請求方便,惡警不許,她憋不住,拉在褲子裏了,後惡警聞到氣味,對她大罵不止。如此迫害手段,數不勝數。
二、新安勞教所的真實生活
到了新安勞教所(就是原天堂河勞教所)後,整個表面環境看似「文明」多了,到處乾乾淨淨的,也聽不到污言穢語了。可是,對待我們的手段就更陰險狡詐了,當面一套,背面一套,惡警背著大多數人,都是笑裏藏刀的偽善,留下的都是精神創傷。
在新安勞教所裏,基本沒有所謂的作息時間,是隨警察(裏面叫隊長)的情緒變化而實行的。要是哪天新來的學員「轉化」不順利或受了上級的批評就要受到迫害,惡警們還挑動其他勞教人員仇恨法輪功,憎恨堅定的學員,一會開會訓斥,一會逼看誹謗錄像,一會逼著樓上樓下的跑步,一會強迫寫感想(必須寫對法輪功轉化的認識,吸毒人員開始也要求寫,遭抵制了),一會強迫背「23號令」,一會不讓說話、不讓走動。而幹活的工作量一點不能少,加班加點都得幹完,有時就幹個通宵。大法弟子曾經被迫給雀巢公司做小兔子等玩具,粘布拖鞋,織毛衣手套和鉤墊子(據說是出口),卷上鋪蓋就著床鋪和地面,包筷子(就是一次性用紙包的用餐筷子,還不洗手,在調遣處更是這樣),縫勞教人員穿的衣服。甚至還讓我們挖建禮堂的地基,兩三米深的大坑,讓我們一盆一盆的將坑裏面的土搬上來。不讓大法弟子煉功,強制讓跳所謂的「健身舞」。外面有人來參觀,就將堅定的學員藏起來,並威脅他們認為沒「轉化」好的不准隨便說話。有次聽說是有外國記者來採訪,讓我們把餐具放到從來也沒有用過的消毒櫃裏擺著,不開機消毒,就是擺著,說開機是耗電,這就是新安勞教所的真實的生活!
三、我是怎樣違心表態的
剛到勞教所的時候,警察貓哭耗子,說他們工作的不容易要我配合,還說家人可憐受我連累(後覺得這句話對他們不利就不說)等等。見我不妥協,就嚇唬說不轉不讓見家人,永遠別想出去。並派已經轉化的人來「幫教」。當時,我不明白甚麼叫「轉化」,怎麼轉,如何轉。它們誰也不回答我的問題,只是要求我寫「三書」,還欺騙我說到勞教所的人都已經轉了,並且不讓我睡覺、罰站,叫「熬鷹」,讓轉化了的學員以車輪戰來「幫」,不停地念著誹謗法輪功的文字。有多少學員都是經受不了這種折磨而迷失真正的自我本性,違心表態的,這也就是許多人不明白為甚麼在裏邊「轉化了」、「保證了」,出來後又回去了又煉上了的原因所在,他們用的都是謊言欺騙、體罰和精神折磨,而騙術是經不住時間和事實檢驗的。
回想當時的真實情況,我記得當時確實有點懵了,就像一個人在夜裏走著走著,忽然迷了路一樣。只知道自己要煉功是做人的一種基本權利,我沒有違反國家的法律,勞教我是一種錯誤,希望有人來解決問題、主持公道,並沒有弄明白勞教所這個執法機關它根本不做這樣的事情,就是強制你按它的要求做,不服從就是用暴力手段執行。當時就奇怪為甚麼見到的都轉了,轉哪去,而且轉化後她們要替代警察來做工作,說話不說實話,或閃爍其詞,或不著邊際神神叨叨的,與「轉化」以前的實在真誠大不相同。後來知道還有幾個堅定的,被隔離開了,或在集訓處單獨關著,整天受著非人的折磨,讓幫教人員圍著洗腦,關小號,基本沒有睡覺時間,十幾天24小時都不讓眨眼睛皮,把人整瘋了。實在不寫的,讓人代替寫「三書」還寫上你的名字,惡毒地對外面講是你自己寫的。
這裏,警察的轉化任務同工資獎金升職等掛鉤,有善良點的警察也是被他們的上級逼迫來做洗腦的,其實她根本不懂法輪功,也不想管這事,只是想完成任務,要求法輪功學員寫了「保證」就行,她就完成工作任務了;而有的就為了她個人的恩怨、好惡或見不得人的目的,失去理智的軟硬兼施,折磨堅定的學員,並逼迫已放棄信仰的去做洗腦工作。一個法輪功學員曾經是我同學,轉化後做幫教日以繼夜熬著,後來有病了都沒有讓休息一天(現在後悔了)。由於長時間的缺少睡眠,精神壓力超負荷,同時看到來給她洗腦的都是昔日的同修、同學,心裏十分難受和困惑,甚至感到對人那種不可改變的劣根性的一種絕望和厭惡,只想儘快尋求解脫離開他們,不要聽些自欺欺人的鬼話,因此而不能清醒思想,借坡下驢似的自己騙自己、自己放棄自己。我也是這樣被所謂「轉化」了。不負責任的說了對不起大法、對不起師父的言不由衷的話,無形之中對邪惡的迫害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注]
四、所謂「轉化」是對人性的摧殘
冷靜思考後,做人的本性──良心告訴我,我錯了。是「轉化」二字迷惑了我,實質是讓我放棄學大法、放棄修煉,放棄做人的本性,也就是背叛我曾信仰的一切,沒有基本道德的甚至幹著欺師滅祖的恩將仇報、人所不齒的事。是師父和大法又一次挽救了我。背叛大法後,恥辱、自責和懊悔折磨著我,我覺得自己真是不可救藥啊!我就只是苟延殘喘地活著,自暴自棄,我覺著我的行為都不配為人,還有甚麼臉活著,還怎麼配學煉法輪功,從此在精神上被警察強制地套上了良知的枷鎖,這就是勞教所警察和江氏集團嘴裏的「挽救」!
記得在每月家人見我的時候,我總是在流著眼淚,可我甚麼也不能告訴他們,雖然我時時都希望告訴他們真實的一切。肉體的折磨難以忍受,而精神的摧殘更是傷及骨髓啊。在這種日子裏,想不開的時候,就記起師父的話「煉功人不能殺生」「自殺是有罪的」,支撐著自己艱難地走過每一天。我不知道怎麼除去這精神污點,怎麼面對自己的良心,就是師父原諒我不計較,我怎麼能自己原諒自己呢?直到我走出勞教所的大門,得到師父的經文,感受到了師父洪大的慈悲,我才從內心戰勝自我、重新走入修煉者的行列。
五、迫害在繼續
讀者朋友和同修,我說的都是實話。我更想講具體些,但是這裏的環境仍十分惡劣,只好就此為止。想當初在迫害開始前後的日子裏,我寫信、去信訪、主動找警察、幹部、同事、鄰居說我自己煉功後的感受和變化,希望誠實、事實、善良能換來公正和和平,甚至在無辜的被拘留的日子裏,告訴警察我知道的真實的一切,目的只有一個,讓我們光明正大地修煉,公正地對待我們尊敬的師父,讓我們有尊嚴地活著。
今天,我告訴人們我真實的經歷。相信善良的人能夠辨清善惡,理解和支持法輪大法修煉者。
﹝編注﹞署名嚴正聲明將歸類發表。
(明慧網2003年10月6日)92年,我分娩時因醫療事故造成兩次產後大出血,兩度處於極度的危險之中,後又因輸血,感染上C型肝炎,長達四年失去了工作能力,前後共花費了五萬多元醫藥費。但我的身體一直非常虛弱,長期靠吃藥勉強維持。
97年7月,我得到一套法輪功的著作。讀了兩遍之後,我決定開始修煉法輪功。
修煉法輪功一個多月後,我自覺精力、身體狀況大為改善。在工作單位組織的年度職工身體檢查中,我的各種肝功能指標全部恢復了正常,C型肝炎不翼而飛,我結束了住院生涯,以嶄新的精神面貌和充沛的精力投入了工作,開始了新的生活。
99年7月20日,我聽說全國十八個省市的法輪功輔導員同時被綁架,被抄家,江氏政府大規模打壓法輪功開始了。我就來到中南海信訪辦,想請求政府官員慎重考慮對法輪功的態度。我剛剛走到府右街,就有守候在此的警察問我是否煉法輪功的。當我答是時,立刻就被綁架了,關進停在街上的一輛大公共汽車,隨身攜帶的兩本法輪功書籍也被警察搜走。公共汽車裝滿被抓的人後,將我們拉到石景山區體育館關了一天。那天被關在體育館的人坐滿了整整半個體育館,估計至少有三千多人。
99年11月初,我分別給中國國家主席、總理、人大常委會主席寫信,呼籲政府停止對法輪功的打壓。在這些信上,我署上了自己的真實名字和地址。但是這些信一封也沒有到達國家領導手裏,而是被轉到了公安局而成為了我的「罪證」,為此警察曾將我綁架到派出所,像審犯人一樣審問我,並作了筆錄,還強行讓我簽字承認我的「罪證」。
99年12月26日,我聽說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將開庭審理原法輪大法研究會成員。我想去旁聽法庭審理,但剛剛走到法院門口,就有警察問我是否是煉法輪功的,當我回答「是」時,就被當場綁架。後來我被送到北京市崇文區看守所,與妓女、販毒者等人關在一起共四十八小時。那天與我一樣在法院門口被劫持的法輪功學員有一千多名。
2000年2月18日,我因參加法輪功學員心得交流會而再次被綁架。這一次我被崇文區看守所非法關押了28天。3月16日,由我丈夫簽署「取保候審」書才被放出。
2000年4月13日凌晨兩點左右,我正在家中睡覺,被突如其來的警察第三次綁架到崇文區看守所。好幾天,警察都講不出抓捕我的理由。後來提審向我出示了一封從網上截獲的信件。這封信是我寫給我丈夫的父母的,信的主要內容是向他們解釋我為甚麼要煉法輪功。這封信是在用EMAIL往外發送時,被公安部門利用黑客手段截獲的。
因為這封信,我被非法判處了一年勞教。一般在接到勞教通知後,可在六十天內向北京市勞教管理委員會的上級單位提出申訴,請求行政覆議。在中國,勞教是一種最高形式的「行政處罰」,所以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序。但是,據在監獄呆過,又在勞教所呆過的其它犯人說,勞教所比監獄更殘酷。因為監獄裏的犯人有的刑期很長,如果折磨太過警察也擔心犯人受不了死在裏頭;但勞教最長期限就是三年,所以三年之內把你折磨不死就行了,出去後怎麼樣警察就不管了。
如果行政覆議被駁回,按規定還可按行政訴訟法向法院起訴勞教委員會。這個勞教委員會表面隸屬於北京市人民政府,但實際上由各區的「政法委」操作,這個「政法委」是歸各區的中共黨委管的,現在由一個凌駕於一切法律、行政、黨委系統之上的610辦公室直接操縱,專門迫害法輪功。
在行政覆議、法院審理完成之前,被判勞教人員一般都會留在拘留所裏,不往監獄或勞教所送。但是,所有與我一起被非法判勞教的法輪功學員都被剝奪了留在拘留所申請覆議的權利。在剛接到勞教通知三天,我就於2000年6月1日被強行送至位於北京市大興縣的北京市勞教人員調遣處。這個調遣處是新成立的,因為在全北京與我同時被非法判勞教的法輪功學員太多了,原來的勞教人員調遣處容納不下。
到調遣處的第一天,與我同來的二十四個人(二十個都是法輪功學員)被強迫蹲在太陽底下曝曬,從早上九點多一直蹲到晚上天黑後很久,時間長達15個小時,並且一動也不許動。許多人堅持不住,一次次摔倒,但就是摔倒了也必須馬上起來繼續蹲,否則就會遭電擊。
從第二天起,我們每天必須以「低頭抱手」(兩手交叉放於腹前,低著頭看著自己的腳尖)的姿式一動不動站立十六個小時,同時口裏必須一刻不停地背誦勞教所的規則。這些規則醜陋至極,如不許做猥褻姿態、動作,不許傳抄黃色書刊,不許恃強凌弱、敲詐勒索、打架鬥毆等等,都是針對以前那些真正犯罪的人定的,讓我們一天十六個小時大聲背誦這些東西,我覺得是對我人格的巨大侮辱。當時我感覺自己的大腦就像被這些東西一刻不停地霸佔著一樣不堪忍受,再加上肉體極度的疲勞,我的神經幾乎徹底崩潰。
第三天,也就是2000年6月3日,我實在忍受不下去了,又擔心永遠這樣下去六十天的申訴一過就沒有機會申訴了,就向警察提出要紙、要筆,寫申訴書。
誰知中隊長王超剛聽我說了幾句,就劈頭蓋臉大罵我,讓我去太陽底下蹲著。當我沒有立即聽從她的命令時,她和另一名叫沙雪梅的警察一起將我在地上拖拉,然後用兩根電棍一起像雨點般戳到我身上,每戳一下,我都像被燙斗灼燒一樣痛苦不堪,同時渾身控制不住地顫抖。最後王超和沙雪梅一起每人拿一根電棍長時間停留在我身上,其中一根停留在脖子上最敏感的部位,電流一檔一檔地加大,我痛苦得只有閉上眼睛拼命忍受,最後暈厥過去。
我不知道自己昏過去多長時間,我醒過來後,她們又強迫我「低頭抱首」(兩手交叉放於腦後,低頭看自己的腳尖)蹲在太陽底下曝曬,並讓一個因賣淫被勞教的勞教犯監視我,只要我稍稍動一動,她就一腳踢在我身上。我從下午兩點一直蹲到晚上九點多。每當太陽西移使我蹲的地方處於陰影中時,勞教犯就強迫我往前移動,以確保我始終被太陽曬著。6月份是北京的夏天,氣溫高達30多度,陽光曝曬的地面溫度估計高達四、五十度。我蹲在那裏看著自己頭上滴下來的汗珠,每一顆落到地面的汗珠,因地面太熱,在兩秒鐘之內便會蒸發得無影無蹤。
後來我的汗流乾了,頭上不再有汗滴下來,但我還是必須一動不動地蹲在太陽底下,動一下就要被踢,並且沒有一口水喝。
一直蹲到晚上九點多,當我最終被允許站起來時,我的兩腿已經完全失去了知覺,好長時間都立在原地不能動彈半分。我精神上所忍受的痛苦則無法用語言描述。
第二天我發現兩條胳膊的內側、腋下、兩肋等地方全部都呈青紫色,幾乎沒有一塊好地方;脖子後面密密麻麻、大大小小全是被電棍燙出來的水泡;臀部血肉模糊,被磨爛了一大片,的卡布的藍短褲和內褲都磨出了大洞。我們沒有換洗衣服,我被迫穿著這條臀部爛了個大洞的褲子,臀部露在外面,長達兩個多月才借到針線將褲子上的大洞縫住。衣不蔽體、臀部外露,讓我覺得人格受到極大的侮辱。被磨爛的內褲我現在還保留著,可作為證據出示。
從2000年6月1日到7月7日,我在調遣處一共被非法關押了三十七天。在高達三十七八度的氣溫下,整整三十七天沒讓我們洗過一次澡、或洗換過一次衣服。而且我們每天早晚洗漱、上廁所的時間一共只給兩分鐘。到後來我們的身上髒到稍微一搓就會往下掉泥的程度。事實上,這是我們後來清潔自己身體的唯一辦法──在警察不注意時用手偷偷往下搓身上的泥。
我們住的小屋只有8平方米左右,而且密不透風,只有一面有扇小窗戶。每週調遣處會有兩次送新的人來,被送進來的人都必須說「我認罪認錯」,不說的就會挨打或用電棍電。為了不讓我們聽到外面打人、電人的聲音,每次送新的人來我們的房間門和窗戶都要緊緊地關上,但我們還是能聽到外面被打、被電的人的尖叫聲。這種刺激常常讓我覺得要徹底崩潰。
在最炎熱的夏天,我們在門窗緊閉的小屋裏聽著外面的人挨打、挨電時的尖叫聲,神經的緊張加上天氣的炎熱讓我們的衣服一次一次地被汗濕透。但我們從來沒有洗換衣服的機會,只有將這些臭不可聞的衣服再一次一次地穿乾。最後我們的藍色短褲被汗鹼染得一圈圈地都是黃色的,脫下來時硬得能直立在原地。
由於精神的高度緊張,我到勞教所後長達八個月沒有來月經,大便五六天才有一次,每次排便都極度痛苦。另有一批學員在調遣處共呆了五個月,從六月初到九月底,正是北京最熱的時候,長達五個月沒有洗過澡、換過衣服。
由於綁架的人太多,只有八平方米的小房間後來被用來非法關押多達20個人。床位只有八張,多餘的人則只能睡到地上和床板下面,而睡在床上的人想下床上廁所都沒有地方下腳。由於被綁架的人太多,勞教人員的夏裝全部用光,致使七、八月份以後到勞教所的人在氣溫高達四十度的最炎熱的夏天只能穿上厚厚的秋裝!在許多人熱得都要中暑時,警察才偶爾允許她們脫下厚厚的秋裝裸體在房間裏呆著,等有男警或外人來時再緊急通知大家穿上衣服……
在每天汗幾乎流個不停的時候,我們卻沒有足夠的水喝。有時候八個人每天只給我們兩小碗水,有時候乾脆沒有水。在最熱最渴的時候,有的學員偷偷地將洗過臉的水都喝了。
我們每天吃飯的時間只有五分鐘,並且只能蹲在地上吃。夏天剛做出來的飯熱得燙嘴,也必須在五分鐘之內吃完,吃不完的就只能挨餓。再後來領飯前還必須單腿下跪,將手裏的碗高舉過頭,嘴裏大聲喊:「報告隊長!勞教人員×××請求發飯!」不喊的不能吃飯,喊的聲音小了的不能過關,並且還要挨打挨罵。
我也親眼見證了許多其他學員受迫害的例證。有一個名叫任美的江蘇籍學員在第一天來調遣處時已在拘留所絕食六天了。她也跟其他人一樣被強迫蹲在太陽底下曝曬,很快她就暈了過去,警察以為她的暈倒是假裝的,就拿電棍長時間持續電她的頭部。當她們發現她真的一動也不會動了之後才將她送到醫院搶救,醫生說她的瞳孔已放大到正常人的一點五倍。後來搶救了一天一夜,她才甦醒過來。
還有一個叫侯立偉的二十九歲的未婚女學員,因拒絕放棄煉功,被綁在椅子上,被好幾個男警察用電棍電擊陰道、乳房、頭部等部位,致使她長時間昏迷,大便失禁,因陰部受傷而長時間不能行走。
另有一名叫馬榮紅的北京女學員,在調遣處被綁在床上長達五十多天,致使她背、臀部皮膚肌肉腐爛,被放下後幾乎不能行走。她被銬在床上之時,還經常被看管她的其他勞教人員騎在身上毆打。
2000年7月7日,我被送到北京市天堂河勞教所,後更名為新安勞教所。這裏原來是男子勞教所,因為抓的女法輪功學員太多,原有的女子勞教所容納不下,就將女所和男所互換了。在鎮壓法輪功以前,北京市女子勞教所的規模在一、二百人之間,主要是關吸毒的和賣淫的。打壓法輪功後,勞教所的規模從2000年7月的一百多人急速上升到2001年4月的近一千人。我被釋放時(2001年4月)勞教所共有984人,其中絕大部份是法輪功學員,以我所在的二中隊(後擴編為二大隊)為例,全隊共一百三十五人,只有十幾人不是法輪功學員,我所在的一班十八人中有十七人都是法輪功學員,八人是五十歲以上的中老年婦女。全大隊年齡最大的陳玉珠68歲,年齡最小的僅十八歲(姓名不詳)。有一位有殘疾證的雙目幾乎失明的王莉和一位叫王豔的因患小兒麻痺後遺症雙腿殘廢的法輪功學員也被非法關押在勞教所。
我們剛到勞教所時,勞教所還有圖書室、活動室等(雖然我們幾乎從來沒去那裏看書或活動),每個班的定額是十二個人,但後來抓的人太多了,活動室、圖書室、甚至警察的辦公室都被騰出來關法輪功學員,每個班的人員增加到十八人,超過定員的50%,擁擠不堪。相應的,食堂、鍋爐房等設施也嚴重地不能滿足急劇膨脹的人員需求,各種生活條件都很差。我一年的勞教期裏,一共只洗過四次熱水澡。
在勞教所,我們被強迫做各種苦役,包括種草、種樹、淘垃圾、挖菜窖、織毛衣、織坐墊、做玩具、做一次性輸液器、包一次性筷子等等。通常我們都是從早上五點半起床就開始幹活,一直幹到第二天凌晨兩三點,有時還要通宵達旦地加班,否則就完不成任務。任務最緊時,我上完廁所連手都不敢洗,為的是不敢花費那幾分鐘的時間在洗手上。到了晚上,我曾睏到連從一數到九都數不清楚,還得奮力睜著眼睛織毛衣。毛衣的花樣很複雜,頭腦不清醒時很容易織錯,有時候好容易在晚上織出來了,第二天早上一看全織錯了,還得拆了重織。長時間的超強度勞作和睡眠嚴重不足讓我很長一段時間裏覺得我對生活的唯一需求只剩下了睡覺。
我們在勞教所生產的產品大部份都是出口的。特別是我們織的毛衣,尺碼很大,只有體型高大的外國人才能穿。2001年2月,我們接到一批做100,000隻玩具兔的訂單。據警察說這些玩具兔是為雀巢公司做的,用於促銷。這些玩具兔高約三十公分,身體是棕色的,脖子很長,戴大紅色平絨布脖圈,嘴巴兩邊各有兩根長約五六公分的黑鬍鬚(我當時專門負責做鬍鬚)有的穿牛仔背心,有的穿風衣,有的像海盜一樣戴著擋住一隻眼睛的墨鏡,胸前有英文字母,握著拳頭,翹著一隻大拇指。腳有三個腳趾,是淡黃色。尾巴是白色的,很短。
這樣一隻兔子需要三十多個工序才能完成,全中隊一百三十多人,一天只能完成一百多隻兔子,即相當於十幾個小時才能做出一隻,而每一隻兔子的加工費才合人民幣三角錢!(相當於澳幣六分)加工費是付給勞教所的,我們拿不到任何報酬。
無休無止的苦役並不是勞教所裏最可怕的事情。最可怕的是為了逼迫我們簽署放棄修煉的保證書,勞教所採取了各種各樣人們能想像出的和想像不出的辦法,包括延長勞教期、關禁閉、集訓、電擊、不許睡覺、毆打、體罰、車輪戰、疲勞戰、攻心戰、不許親屬會見、不許買日用品、不許上廁所、不給手紙用、挑動其他勞教人員仇恨我們,並給我們製造無窮盡的麻煩、通過家屬給我們施加壓力、長時間讓我們讀、看污衊法輪功的資料等等。
第一批大批被送至勞教所的法輪功學員是2000年5月26日被送到原來的女子勞教所的。一直到女子勞教所與男子勞教所互換場所的七月二日,長達一個多月的時間,她們每天晚上在其他普通勞教人員都上床休息後被強迫站在樓道裏面壁,一直站到凌晨四點才讓上床,五點又被叫起來,白天還要挖一人多深的大樹坑。長達一個多月的時間,她們每天晚上只能睡一個小時。每天晚上她們被罰站在樓道裏時,值班的人員都能不時聽到「咚咚咚」的聲音──那是她們太睏了,站在那裏就睡著了,一睡著腦袋就磕在牆上發出「咚」地一聲。不時有人睡著,所以不時就有這樣的聲音。有個學員對我講,我那時都不知活過今天,明天又會怎麼樣。
電棍也是警察用以逼迫法輪功學員寫保證的另一種最常採用的辦法。遭受過不同程度電擊的人太多了,如果需要,我可以提供一個很長的名單。最極端的情況是被警察踩在地上,半個腦袋都在泥裏,用七八根電棍同時電擊。五十多歲的北京學員女學員劉昇平在調遣處曾被警察踩在地上,用四根電棍同時電擊,電流大到四、五個警察踩著她,她都身不由己往上彈。她第一天到勞教所時,我陪她去水房洗澡,看到她前胸後背上全是一個一個電棍留下的焦痕。
集訓隊是監獄裏的監獄,即所謂的「關禁閉」。被關禁閉的人每天只能一動不動十幾個小時都站在只有三、四平方米的禁閉室裏。有一次,一位普通勞教人員被帶到禁閉室去給那裏的人理髮,她回來時說那裏的一位名叫王潤榮的法輪功學員的頭被電得腫得很大,頭髮都掉了好多,臉部變形到她都認不出來了。
2000年12月,從北京市男子勞教所(團河勞教所)送來六名男法輪功學員,他們是愛爾蘭三聖學院學生趙明、北京學員黃建、李萬慶、張德修、東北學員朱宣武等(另有一名姓名不詳)。他們在團河勞教所受盡了酷刑也不寫保證,所以警察又將他們六人送到新安勞教所來碰運氣,看看新安勞教所是否能讓他們妥協。
他們被非法關押在少教隊。少教隊的成員是十三歲至十八歲的男少年犯。這些少年犯都不是法輪功學員。警察讓那些少年犯幾個管一個,監視這六名法輪功學員,並把他們分別關押,互相之間決不允許說話或見面。有一次一個少年幫他們傳遞了一個紙條,被警察發現了後也遭電擊。這些少年一個月可以會見家長一次。為了不讓家長發現自己的孩子被電的事實,警察電這個少年時讓他張開嘴,將電棍伸進嘴裏電。少年的口腔被電得一塌糊塗,吃飯、說話都困難,從外表上卻看不出太大的問題,只覺得臉有一點腫。當細心的家長發現孩子神色有異,問起原因時,該少年當著警察的面甚麼也不敢說(接見時總有警察在場),滿眼是淚還不敢讓它流下來。從那以後,為了不牽連這些少年,這六人法輪功學員之間索性連眼色都不交換了。
比起電擊來,一般的毆打似乎就算是很輕的刑罰了,但也經常被採用。按紀律警察是不能打人的,所以警察一般不輕易親自動手,但卻暗示、鼓勵或默許其他犯人毆打或體罰法輪功學員,甚至在他們打人時操著手在一邊看著,以達到強迫我們寫保證的目的。比如,2000年11月18日晚,二大隊隊長王兆鳳在鐘向紅等人在隊長值班室毆打法輪功學員張淑英時,就一直站在門口看著。十八歲的吸毒人員倪蕊因與少教隊的少年通信而被罰蹲在樓道裏,親眼看見了這個場面。
勞教所每半年有一次「評獎」,30%的人有減期的機會。非法關押法輪功學員之前,誰減期誰不減期是按分計算的。勞教所有一套複雜的計分體系,主要由完成的勞動量和遵守紀律的好壞程度來計算,以使勞教人員多幹活,少違紀。勞教所非法關押法輪功學員後,這個評獎體系被用來迫害法輪功學員。法輪功學員無論幹活多少,都是沒有資格參加這種評獎的;而犯人如果在迫使法輪功學員寫保證上「立了功」,卻能獲得額外的好處。為了早日得到釋放或獲取警察的歡心,有的吸毒者、賣淫者等以變態的心理折磨法輪功學員。比如,有一名四十多歲叫李雲英的學員被吸毒者關在水房連潑五十多盆涼水,並毒打她,使她很多天都直不起腰來;一名五十多歲的名叫李福蘭的學員長達三天三夜都沒被允許去廁所;何琳、侯立偉、孫虹等在一中隊(主要由吸毒人員組成)被看管她們的吸毒人員強迫站在樓道裏,頭上頂一碗水,只要水洒出來一點,立即就會受到責罵或毆打。
在調遣處或勞教所,經常都能看到臉上、眼眶邊青一塊紫一塊的法輪功學員。
從2000年10月、11月以後,勞教所採用了更殘酷更陰險的手段來強迫法輪功學員寫「保證」。就像一名普通勞教人員所形容的那樣:「不打你、不罵你,不讓你睡覺折磨死你!」從那時起,法輪功學員一進勞教所就被要求寫保證,不寫者就不讓睡覺。前面提到的北京學員黃建在團河勞教所時曾連續十二天十二夜不曾睡過覺!不寫「保證」的人,除了不能睡覺外,還會遭到毆打、體罰、人身攻擊,他們找來一些人用特別惡毒的語言在學員耳邊沒完沒了地攻擊法輪功或法輪功的創始人,用體力上和心理上的極限來摧垮學員的意志,達到讓法輪功學員寫保證的目的。我所在的新安勞教所被規定「轉化率」必須達到95%,達不到這個指標,負責的警察就會被罰款、撤職,甚至失去工作。
從一進勞教所開始,我們便每時每刻都處於「必須寫保證,放棄法輪功」的巨大精神壓力之中。我被送到新安勞教所的當天晚上(2000年7月7日),就有小隊長張瑞明、大隊長孫惠和另一個我不知其名,只知道是「所領導」的男警共三個警察連續找我「談話」,向我施加壓力,逼迫我寫「保證」。
每天從早上五點半一起床開始,我們的生活內容只有兩項:服苦役或沒完沒了聽誣蔑法輪功、侮辱我們的「學習材料」,聽完了以後還必須寫「思想彙報」給警察,談你聽了這些東西後的「感想」。
我剛進新安勞教所時,被安排在「入所隊」(後來被改為了三大隊)。2000年7月27日,我從入所隊被調到二大隊,被安排在五班。五班的班長、因販賣黃色光盤而被勞教的古鳳榮便問我們六名被分到五班的法輪功學員有否寫「保證書」,當我們說沒有時,她便說:「排班吧。」我剛開始不明白甚麼叫「排班」,到了晚上才知道原來二隊有「規矩」,凡是不寫保證書的法輪功學員不許睡覺,由其它犯人輪流「排班」監視我們,直到我們屈服。
第一天晚上,是古鳳榮監視我們,第二天晚上是一個叫張鳳雪的因賣淫罪被勞教的人監視我們,誰稍微一動她就踢誰,連瞎眼的王莉她都不放過。
兩天不睡覺以後,我的精神開始恍惚,整天都像在夢遊一樣,白天還要照常服苦役、織毛衣,或被強行帶到大禮堂聽誣蔑法輪功的「講座」,聽「講座」時禮堂一週都是手持電棍的男警站立一旁。我每時每刻都覺得兩眼前白茫茫的直犯暈,一陣一陣地噁心,意志稍一放鬆就會一頭栽在那裏。我每時每刻都覺得飄飄的,像在夢中一樣甚麼都不知道,只有大腦深處無比遙遠的某個地方有一個模模糊糊的恐懼,一個意志要隨風飄散,精神要完全分裂的恐懼;一個即將成為走到哪裏雙手都在奮力織毛衣的白痴的恐懼……
長時間不能睡覺,給人帶來的痛苦和恐懼是無以言表又刻骨銘心的。有太多的時候,我已經完全處於精神分裂或意志崩潰的最後邊緣。
第三天,由於我們的強烈抗議,警察才停止了這種折磨,但卻又變換了方式。每天晚上,當我們已經勞作一天,累死累活好容易捱到讓我們上床睡覺的時候(通常已經是午夜或以後了),警察就會選中我們中的一個或幾個,讓到辦公室「罰站」,不許睡覺,或強迫抄寫誣蔑法輪功的文字材料,一直到凌晨四五點才讓回來,睡不了一個小時,就又該起床服苦役了。
有一天站到半夜,一名叫程淑蘭的承受能力終於到了極限,她突然「哇」地一口翻江倒海般將胃裏的東西全吐了出來,一邊吐一邊「哇哇」地大哭,然後就被迫寫了「保證」。跟她一起被罰站的臧青目睹了這一切,第二天告訴我們這個過程時痛苦地說她也即將崩潰。
從2000年7月一直到9月,雖然每天晚上被叫走的人從來沒有輪到過我,但我知道她們被叫出去不許睡覺的唯一原因就是沒有寫「保證」,而在這點上我跟她們是一樣的。每天晚上,當有別人被叫走時,我就會不由自主地想:「明天就輪到我了吧?明天就輪到我了吧?」
在睏得死去活來以及這種「明天就輪到我了」的恐懼反覆出現在心頭的時候,我又不知經歷了多少次幾近崩潰的絕望和痛苦。
2000年9月最後一個星期的一天,警察突然將二隊所有不寫「保證」的人都下了集訓,即將他們送往「監獄中的監獄」集訓隊,卻將我一人留了下來。當我獨自一人站在窗口看著那些排成一排,抱著被子被警察押往集訓隊的功友時,恐懼再一次險些讓我崩潰:我不敢去想像,不敢去分析,為甚麼我獨自一人被留了下來,或者是他們將我獨自留下是不是要用更可怕的辦法來專門對付我……
我第一次與其他法輪功學員分開,在恐懼和孤獨中渡過了一個星期,同時還得每天不停地織毛衣。2000年9月29日,當我被警察押著在宿舍樓門口澆水時,看見那些被送到集訓隊的法輪功學員又排成一排回來了。我不知道在一個星期之內她們都經歷了一些甚麼,她們的頭髮都是散亂的,排成一排經過我的時候,有的人臉上的神情完全呆滯,眼睛裏卻閃著一種奇怪的光,看到我時像完全不認識我了一樣,而且從那天起不管再遇到我多少次,臉上也不見有曾經認識過我的表情,好像她從來就沒有跟我在一個班呆過。我相信她已經被折磨到神經完全不正常了才會這樣。有的人看見我時臉上立刻出現一種少女被強姦後又見到親人了時才會的表情,讓我立刻就明白她一定是在集訓隊被折磨得被迫寫下了「保證」……
我無法形容當時的心情:她們所遭遇的一切隨時也可能發生在我身上。
當天晚上,也就是2000年9月29日,二隊副大隊長程翠娥讓五六個其他勞教人員(不知其名)將我帶到警察辦公室,不許我睡、不許我坐,對我進行通宵達旦的折磨,這幾個人徹夜謾罵我、謾罵法輪功,並且說我不寫「保證」就要一直這樣下去、十月份之內必須要讓所有人都寫「保證」……
2000年10月10日,我的承受能力終於也到了極限,而被迫寫下了不再練功的「保證」。我無法描述那種痛苦。我一時一刻也不想放棄法輪功。當我做完要寫保證的決定從警察辦公室出來的時候,只覺得天昏地轉,幾乎要虛脫過去。我只能趕緊靠在牆上以免摔倒。那一刻我感到自己所有的生命、所有的生命的精髓,都瞬間離我而去。我變得只剩下一層空皮,軟軟地靠在牆上,誰過來向我吹一口氣,我就會像沒有人穿的衣服那樣軟塌在地……
我靠著牆呆了好長時間。到我終於決定往回走時,我發現我沒有力氣離開牆,橫跨不到兩米寬的樓道,按勞教所的要求順著樓道的右邊回到班裏。我只好順著左邊,扶著牆一步一步捱回去。我像得了神經病似地一遍又一遍地在心裏念叨:「我『轉化』了、我『轉化』了……」──我不能接受自己最終也會被逼得寫「保證」的事實!……
法輪功學員信仰的是「真、善、忍」,在任何時候不能說假話,更不想放棄自己的信仰。但是勞教所的迫害是這樣的殘酷,超過了任何正常人能夠承受和想像的程度。真正有信仰的人,是把自己的信仰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要可貴的。被迫寫了保證的學員,在精神上承受的巨大痛苦是用語言無法描述的。直至今日,我已經從勞教所出來兩年多,我仍未完全走出曾經被逼迫背叛自己的信仰、出賣自己的做人原則的恥辱。從我自身的經歷,我知道由於江××所發起的這場迫害,被迫寫下「保證」的人內心所承受的痛苦已經達到甚至超過了一個生命所能承受的極限。
在我的內心,我時常佩服那些被打死也沒有寫「保證」的學員,我覺得他們的生命比我高貴。人生命的尊嚴難道不是因為他有思想才存在的嗎?世界文明已經進入到二十一世紀,人如果不能夠擁有思想的權利,那他和動物何差別?
2000年5月11日,我所在的崇文區看守所一下子就綁架進來二十多名法輪功學員,其中一名關在東一筒三所的四十五歲的,來自黑龍江的學員在絕食十一、二天後死於被拉去醫院灌食的過程中,死時我們連她叫甚麼名字都不知道,只知道她是「三號」,因為她拒絕說出自己的姓名。
前面提到過的被送到新安所的六名學員中一名叫李萬慶的學員的妻子梅玉蘭,也死於北京市朝陽區看守所。
我在勞教所時,一個叫焦學先的警察(三大隊大隊長)曾說政府決定在2001年內徹底解決法輪功問題。他們經過仔細分析,認為北京市尚有五千九百名特別堅定的法輪功學員,對這五千九百名學員,他們決定將其中的一半勞教,另一半通過「轉化班」、單位、街道、派出所等施壓「解決」掉。
按照中國官方的說法,中國有二百萬人煉法輪功。可是我在勞教所被強迫洗腦的一篇官方的報導又說,在武漢市「破獲」了三個法輪功書籍的銷售點,僅這三個點的銷售金額就高達一億三千萬人民幣,獲利一千三百多萬元。這篇報導是為了攻擊法輪功創始人利用賣書賺了多少錢,想用以人身攻擊的辦法來動搖法輪功學員對於真、善、忍的信仰。其實大陸的盜版現象特別嚴重,政府為此專門成立了所謂「掃黃打非辦公室」,處理非法出版物的問題,但盜版現象是屢禁不止的。
在大陸,一本法輪功的書籍《轉法輪》的售價是人民幣十二元。那一億三千萬的銷售額是甚麼意思呢?就是說光這三個銷售點就售出一千多萬冊《轉法輪》。那全國到底有多少人煉法輪功呢?全國到底有多少人被無辜地關押甚至折磨致死呢?他們的親人和朋友又有多少呢?
我被送到勞教所後,我丈夫像瘋了似地到處打聽我的消息,卻有四個月都打聽不到我的下落,甚至不知我是死是活;當他四個月後第一次在勞教所見到我時,我的樣子令他落下了眼淚,心裏痛到流血,回家的路上連車都開不了,只好將車停在路邊,躺在車裏好長時間,緩解自己的痛苦……我的婆母一到吃飯時間,就想起我在勞教所受苦,總是扔下飯碗就到一邊去哭;我的女兒小小年紀怎麼也弄不懂自己的媽媽為甚麼要被送到只關押壞人的勞教所……
美國的世界貿易中心被恐怖分子襲擊了,瞬間倒塌了。全世界人民都在譴責恐怖分子的行徑。可是在中國,數以千萬計的法輪功學員和他們的親人長達四年多的時間裏都一直生活在巨大的精神壓力和恐懼之中。數以幾十萬計的法輪功學員無聲無息地在拘留所、勞教所、看守所、「轉化班」受著摧殘和折磨。江氏政權為了粉飾太平,愚弄視聽,不知道下了多大的力氣。天安門廣場上隨時都停有警車,便衣警察多得不計其數。我在拘留所、勞教所遇到很多到天安門廣場上打「法輪大法好」等橫幅或煉功的學員,橫幅展開最長時間只有兩分多鐘,最短只有幾秒,就被警察抓捕。北京市的火車站等處也是便衣遍地。因為法輪功學員從不撒謊,用惡警的話說,「容易對付得很」。警察只要上去問:「是不是煉法輪功的?」法輪功學員就會承認是。避而不答的人,就會被要求說一句「法輪功是×教」或罵法輪功創始人,只要拒絕就立刻會被抓捕。外地的火車站也想出了各種「招術」防止法輪功學員去北京,比如99年國慶節前夕,吉林省長春市在火車票背面印上「法輪功是×教」,凡是上火車者必須將火車票翻過來將這句話念一遍才能上車。今年更是發展到將法輪功創始人的肖像放在地上,只有肯從肖像上踩過去的人才能上車。外地買去北京的火車票需單位開證明,有的國營單位甚至將本該按月發放的工資或退休金按週發放,以使法輪功學員沒有足夠的錢買火車票,並且發放前還需該學員所在派出所出證明,證明該學員近期表現「良好」,沒有想去北京的意思。
我父母所在城市是一個只有六十多萬人的中小城市。2000年年底,有指標規定若元旦期間去北京上訪的法輪功學員超過六名,該市市長就將下台。該市朝陽機械廠是一個幾千人規模的大型國營企業,該廠的廠長就因本廠去北京上訪的法輪功學員超過規定的指標而被撤職。
江氏政權還利用一切形式給全民洗腦,連中小學生都不能倖免。我從勞教所出來後,有一天我八歲的女兒給我桌上留了張條,上面寫著:「媽媽,我建議你不要煉法輪功了。請看這本書。」那本書是她們學校發的,裏面全是惡毒的攻擊和卑鄙的謊言;當我試圖告訴女兒她的媽媽不是壞人,所有的宣傳都是造謠時,我的女兒絕望地說:「我知道媽媽是好人,可是電視裏說煉法輪功的都是壞人。我不知道該相信誰。」我現在尚不能預測由於我的事情而會給我無辜的女兒留下甚麼樣的心理傷害,會怎麼樣影響她以後的心理健康。
我的舅舅在一家礦山機械廠子弟校任班主任。他是黨員。黨支部開會時黨委書記要求所有的班主任都在自己所在班給中學生開「揭批法輪功」的主題班會,並公開講「整法輪功怎麼整都不過分」。
總之,這一場利用整個國家機器對於數以千萬計的修煉「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的長達四年多的迫害是史無前例、慘絕人寰的,是對於整個世界文明的羞辱。我相信在道德水平嚴重下滑的中國,這些修煉「真、善、忍」的人對於社會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他們在面對強權時英勇無畏地選擇了自始至終的非暴力和平方式來堅持自己信仰「真、善、忍」的權利。他們用自己的血肉之軀承受著無邊的暴力,只想用自己的大善大忍來喚醒世人的良知。
我在此懇請有關國際人權組織、政府機構對中國大陸法輪功學員的狀況展開獨立調查,敦促中國政府立即停止這種血腥鎮壓,以救千千萬萬法輪功學員和他們的親人於水火之中。
我也懇請各國法庭能夠秉持正義,按照法律所規定的準則和條款,將用國家恐怖主義政策對法輪功學員實行群體滅絕的最直接責任人江××繩之以法,以維護法律的尊嚴和人類的公義。
2001年4月,我從勞教所被釋放後,警察要求我到洗腦班幫助他們強迫其他法輪功學員放棄信仰。為了不做這種可恥的事情,我從勞教所回家五天後就被迫離開了北京,過著流離失所的日子。至今為止我已有四年未能與家人在一起。我們全家在迫害中所承受的精神痛苦是用世界上任何錢財也無法彌補的。我希望法庭能依據法律的準則對江××的罪行做出裁決,以便讓類似的慘劇不再發生在其他家庭之中。
﹝編注﹞署名嚴正聲明將歸類發表。
(明慧網2003年10月8日)本文講述的是北京新安女子勞教所,用野蠻洗腦的方式,強迫法輪功修煉者放棄修煉,之後利用這些思想變異的人迫害堅定的大法弟子的事實。本文作者在巨大的壓力和謊言洗腦後,背離了真善忍並曾助紂為虐;離開勞教所之後,經過深刻的反思,終於回到了修煉的大路上,並將自己和張亦潔在北京新安勞教所三大隊遭受的迫害揭露出來。
我要談的是我一時被洗腦後,參與迫害大法弟子張亦潔的所有事件。揭露北京新安勞教所迫害法輪功學員的真實情況。
大法弟子張亦潔(女,50多歲,原外經貿部某處處長),曾被強制綁架到在北京新安勞教所辦的國家工委第一期洗腦強化班強迫洗腦。她在這次洗腦班中以正念衝破魔掌。當時,她一直被警察看管監視,失去了人身自由。春節之際,張亦潔回東北看望父親,監視看管她的警察也跟隨到了東北,並且警察向她索要看管費。被大法弟子張亦潔拒絕後,警察又向她的親戚索要。事後,她多次用智慧擺脫了監控,在身處逆境的情況下,被迫離家到了廣州。
大概於2001年3月左右(具體時間我不太清楚)張亦潔在廣州被劫持,被非法勞教。張亦潔是被610頭目李嵐清親自點名非法勞教1年半的。因張亦潔堅定對真善忍的信仰,在非法勞教期滿後(本該於2002年9月釋放),被邪惡警察非法加期10個月。下面是大法弟子張亦潔和我在北京新安勞教所三大隊渡過的日子,和所受到的種種殘酷迫害:
張亦潔是在廣州被抓,由廣州轉送到北京新安勞教所二大隊,因二大隊有兩名堅定的大法弟子,邪惡警察知道張亦潔曾經在上一次洗腦強化班強迫洗腦時異常堅定。惡人就害怕,怕保不住它們的「轉化」成果,就把大法弟子張亦潔調到新安三大隊。當時我在的時候,張亦潔是令所有惡警都頭疼的,又都沒有辦法「轉化」的堅定的大法弟子。
張亦潔大概在2001年5、6月份,從新安二大隊來到三大隊。來的第一天,我正在幹活,被三隊隊長焦學先把我叫去,讓我和張亦潔聊聊。我剛剛見到張亦潔的第一面,我眼前一亮,她就讓我內心有一種親切和感動。我還沒有和她說幾句話,就又被另外警察叫回去幹活。
大法弟子張亦潔的到來,給新安三大隊帶來了很大的震動。她的到來也觸動著不同人的不同的心。我作為當時被洗腦的人,也正因為大法弟子張亦潔的到來,全面暴露出了我被洗腦後、走到大法反面後的種種變異行為。我所要講的是邪惡是如何利用我的執著,通過我這個人來實施迫害的。
三大隊不法警察為了「轉化」堅定大法弟子張亦潔專門成立了一個「攻堅組」。這是第一次,當時組裏的有吸毒賣淫犯羅金鳳、劉鳳芹、段惠芝、韓立偉等和被洗腦後走到大法對立面的兩派組成。我們被洗腦的這些人因強烈的執著心被邪惡警察利用來給別人洗腦。一派是由郝麗華、王燕、張蘭英、和我組成,所採取的都是按照邪惡警察安排的軟硬兼施,在晚上不停的談話,包含懲罰在內的所謂「白臉」惡人。另一派有陳紅、王桂茹、劉虹、丁桂麗等組成,是經常被邪惡警察叫去談所謂的春風化雨式的感化。為了張亦潔,邪惡警察和邪悟猶大都在費盡心機,好像能做張亦潔的「轉化」工作是會立功受獎一樣。當時我所在的那一組和另一組,讓我感到我們之間有很大的矛盾。人與人心裏是有防備和隔閡的,相互之間不真誠和不能信任。因為一旦有哪句話說不好就被打報告,被認為「轉化不清,有殘餘」,當成嚴管對像,由人看管。而這種向惡警通風報信的所謂「檢舉揭發」的行為,正是邪惡利用來迫害法輪功學員的手段。
當時,張亦潔被單獨關押在小哨值班人的房間,房間的門上的窗戶用報紙糊上,我們被輪流叫到那裏去和她談話。有一次,猶大王燕就出主意說按住張亦潔,拿著張亦潔的手讓她寫保證,並說:「寫了保證就行,一切都好解決了。」「保證書」是邪惡給法輪功學員洗腦的一個關鍵步驟,被張亦潔堅決抵制,並跑出房間報告警察說:她們用強制做法對待我。由於張亦潔堅持正念和正信,惡警無法下手,害怕長時間拖延時間會影響一片,惡人就又商量要強制對付她。後來惡警讓吸毒賣淫犯羅金鳳、劉鳳芹、段惠芝再次強行按住張亦潔,我們這些被洗腦的,配合邪惡拿張亦潔的手讓她寫「保證」決裂,她的手被圓珠筆扎破。幾次張亦潔都堅定的用盡全身的力量抵制這種強迫行為。她沒有任何的過激行為和言論,默默承受著。可是惡警還讓我們把拿張亦潔手強迫她歪歪扭扭寫的東西,時常拿出來以此來要挾她。但是每次都被張亦潔堅定的否定:「那不是我寫的,不算數。強制改變不了人心!」
之後邪惡警察又變化方式,由另一派一批猶大出面,故意想造成張亦潔的心理反差。惡警利用她們要求找張亦潔修煉中的漏洞和薄弱環節,企圖以次逼迫張亦潔放棄修煉。但是,實踐證明,第一次的「攻堅組」失敗了。
惡警利用各種手段折磨張亦潔,讓她每天去掏垃圾,幹最髒最累的活。回來後必須等待小哨同意,來叫她去洗手。有時不知是警察讓小哨故意的還是怎麼著就說:忘記了讓她洗手。還有一次,我因幾天沒洗頭髮,頭都出油打綹了。我利用早晨洗漱時用涼水沖洗了頭髮。當時張亦潔也很多天沒有洗頭髮,也跟著洗了頭髮。後來就被有人報告了警察,惡警就又利用這個事在張亦潔身上做文章。說我不能嚴格要求自己,沒有嚴格按照23號令去約束自己的行為。帶頭破壞紀律,給他人造成不好影響,會影響新關進來的勞教人員的「轉化」為理由。惡警和我談話說:不是要處分我,是做個假檢查,是為了便於對張亦潔的「轉化」,我必須寫檢查,並當眾在張亦潔面前讀。為了讓張亦潔寫檢查,好利用這個找她的短處。也讓張亦潔心理感到內疚,讓她產生我受處分才當眾做檢查是因為她。用這種騙人方法,騙取她的信任,來達到邪惡洗腦的目的。這也是××制度下警察慣用的一種威逼利誘的整人手段。
張亦潔有一對兒女是雙胞胎,惡警焦學先利用她的兒女做文章想尋找突破口。有一次,她女兒來信,焦學先讓我讀給在座的人聽,惡警焦學先想利用她女兒在學校的壓力、同學的不理解和學校不讓家裏有煉法輪功的學生當幹部和入黨,以及她女兒心裏對母親的不解和困惑,來打擊張亦潔。還有張亦潔的兒子因母親非法勞教壓力很大,情緒低落,學習也受到影響等等因素來對張亦潔施加壓力。邪惡把迫害她兒女的壓力的原因說是張亦潔堅持「真善忍」的信仰造成的,而這恰恰是江氏流氓政治集團對法輪功的瘋狂迫害所造成的。
暑假期間一對兒女來探視母親,傷心的痛哭,身為人母的張亦潔怎能不疼愛兒女,但是她為了人間真理,捍衛大法的尊嚴,她告訴她的兒女:「媽媽做的是最正的事,媽媽沒有錯,媽媽是怎樣教育你們做人的,你們應該相信媽媽。」我至今還記得張亦潔給我說過的這些肺腑之言。惡警焦學先、槐春紅經常以情入手,利用親友接見和兒女的來信等手段給她施加壓力,都被張亦潔一一識破。
邪惡為了「轉化」張亦潔,又成立了第二次「攻堅組」,主要是由唐建書,鄭潔,李雲航(音),陳海峰,郝麗華、張蘭英、劉虹和我及吸毒的韓立偉組成。
當時專門騰出一間房間,邪惡警察為了讓張亦潔失去時間概念,把窗簾關閉,房間門上的窗戶用報紙糊上,不得見光。用不停的洗腦、剝奪睡眠折磨摧殘大法弟子張亦潔。邪惡警察輪流排班讓不同的猶大不分晝夜的和張亦潔談話或陪她看錄像,目的是不讓張亦潔睡覺,讓她長時間的坐在小板凳上,也沒有晝夜之分。這些是任何一個普通人都無法承受的。這種看似非暴力卻非常殘酷的精神摧殘,是生死不如的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折磨。由於張亦潔長時間坐著,使雙腿水腫,按下去有坑。張亦潔實在是太疲倦了,坐在小板凳上睡著了,惡警察就讓我們把她叫醒,不讓她睡。目的就是要在她迷迷糊糊的情況下強迫寫保證決裂。而且值班警察每隔15分鐘過來看一看。
有一次,我陪著張亦潔看在國家工委辦的洗腦班的一個講話錄像。那時張亦潔已經將近10天就這樣坐在小板凳上,晚上不讓睡覺,就連靠著打盹休息一下都會叫醒。有時白天還要訓練,用操練隊列跑步等手段進行體力消耗。她實在是太疲倦了太睏了,眼睛不自覺的就閉上。我們就讓她臉朝裏,一般警察來了,我就碰醒她。一次,我坐在那裏沒有看到警察,被警察叫去,告訴我說:隊長焦學先交代了,不讓她睡覺。我說:她的確很長時間沒有躺著睡覺了,太睏了不可能不打盹。但是我感到我又好像做錯了甚麼。值班警察還說不行,你知道嗎?你這樣讓她睡覺是害了她。可想而知在殘酷的剝奪人身自由摧殘人性的地方已經完全顛倒了黑白好壞不分了,把折磨和摧殘他人當成了對別人好,這就是××黨那套歪理邪說的「洗腦」手段。也是惡警這樣對外宣揚的「春風化雨」,實際上運用疲勞戰術和長時間剝奪睡眠等殘酷手段實行強制洗腦的。
我記得張亦潔說過這樣一句話:每次在磨難中她走過來,她的心就越來越堅定,體會到師父的無限慈悲。這是她對真理信仰的堅貞不渝和大法弟子的正念正信,才使她挺得住走過來。但對於當時被邪惡控制的我不能理解張亦潔的話,反而認為她的這種認識「太低」了,很可笑,需要繼續找她的「漏洞」,讓她認識到自己的「根本執著」,讓她真正「脫離苦海」,我們這些猶大在自己的執著和無知中犯下了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重罪,而我們的所有表現都是邪惡洗腦灌輸的歪理邪說。
對於一個沒有堅強意志、堅定的正信信仰的人來說,那種折磨會使一個人不會瘋也會傻。當在迫害中時我感受到了極大的精神痛苦;但是,張亦潔以一位大法弟子超常的堅忍不拔的精神實踐著大法弟子的誓約,體現了大法的威嚴和賦予她的責任。是大法弟子張亦潔時時觸動著我那曾麻木不仁的心靈。
由於我們的執迷不悟,我們這些猶大們在經歷過同樣被邪惡的迫害強制洗腦的經歷後,走向大法反面,帶著被灌輸的仇恨和變異的思想變本加厲地反向迫害,又用同樣手段迫害自己昔日的同門同修----同胞姐妹。一次張亦潔和我說:「以前我們同修在一起是多麼的祥和,都那麼善良純真。心與心沒有隔閡。可現在我真不明白,你們怎麼了?!被『轉化』後的人怎麼都變成這樣了?!打人,罵人,折磨人,勾心鬥角。看到這些我更是絕對不能『轉化』,你們真是著魔了,變了。」她很清醒明白,不能同流合污、變成不好的人。
那是在夏天,江氏政治流氓集團在北京軍事博物館辦了詆毀法輪功的邪惡圖片,讓北京所有的勞教所的被非法關押強制洗腦後的人去觀看。當時勞教所的各個大隊,惡警挑選了大部份是「可靠的」洗腦後的年輕人,換上便裝,坐大轎車到北京軍事博物館。周圍都有警察把守,我們排隊順次進去。這個過程中有徵簽和中央電視台的採訪。當我看到江氏政治流氓集團編造的欺世謊言的一幅幅血淋淋的圖片時,我的眼淚在流淌,那些強加在法輪功頭上的惡毒的誣蔑的照片、那種邪惡的照片在我的腦海中留下的烙痕,我只覺得那種恐怖對於一個普通人或一個未成年的孩子,看到這些恐懼的、血腥的圖片會受到怎樣的傷害和精神摧殘。邪惡想用編造出來的恐怖讓我害怕法輪大法。然而因為學法不深和一些執著沒放,沒有建立起對大法的足夠的正信和正念,所以在欺騙的宣傳和強制的灌輸江氏政治流氓集團編造的欺世謊言的一幅幅血淋淋的圖片的洗腦過程中,我的精神崩潰了,變成了邪惡利用的工具。我在整個勞教期間被強制洗腦灌輸的全是江氏政治流氓集團憎恨「真善忍」的邪惡思想:如「和法輪功的鬥爭是一場長期的艱鉅的你死我活的鬥爭。我們要把這場鬥爭進行到底。來到勞教所『轉化』了也得『轉化』,不『轉化』也得『轉化』,強行『轉化』。」等等。殘酷洗腦後,我的思想中充斥著邪惡編造的謊言,××黨採取一貫在歷次運動中運用的挑起群眾鬥群眾,利用我們內心僅存的愛國情緒,在我內心強制種植下了仇恨。樹立靶子、樹立敵對對像,利用我們心中的善念,排除異己。江氏政治流氓集團用強制洗腦給我們灌輸打人、殺人的思想,讓我們去迫害自己的同胞,它們所謂的「春風化雨」其實都是毀滅人性的「血雨腥風」。是把信仰「真善忍」的善良的人變成它們獨裁政治需要的變相「殺人」的工具,是對一個善良生命的生命本性的毀滅性的摧殘。這一切由謊言和欺騙構成的「假惡鬥」都是泯滅人性的「良知滅絕」。這一切對我來說至今都會感到不寒而慄。
我和張亦潔無怨無恨沒有過節,當時我怎麼會恨她呢?這正是邪惡洗腦、強制灌輸的結果。洗腦造成我整個人格、心靈的扭曲,行為受到魔性思想的控制,可怕至極!我犯下了很大的罪過,可是主佛慈悲,在我心志迷失中師父沒有放棄我,利用各種各樣的機會點化、觸動我尚存的良知、善念。
這件事真正觸動、刺激到我的心靈,是我們這些所謂被洗腦的人的可怕的行為。已經變得讓正常人無法理解和忍受的地步。就連有善念的犯人都說:真夠狠的。而這件事也讓我痛苦到極點,常常做惡夢,在夢中痛苦的呻吟。當時張亦潔被打得雙眼烏青,我看到真的害怕了。後來警察看到後有點害怕曝光,因為畢竟張亦潔的丈夫是外經貿部的司長,又經常陪同朱鎔基出訪,一旦傳出去被打成這樣會受到譴責和影響。惡警就說:「你們打哪裏不好,為甚麼非要打臉,偏偏打看得見的地方?」
邪惡一方面為了不讓張亦潔和她家人說被打的事,另一方面也是惡警要我們用虛情假意來感動張亦潔,誘導達到洗腦為目的。就讓我們這些打張亦潔的人向她真誠的道歉。張亦潔真誠而語重心長的對我們說:「我從內心原諒你們,不恨你們,知道那不是你們的本意和你們願意做的事。但是,你們知道嗎?你們以為打的是邪惡,可知道,我們是正法修煉,可知道,都是打在我的身上,傷到我的心裏。我曾經不能明白你們,很傷心,可是現在我沒有怨你們,我都會了結。」面對大法弟子張亦潔修煉者寬宏大量的包容胸懷,面對自己的惡行,我陷入極端的痛苦與不知所措的迷茫之中。此事發生後,極大的觸動和震撼了我麻木扭曲的變異思想:當時的我為自己的行為感到羞愧、無地自容。我不停的反問自己怎麼了?感到我是在害人、殺人,是在犯罪。和邪惡一起從身體、精神上殘害我的同胞姐妹,比我大10多歲的曾經同修一部大法,共同按照「真善忍」標準修煉自己的功友。我錯了!我感到罪孽的深重,第一次在良知中反省我的行為,我哭了,我感到我陷入一種可怕的境地,我第一次深思自己,我對我的行為懊悔對「轉化」的對錯產生了疑慮,我自己都不能明白自己怎麼會這樣,在無名的迷中我無助和悲哀,因為我真正的生命知道我做了一個人都不應該做的事情,我犯了罪。。現在我知道,我能來到法國,能重新走上修煉道路,歸正我的思想行為,洗刷自己的過去,講清真相揭露邪惡,是因為師父沒有放棄我、還在救我。師父讓我看到了真正大法弟子的風貌,堅不可摧的大法弟子張亦潔以大法弟子的大善大忍的高尚情操和言行始終喚醒著我的良知。
後來邪惡三隊隊長焦學先心裏有鬼,害怕迫害大法弟子張亦潔的真相暴露,一天它就對猶大們說:發現張亦潔寫匿名信,投到檢舉揭發箱。還要吸毒和猶大們要多看著她,不要讓她再寫信。惡警還專門把張亦潔調出房間讓我和另外的猶大查看張亦潔的所有筆記和日記寫的是甚麼。最後甚麼也沒有查到。
波起波落,邪惡又用變化的低調來折磨大法弟子張亦潔,這一次又是把房間的窗戶用報紙糊住。不讓別人看見,窗簾拉上,整個房間陰暗。讓我陪著張亦潔吃住在一起,不讓我和她說話。平時我也不能出去。打飯有人輪流幫我打回來。這樣持續近1個月,我只能偶爾出房間。警察的目的是壓抑張亦潔的同時對我剛剛萌生的良知再次進行摧毀。讓我的不平衡的心理對大法弟子張亦潔產生反感。這是邪惡想達到的一箭雙雕的手段。
在我臨出勞教所時,邪惡警察又重新變化手段給大法弟子張亦潔「洗腦」,專門成立又第三次「攻堅組」。惡警焦學先將張亦潔非法隔離關押在接見樓的一間屋子裏,吃住全在一個房間。門窗用被子遮住,不見天日,讓人沒有時間概念。惡警不間斷地讓這幾個惡徒譏諷、辱罵、毆打張亦潔,強制不讓睡覺,不讓按時吃東西,只讓她吃乾饅頭和小窩頭。當時不讓張亦潔睡覺,只能坐或站著。惡警對我們說:「無論如何一定要轉化,無論採取甚麼措施,就是轉化!」
強迫讓張亦潔讀誹謗書籍,被張亦潔堅決拒絕。為了消耗張亦潔的體力強迫她做仰臥起坐,張亦潔拒絕配合。張亦潔提出要求上廁所時,只被允許在房間裏小便,不能出門。當時張亦潔一直堅持憋了一晚上,早晨被逼迫得小便失禁。
我今天來到自由的國度──法國,能把我的經歷講出來,作為見證人,我也有責任講出來,因為整個中華民族的被毒害的悲劇還在繼續在中國這塊我熱愛的土地上上演。
我知道我離開了邪惡的新安勞教所,我有了自由的空間,但是殘酷的迫害還在進行著。自我走後,惡警焦學先將張亦潔非法隔離關押在接見樓的一間屋子裏,長達一個多月。期間惡警在她極其疲憊的時候還強迫她外出跑步,拿來一些運動器械,強制她消耗體力,並以寫自述材料為藉口,找出大法弟子在人中的缺點進而大肆攻擊、逼迫大法弟子張亦潔放棄信仰。後來我聽說,邪惡使盡了招數迫害她。2001年12月31日,惡警焦學先讓全隊所有人站在甬道裏不讓睡覺,詭稱為「陪著張亦潔」,再一次挑起不明真相的群眾對張亦潔的不滿,以逼迫她屈服。張亦潔一直堅定信仰,不配合惡人的企圖,於2002年9月該釋放前,被邪惡非法加期10個月。後來又聽釋放出來的學員講,因大法弟子張亦潔拒不配合邪惡,被惡警送到「集訓隊」,可想而知張亦潔在「集訓隊」受到怎樣的酷刑折磨。
大法弟子張亦潔為了堅持信仰「真善忍」,捍衛法輪大法的神聖和尊嚴。她受盡了人間的羞辱和折磨。我從內心敬仰大法弟子不屈不撓的精神。我很牽掛獄中的同修,我想告訴張亦潔:我非常感謝你,你讓我看到了大法的威嚴和偉大。我在不斷歸正、修正自己,重新走上正法修煉之路。我要講清真相揭露邪惡!加緊彌補給大法造成的所有損失。
以上是我2001年11底之前,在北京新安勞教所所經歷的真實情況。
[註﹕本文作者陳穎,原北京法輪功學員,現在法國學習,在自由環境中重新走上修煉的道路。]
English Version: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9/1/5197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