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本地區公安局國保大隊大隊長(1953年生人)在一個公共場所不期而遇,我就跟他講真象,吸引了一些聽眾。這傢伙很邪惡,明慧網上多次曝光其罪行,他用從中共媒體上和猶大們那裏學的一些「邪說」極力為自己的罪惡辯護,我用事實揭穿其謊言後,他還用「黨中央的決定錯了他也要執行」這樣的話來狡辯。而當我講到中國執行「大躍進」黨中央的決定造成了大飢荒時,他無言以對(當時他6-7歲,幾乎餓死),我還沒講完「文革小組成員和紅衛兵」執行黨中央決定後的下場時,他臉色鐵青轉身就走了。他的「逃跑」給我拓寬了講真象的空間。
我的一個鄰居,是個退休的老中共黨員,任居委會某個支部的書記,7.20以後參加監視大法弟子的行動。用很多方法向他講真象無效時,就引導他給我講了兩個多小時在「大躍進」和「文革」中他的切身經歷。這個回憶就讓他感到不寒而慄,時至今日仍感後怕。當告訴他,媒體誹謗法輪大法的謊言比「畝產萬斤」更邪惡、更可怕,比「叛徒、內奸、工賊」更無恥,更荒謬時,他和他的老伴都很震驚,知道自己是受欺騙,表示再也不幹那些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