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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天津監獄裏遭受的迫害
當謊言鋪天而來時，我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自己要做些甚麼，但自己心裏明白，這些謊言是對佛法的迫害，它們才是真的邪惡。日子一天天過去了，自己也越來越清醒，作為法輪大法弟子，有責任證實法，也有義務維護法。
2000年10月8日，我突破邪惡對當地交通的封鎖，走向了天安門廣場，為大法請願，還我至高無上的師尊清白！接下來我被抓進了天安門廣場派出所，關進了鐵籠子，然後被天津市公安局的警車接到了北京市的一個旅館裏。
晚上5點多一點，寶坻縣城關鎮南樓派出所的民警邢振明和我學校的校長陳國旺、教育局黨委副書記劉文俊過來。惡警邢振明把我雙手反背銬了起來，推到汽車裏，和陳國旺兩人把我夾在中間，一路上我向他們講法輪功的真象，惡警說：「就是要對你們實行專政」。我說學校做為專業單位無權限制我的自由（以前因法輪功問題學校有兩天不許我回家，還經常半夜到我家裏進行騷擾，並扣留了我的居民身份證）。這個惡警卻說：「學校和公安局聯合執法。」我不知道學校甚麼時候又有了執法權。教育局黨委副書記劉文俊問我：「你是要法輪功還是要工作？」我回答說：「兩樣我都要，修法輪大法讓我知道怎樣做人。」當晚9點多鐘我被押到寶坻公安局政保科，惡警袁化光對我進行審訊，當時在場的還有政保科科長劉建國，惡警齊汝申等。記筆錄以後，他們幾個人去外面吃完飯，惡警齊汝申還向我勒索走了200元錢，至今也未告訴我是甚麼錢，也無收據，他們也沒給我飯吃。當晚12點鐘，袁化光和邢振明把我送到了看守所，拘留了15天。
10月23日，半個月過去後，我被通知勞教一年半，被轉到了大號房，屋子裏有14個人，晚上睡覺地方不夠用，有兩個人輪流坐著值班，每天兩次玉米窩頭、鹽水煮菜。在等待送勞教的日子裏，我們每天兩個人撿一包豆子，紅豆粒兒。每天早晨起來就幹，一直幹到天黑，只有吃飯才能休息一會兒，天天如此，這期間，寶坻縣教育局來了兩個人，告訴我被單位辭退了，並送來了「關於×××所犯錯誤的處分決定」書。書中除了寫我去了北京天安門廣場是事實外，其它的都是對我誣陷的所謂罪名，就連公安局都沒有記錄過的罪名。處分決定書生效時間是2000年10月31日，最後印章是天津市寶坻縣教育局黨委。我看後有點納悶，我又不是黨員，只是一個普通教師，怎麼會被黨委開除了呢？當時的局長叫楊萬書，黨委書記由縣黨委政法委書記吳會兼任，這兩個人也非常賣力的迫害法輪功。
11月6日早晨天還沒亮，我被送勞教所前，看守所要我們自己掏錢付飯錢不說，還強迫我為一個偷竊犯交了90元的飯費。我們十五、六個人，連人帶行李被塞進了一輛9人座的麵包車裏，還要給押送的警察留下一排座位，我們每兩個人銬一副手銬，根本無法活動，這樣堅持了3個多小時近200里路程。到了青泊窪勞教所，原來這裏是勞教所分配站，由這裏向其它勞教所分配。值得說明一下的是：公安局向青泊窪送人和青泊窪向各勞教所分人，都是要收錢的。它們之間每人收500－1000元不等，等於是把我們賣掉去做苦役、做奴隸。
到了青泊窪勞教所，惡警們先令我們脫掉衣服，裸體檢查，然後翻衣服。有好衣服、肥皂、洗衣粉、牙膏、手紙、皮鞋等都被惡警和流氓拿走，不許聲張，否則是一頓暴打，每人從早上到晚上9點坐在小板凳上不許動，每天三頓飯，每頓飯兩個雞蛋大的饅頭，四、五個人給半碗菜湯，湯底下全是沙子和泥漿。吃完飯「新收」要用手巾把地面擦一遍。喝水、上廁所都要打報告，批准才能去，否則不准去。否則輕則挨罵，重則挨打。
11月15號，我被送往雙口勞教所，一共33個人，其中14個人是大法學員，來自天津市不同區縣。中午到了雙口勞教所下了車，讓我們蹲在地上不許抬頭，點名時就聽惡警們說話：「有幾個法輪功？」，「有14人」，「活埋4人看剩下的10人服不服」。我被分到了五大隊，進了樓內一間屋子，冬天沒有取暖，讓我們脫光衣服檢查身體，並把吊搧打開吹我們，檢查完後，讓我們11個人去洗澡，4個水龍頭，11個人，水是地下水直接用，要我們5分鐘必須洗完。11個人被安排在陰面的一間屋子裏，沒有暖氣，窗戶透著，北風呼嘯。我們被要求坐在水泥地面上不許動。
惡警安排幾個犯人看管我們11個人（5個法輪功學員）不給水喝、不准出門，有幾個人渴的實在受不了，喝了幾口床下水盆中洗過衣服的水，晚上不許我們睡覺，背所謂的「勞教守則」。早晨4點才允許我們睡覺，5點就得起床，白天不許打瞌睡，否則是一頓暴打。我們5個人在這裏住了13天沒見太陽，其間惡警讓我們看批判「法輪功」的書、聽錄音、看錄像，不聽話就挨打。一天晚上點完名後，新來的「犯人」被五大隊一個姓程的小隊長每人後背踢了一腳，這個姓程的惡警後來對我也進行過拳打腳踢。在第一天，我帶的一身棉襖棉褲就被人偷走了，並強迫用我們5個人的錢為11個人交照相的錢，每人40元。後來在購物時，小劉訂了25卷手紙，花了25卷手紙的錢，才給了3捲紙，其它的都不知去向。
11月28日，我被轉到四大隊，在四大隊我丟了一件新毛褲，我賬上的錢也莫名其妙的越來越少，不知不覺沒了800多元錢，很可能是管帳的惡警許鵬給貪污了，後來許鵬由於帳目問題被調離了四大隊。
2001年5月23日，我又被調到了一大隊，天氣炎熱，每天4點半起床幹活兒，晚上收工從來沒有時間，幹完活兒才休息，一般11點、12點。有的人手慢得幹一通宵，每天下午法輪功學員要進行隊列訓練，其實是變相折磨，走隊列下蹲起立，單腳長時間站立，走正步。太陽底下汗流浹背，不聽話就體罰、挨打，一大隊副大隊長楊俊遠因此打過我耳光。晚上，其它犯人都睡覺了，單把我們法輪功學員關在一間不透風的小屋裏進行體罰，讓我們擺各種姿勢，都是很痛苦的，不按著去做就挨打。
6月4日晚，楊俊遠白天打過我之後，晚上吩咐值夜班的流氓打我，它用拳頭搗我的胃部，一拳下去，我便跌倒在地下，站起來，他再打；再跌倒、再站起來。打了十幾拳，然後又打我的脖子，也是一拳一個跟頭。第二天看胃部成了紫色的了，回頭惡警路林對我說：「我不怕你告，你沒有證據告我。」它們背地裏幹著喪天良的事，天理不容，早晚要有報應的。第二天，大隊長吳起元對我說：「不怕你們死，弄死你們容易，對外說你們是畏罪自殺，誰也不負責任。」在這裏，白天幹活兒，晚上挨整，不讓睡覺、不讓家人接見，最後由於法輪功學員集體絕食抗議，環境才略好一點。由於自己堅持對大法的信仰。所以到期他們也不放我，並被加期一年。問他們是甚麼原因，四大隊的指導員常建平說：「是因為你們的思想沒有改變」。法律管人的思想？這真是『中國特色』。
最後我由於過度勞累，心臟疼痛加劇，出氣困難，執著心比較強，做了大法弟子不該做的事。2003年4月7日被釋放回家。
回家以後，由於自己被原工作單位辭退。所以，通過親屬在北京找了一個私立學校的教師職位，但因我沒有身份證去不了。去寶坻區教育局要了幾次身份證都不給，沒辦法，只有呆在家裏，哪也去不了。最後又在重慶辦了一個身份證，但為時已晚，工作職位已沒有了。街道上的人和派出所的警察常來我家進行騷擾，語言粗俗不講理。
由於我兄妹三人同時因法輪功被勞教，我父親擔心我們三個人的安全，這一切對他的打擊太大了，他於2001年2月中旬心臟病發作去世了，走前一個兒女也沒見著，可憐老人辛苦了一輩子，臨走卻無後人相送。
﹝編者注﹞署名的嚴正聲明將分類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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