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的風風雨雨
我於1999年得法，得法前身體時常不好常吃藥，得法後沒有吃過一片藥。記得那是2001年8月初，一個同修到我家告訴我，我縣有個同修從洗腦班走脫，現在沒有地方住，我說那就讓她到我家來吧，同修A到我家後，我們一起煉功學法，可後來因她丈夫（常人）經不起公安的威脅，說出了她的住處，領公安來到我家將其帶走，並把我家抄了個遍，邪惡之徒把我所有大法書籍和經文抄走，並拿走了5500元的存摺（那是為大女兒上大學借別人的）。看到此景我知道下一步邪惡之徒要怎樣了，當時我並沒有怕，並一直在發正念，不能讓惡人把我帶走，還有很多眾生要我救度呢，再說還有一個要去北京證實法的願望沒有實現，請師父幫幫我，我一定跑出去。正在這時公安局長說讓那個看著我的警察去找大隊幹部，那個人走後，我趁機跑了出來，我知道是師父幫了我，在同修幫助下我去了一個城市。
在那裏有一次我和兩名同修一塊坐車去車站發傳單，由於惡人舉報被抓。到了車站派出所，我們三人開始絕食、絕水，第二天縣公安局審問了我們一天，問我叫甚麼？我回答叫同化。從那裏來？我說從天上來的。他們讓電視台錄像，我說這是侵犯我們的肖像權，如果這樣我們就停止對話，公安局的人只好讓錄像的走了。我就開始講真象，我告訴他們「法輪大法」講的是「真善忍」，是讓我們做好人的，我們發傳單是來救度你們的。他們每次換一個人輪著和我談，我也一直在發正念，那天中午他讓我和鞏同修在一個屋裏，我倆都聽到了法輪功靜功的音樂聲，整整響了有40分鐘，我們知道那是師父在點化我們、鼓舞我們，當時我們倆都激動地掉下了眼淚。惡警問了一天看沒有問出甚麼，就把我倆送到看守所。到了裏面惡警把我和鞏的錢和手錶都搜走了，送進號裏。一進去我們就向她們號裏的人洪法講真象，並告訴她們善待大法弟子會有一個美好的未來。然後我們就發正念，心想他們必須放了我們，這裏不是我們大法弟子應該呆的地方，因為外面還有世人需要我救度，背誦師父經文和《洪吟》，並開始絕食。不知怎的第二天有兩個犯人到刑期了要出去，轉了半天看守所不讓走，只好回來了。我們倆向她們洪法，並告訴她倆你們因為有緣分，所以走不了，走了就得不了法了。她倆其中一個說在家是信佛的，經常去山上廟裏燒香，另一個說有一次她看見一個圓圓的亮亮的東西，她追了老遠才沒了，我們說那可能是法輪。她們說她們那裏有煉法輪功的，回去就找她教煉法輪功。
號裏共6個人還有3個後來明白真象表示對我們同情，只有一個人還差點。在縣看守所惡警7天給我們灌了三次食，因為我們不配合，每次都是十幾個犯人把我們抬去，有按頭的，有壓腿的，有拽胳膊的，三次有兩次灌進去了，一次沒有灌進去，每次我們都想法吐出來，告訴他們這是對我們的迫害，縣公安局看問不出甚麼，就假放了我們，我們當晚坐火車回到鞏同修家。我哪裏知道惡警還在跟蹤我們，第二天又被派出所非法抓捕，我和鞏繼續絕食、發正念、背法，我開始反問自己：為甚麼邪惡再一次迫害我們？「生無所求 死不惜留 蕩盡妄念 佛不難修」（《洪吟》無存）師父又說「其實邪惡所幹的一切，都是在你們還沒放下的執著與怕心中下手，」（《去掉最後的執著》），我們生死都不怕，那還有甚麼執著的，向內找，去掉它。當時因那麼多天絕食絕水，我們倆都感到很渴，這時我想不對，死都不怕，還怕渴嗎。我們不渴、不喝水，我把想法告訴了同修，她說對呀是我們沒有做好。結果第四天送看守所，因體檢不合格拒收而放了我們。
2002年元月也就是大年臘月二十六，為了為大法鳴不平說句公道話，我們一行四人又踏上去北京的火車，我們幾個一路發正念，清除另外空間破壞我們證實法的所有邪惡。到了天安門廣場，我和另一位同修找到了一個合適的地方，把準備好的橫幅鋪到了冬青旁邊，因為那天遊客太少，在廣場上轉了半天也沒找到一個合適地方喊「法輪大法好」。於是我們決定去天安門城樓上喊，可是還沒有走到天安門城樓就被一惡警把A功友攔住，因為她拿著我那張去天安門的門票，當時我已經過去了很遠又把我叫了回來，惡警讓我們罵大法罵師父，我們不罵，就把我倆帶到了天安門派出所。在那裏有很多地區公安系統的人去聽我們的口音，那天共抓捕8名大法弟子，其中7女1男，我們都沒有報地址和姓名。
到了晚上惡警把我送到房山縣看守所，因我們不報姓名地址，又把我們分到下邊各派出所，我被分到良鄉派出所，在那裏遭到惡警毒打。在我絕食絕水的情況下，他們把我銬在椅子上三天三夜，連大小便都不讓解。他們問我為甚麼去天安門，我說：我想對江澤民說你鎮壓法輪功鎮壓錯了，是江違背了憲法。他們便對我大打出手，四五個小伙子圍著我輪番上手，把椅子都弄倒了，再拉起來接著打。打我的嘴問我是哪裏人，我不說他們就用電棍電，從腳電到頭，再不說就電嘴電鼻子、電眼、電頭，把我的嘴電得都起泡了，頭髮也電糊了。我一直發正念，否定舊勢力的安排，這一次吸取上一次的教訓，首先向內找，我哪些地方做錯了，有甚麼執著心還沒有放下，讓邪惡鑽了空子。因為師父說：「我說實際上常人社會發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雖然有舊勢力的存在，可是你們沒有那個心，它就沒有招。你正念很足，舊勢力是沒有辦法的。」（《在2002年美國費城法會上講法》）
他們說大法弟子到處發傳單貼標語，和政府對著幹、反對政府，我說我們沒有和政府對著幹，我們也沒有反對政府，我們講的是真象，他們就打我。他們打我時我心想：對於舊勢力的安排師父您不承認弟子我也不承認，這完全是對我的迫害。我默背「生無所求 死不惜留 蕩盡妄念 佛不難修」（《洪吟》無存）助師正法弟子不怕死。就這樣一想他們打的全不痛了，用電棍電就像螞蟻咬了一下一樣。當時我心裏也很難過，師父因為我沒有做好，讓師父替我承受了。他們還說：如果再不說地址姓名，晚上刨個沙坑把你埋了，你知道那跳樓自殺的法輪功是怎麼回事嗎？其實是打死從窗戶往下一扔就說是自殺，你認為這是一樓對你沒有辦法。我心想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還怕你們用生死來威脅嗎。審訊了三天三夜也沒問出甚麼，良鄉派出所又把我送回房山看守所。
還沒進號惡警就強行把我衣服脫光，搜走了我僅有的200多元錢，我在的號裏共有當地8名弟子和一名叫霞的，同天去的天安門，同時去一個室。第二天我和霞及當地那幾名同修（因為當時外地從天安門抓來的就我們倆個人）一起背法，並動員她們和我們一塊絕食。當地的有四人和我們一起絕食，號裏看著我們的是個賣淫的，把我們的事報告了管教，我們給她講善待大法弟子會有福報的，給她講真象，她全不聽。管教把我叫去，問我們為甚麼絕食？我說：我是無罪被抓、無罪被關押。惡警氣急敗壞地讓人把我推到走廊，給我戴上背銬和腳鐐。手銬和腳鐐穿在一起，鐵鏈很短，我只能背著手在地板上跪著，晚上躺下自己起不來，沒兩天兩個手腕就全破了，手背也腫了起來。當天給我下胃管灌食，我不讓灌，結果弄了一身都吐在衣服上了，共絕食13天九次灌食。後又提審我幾次，我邊告訴他們我為甚麼來北京上訪，邊跟他們講真象，我說：是江澤民踐踏了憲法，大法弟子完全是按憲法行事，我們法輪功上訪是依法辦事。並告訴他們必須無條件放了我，我給他們背《洪吟》。
在這期間我們三號一間屋又來了7名去天安門的大法弟子，其中東北的一名、四川的一名、山東一名、武漢兩名、浙江兩名。她們看我們絕食，山東、武漢、浙江的五名同修也跟我們一塊絕食。因為她們報了姓名地址，所以當地公安很快就把她們接走了，都是絕著食走的。湖南的霞也是絕著食走的，據說霞走時還戴著手銬和腳鐐，當地的公安說怕她跑了。我們每天都發正念、背經文，犯人就打我們。房山這地方惡警很邪惡，當地的弟子說：這裏從來都沒有放過大法弟子，有病就送去公安醫院。惡警還威脅我說你不要以為不報地址姓名，我們就對你沒有辦法了嗎？我們把你送去團河勞教所。我說你們說了不算，師父說了算，我聽師父的。當地的有兩名同修，一個血壓240、一個血壓180，都不放人。正月初七那天警察把我叫出去，去醫院做了一個心電圖，初八又去醫院做了個心電圖，檢查出心臟有病。他們怕我死在他們那裏擔責任，初八晚上便放了我，其實我心臟一點毛病也沒有，我知道這是師父在幫我。惡警用車把我送到北京西站，送上了一列去大同的火車，這與我的家正好相反。火車到了張家口，我下了車，身上沒有錢，在一個好心人的幫助下，在師父的看護下，幾經周折我回到了家鄉，回到了證實法的洪流中。
2002年4月28日邪惡之徒知道我回家了，把我綁架到看守所，在那裏我還是邊絕食，邊向他們講真象，他們說你師父7.20後跑到美國去了，我說是胡說八道，我師父是96年定居美國的。並告訴他們我是無罪被抓被關押的，如果你們不放我，我就餓死在裏面，我是獄水不喝、獄飯不吃。他們給我灌了五次食都沒有灌進去，我邊向內找去掉執著。絕食17天，縣公安局放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