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於1997年在北京開始修煉法輪大法的,去年9月初來到英國。很高興能參加英國第二屆法輪大法法會,也很高興能有機會向各位同修介紹一下1999年4月25日至7月22日期間,我在北京的一些見聞和修煉體會。
4月25日和平請願
4月24日晚,我們在集體學法時,幾個功友說起了前幾天發生在天津我們的學員被抓的事情。事情的起因是中國科學院的何某某在天津市教育學院的校刊上發表了題為《我反對青少年練氣功》的文章。該人在文章中惡意攻擊、誣蔑法輪功,並暗示有可能導致成義和團之亡國運動。首先讀到此文的天津學員自發地到該學院編輯部請求他們給予更正,但是校方的態度非常不友善。隨著此事的傳開,更多的大法學員陸續地去該學院反映真情,然而該校領導卻叫來天津市的警察開始打學員並抓人。介紹完這個基本情況後,一個功友給我們念了一遍何某人寫的這篇攻擊大法的文章,並說有許多學員想在明天(4月25日)去府右街國務院信訪辦公室向中央領導反映天津市警察局亂打人抓人的情況。我們對此也進行了討論,各抒己見,有的認為這是在六四前的敏感時期,我們去向當局反映情況容易引起誤解;有的認為我們應當及時反映情況,要求釋放天津被抓的學員;也有的說我們不僅要要求釋放天津被抓的學員,還應當向中央領導反映有些政府職能部門隨意決定禁止出版法輪功的書籍並在有些省直接干擾學員煉功的情況。然而,持不同意見的人彼此都很難說服對方,最後大家都覺得自己怎麼悟的就怎麼做吧,誰願意去就去,都不要勉強。
4月25日早上,我先對我先生簡單講了一下天津發生的事情,並告訴他我要去府右街同其他功友一起向信訪辦反映情況。他開始不同意,後來還是讓步了。所以,等我從家裏出來經西單商場這邊趕到府右街時已是十點多鐘,遠遠就看見與府右街相垂直的這條大街兩旁的人行道上坐滿了學員,有很多是外地人裝束,心裏不免覺得慚愧來得這麼晚。我先來到府右街上。這是一條南北向的大街,所有學員都在街道的西邊人行道上,最前邊站著一排學員,讓出了盲人道,這排學員的身後留下了一條供學員行走的小道,然後從這兒一直到牆角密密集集地坐滿了學員。大家都非常安靜,或者在自己看《轉法輪》。我想站到前排的學員中,但是已經是人挨人,肩並肩,根本沒有空間再多站一個人進去。而且後邊坐著的學員中也是同樣沒有地方可再多坐下一個人。所以我順著供學員行走的那條小道往北走,不多遠就是西華門(在府右街的東邊),我們的學員代表就是從這裏進去向政府反映情況的。然後我從這裏折回到剛來時的那條街與府右街相通的街口上,在那裏找了一個地方,與三個北京師範大學的退休老師坐在一起。我在這裏一直坐到了下午兩點鐘。其間去胡同裏的衛生間時,才發現原來府右街西邊的這些胡同裏也坐了許許多多學員,大家同樣很安靜。
兩點鐘,一個大約只有十幾歲的小功友一邊抹眼淚一邊向我們這邊跑來,並繞過我們幾人,原來她的父母坐在我們身後。這女孩手裏還拿了一張傳單。順著她跑來的方向看去,有幾個人在這個街口向學員散發傳單。我起身過去詢問那小女孩出甚麼事了,要過傳單看了看,原來是以北京市公安局名義發出的叫大家離開這個地方的所謂公告,也沒有加蓋公章。而那個女孩在向她父母激動地講述著的卻不是這個傳單,而是當那幾個不明身份的人向學員發傳單時,天空中出現了許多許多法輪,這個女孩因為看到了那壯觀的景象而激動得哭了起來。當然,那幾個人的傳單也就再發不出來,拿到傳單的學員也未繼續傳遞。
同那幾個北師大的老師坐在一起時,我心裏一直總感到有些不安。自己是年輕人,應該到府右街上去與第一排的功友站在一起。告別了師大的功友,我穿過幾條胡同,隨意從一個胡同走出來,沒想到這個胡同口西南方的對面便是西華門。我擠著在這個胡同口邊上同大家站在了一起。這裏的氣氛在安靜中,顯然又多了幾分嚴肅和莊嚴。對面西華門的兩側分別向北向南一輛接一輛地停滿了小轎車及警車,街道中的警察比起我在上一個街口看到的要多得多。第一次面對這麼多警察這樣站著,心中突然覺得有些緊張。
後來,我發現在對面西華門下也站了一個人,有時在那裏踱來踱去的。看其樣子既不像政府官員,也不像警察。心中不免生出疑問:這人是誰?為甚麼他可以這個式地站在那裏而警察不管他?我不時抬眼看那人,心中的疑問有增無減。等到我終於發自內心地不想再琢磨那人是誰時,身旁站著的功友突然輕聲問我:你知道對面門下站著的那人是誰嗎?我說不知道。他說那人就是何某某。怪不得他能站在那個地方。頭天晚上聽著功友念他的文章時心裏還很氣憤。這時看見這個攻擊大法的人就在眼前時,心裏卻一點氣恨都沒有,平靜得就像這個人根本就不存在一樣。在這裏站了一整天的功友們也都知道他,然而大家也都是那麼平靜,沒有絲毫的仇恨。是啊,對這樣一個將會遭到形神全滅的人,確實沒有甚麼好氣恨的。
下午四點多鐘,由南向北駛來了一輛輛裝滿警察的警車,一直向北開去,不知道停在了甚麼地方。府右街上過往的車輛也在逐漸減少,後來基本上只剩下公共汽車和警車。很明顯,官方在做著某種準備。這段街上的警察人數也在增加,我感到氣氛緊張了起來,怕心也起來了。但是我周圍的學員,不論是站著的還是坐著的,都依然是那麼平靜,而且不斷地有學員想再站進來。這給了我很大的鼓勵,我告訴自己,一定要在這裏站足三個小時。時間到了三個小時後,我又開始向南走,街道上警察比西華門那兒少多了,而且比我上午來時看到的還要少,他們看起來也很輕鬆,抽煙,聊天。無疑,學員們的祥和與安靜打消了這些警察的戒心。當走到一個單位大門口前邊時我擠著坐了下來,府右街上也只有這樣路口的地方還能擠著坐。我小聲地與身旁的一個功友交談修煉心得。他是從天津的鄰近地區──河北省保定來的,得知天津學員被抓的消息後,他當晚就乘長途公共汽車到了北京想上訪。我對他說我有些害怕,他平靜地說,沒有甚麼好害怕的,我們有大法在。他說得非常平平淡淡,但是他臉上自然流露出的純真、樸實,卻深深地震撼了我的心,我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從這些來自不同地方的、聚集在一起的大法學員身上體現出來的大法的力量。我的心一下平靜了下來,不再覺得害怕。值得一提的是,和我們坐在一起的還有一家從北京郊區來的功友,那個小嬰孩不到半歲,也不哭也不鬧,那對年輕的父母也總是笑瞇瞇的,當問及那嬰孩有多大時,那位年輕的母親臉上所洋溢著的、用常人的話來說叫做幸福自豪的笑容真是令人心動。他們一大清早就到了府右街,在這兒已經一整天了。
後來,開始有學員過來傳遞一些口信,從內容看,我們發現官方開始施加壓力。最後一次口信,大意是說,如果警察來抓人打人,請大家以修煉人的標準要求自己,不要同警察發生衝突。聽完後,我們只是平靜地把口信再傳遞給身後的學員,大家都沒覺得受到威脅,也沒有害怕。警察施加的威脅和壓力,就像木渣掉進了一個大熔爐,瞬間就被熔化得無影無蹤。周圍的一切都是那麼的寧靜祥和。六點鐘左右,有功友叫我看太陽,太陽周圍是一片紅光,就像我們在煉功場上看到的那種紅光。我們都靜靜地看著。慢慢地,太陽變得好清涼,一個好清涼的世界。再後來,一個大圓盤罩在了太陽上,一個金色的卍字符逐漸顯現出來在不停地正轉反轉,原來這是一個大法輪。雖然我看不見四週的小卍字符和太極,但是我相信肯定有的功友看得非常清楚。
晚上七點時,腦子裏又冒出來一個想法,我想從南向北走過府右街,看看有多少功友,看看北邊是甚麼樣的情況。這樣我又慢慢地向北走,再次路過西華門時,那裏依然警察密布,但我已經很平靜了。整個府右街西側人行道上都是我們的學員,同樣地,前邊緊密地站一排功友,後邊一個挨一個坐著我們的學員。不知道走了多遠,發現了一個學校,校門是開著的,校園裏全是警察,想必就是下午看見的那些乘警車來的警察了。所有與府右街相連接的那些胡同裏都坐著我們的學員,也都留出相當寬的通道所以也不影響行人出入。快走出府右街時,遇到了幾個一起學法的功友,於是我停了下來。在這兒,有一位八十多歲的老人,已經堅持一天了,大家勸她孫女把她送回家,可是老人執意不走,大家擠出了一塊地方使老人能躺下來。記得在學法交流時,老人曾說她早就過了天年了,現在的生命是師父延續來給她修煉的。還有一個功友說,他並不求非要得到一個甚麼結果,只要大法需要,他就會在這裏一直站下去。
晚上九點多鐘,開始有學員向外疏散。我們繼續靜靜地站著,默默地注視著,直到有一個學員過來說,我們的代表已經出來了,朱總理接見了他們並同意了我們提出的四條要求,取消新聞出版署對出版法輪功書籍的禁令,給予法輪功學員以合法的煉功場所,釋放天津被抓的法輪功學員。聽完後,我們依然是那樣的平靜,大家慢慢地收拾好坐墊,安靜地離開了府右街。
4月25日,這是我生命中難忘的一天。
風雲莫測的日子(4.26-7.20)
4月26日晚,許許多多功友來參加了集體學法,包括那些沒去府右街上訪的。輔導員先告訴大家,這是我們最後一次在這個房間裏集體學法,提供此房間的單位收回了房子,因為單位已經接到通知不准許再向我們提供場所。在同往常一樣先學了一講《轉法輪》後大家就昨天的上訪一事開始了交流。依然是各種認識都有,但是普遍地感到一些擔心,因為這個國家的政策經常是說變就變的。
在單位裏,辦公室的同事也是議論紛紛。多數表示不理解,有一個直接說大法不好,認為在鬧事。我剛向他們解釋了一下就閉口了,因為說不了幾句話就要變成爭論了。在這個時候做不到心平氣和地去解釋,那最好閉口不說話。否則,他們真會認為我們在爭鬥。這時我發現自己平時學法不夠,一著急,更說不清楚了。所以那時開始大量地增加了學法時間,一遍一遍地讀《轉法輪》,學經文。幾天後,我開始能夠控制自己的情緒向同事作一些解釋。
5月初,單位傳達了一份公安部的文件,說有練法輪功的人要到香山去搞甚麼集體自殺,還說甚麼如果親朋好友中有練法輪功的,要大家去做他們的思想工作。我聽了大吃一驚。生命對一個修煉者來說是多麼的寶貴,怎麼會去自殺?可是這是公安部的文件,也不可能亂編呀。我自己一直在中央政府部門工作,從未想過要懷疑政府部門的文件。所以我便認為這些想甚麼自殺的人不是真修者。5月份裏,公安部的文件真是一個接一個,雖然沒有直接說法輪功不好,但是總是在說練法輪功的人又要怎麼怎麼了,那些對法輪功一點不了解的人聽了文件以後,會誤以為這個功法不好,會誤以為這些練功的人愚昧。這時我才開始對這些文件產生了懷疑,但是我還是不理解公安部為甚麼要這樣做。
這期間,集體學法顯得尤其重要。我們每天的集體學法都改在了一些輔導員家中。但是,每週星期天下午在北京血站中心的學法點一直堅持到了7月份的第二個星期日,因為該單位的一個領導也是大法弟子。在這裏,我們互相交流各自在單位上所遭遇的事,有的單位已經明確要求黨員不能練法輪功,我們也得知參加425和平上訪的一位師級軍人幹部最終被勸退出黨;也交流社會上對我們的議論,如何在法上認識這些事情等等。這段時間的集體學法交流對幫助每一個學員在法上提高認識,堅定修煉真是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記不清是在5月底還是6月初,我所在單位機關黨委作了一次關於機關工作人員練法輪功的情況調查。那是一個下午,局裏一個同事每個辦公室發了一張表,要求以處室為單位登記哪些人練法輪功。雖然通過集體學法交流時我已經作好了被開除出黨的思想準備,可是真的事情突然出現而且還沒有到想像的那麼嚴重時,我的心還是怦怦跳了好幾下,房間裏也似乎一下變得安靜,靜得就像只能聽到自己的心跳一樣。我告訴自己要冷靜下來。然後拿起筆,認認真真地在那調查表上寫上了自己的名字。當我放下筆時,心裏突然產生的那種平靜真是無法用語言來描述。那時辦公室裏只有我和那個送表格的同事,他極力勸我要好好想一想,在文革中,有許多人就是因為講真話被打成右派的。我只能多次對他的關心表示感謝。
大約在5月底,我們的集體煉功也開始受到干擾。過去我們在每個月最後一個星期日下午在海澱體育場的大型煉功洪法活動被禁止。進入6月份,我所在的那個清晨煉功點也開始受到干擾。先是「法輪大法義務教功」的大橫幅被派出所沒收,輔導員去要回來後沒幾天又給收走了;再去要回來又被收走,就這樣不停地被攪擾。後來派出所又把「法輪大法簡介」這個小一些的橫幅也收走了。同時北京市及外省區的學員煉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干擾。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的學員繼續向中央及國務院信訪辦上訪反映情況,中辦、國辦於是於6月14日聯合發表關於對法輪功學員上訪問題的回答,指出中央及政府從未反對人們練氣功,也沒有說黨員不能練法輪功等等。此答覆也在中央電視台及人民日報等新聞媒介發表。從這個答覆中,人們似乎看到了這屆政府的開明。但是,在中辦國辦這個答覆發表以後,我們的煉功依然受到干擾,有些輔導員繼續被跟蹤被監視。現實狀況與這個答覆中所闡述的相差甚遠,我們明白了,事情不會就這樣結束,更大的考驗還在後邊。
(2000年8月發表於倫敦法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