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走在前面的同修致敬
終於艱難地邁出了這一步。本來還在計劃著要製作橫幅，選個日子才走出去，工作卻突然變得異常繁忙，然後是老同學們熱情地請我吃飯，要幫助我解決思想問題，身體也出現消業的情況（由於長期不修口，雖被同修多次指出，仍然不肯悔改，所以舌頭上出現潰瘍，吃不下飯，說不出話；還有一天是上吐下瀉發高燒），從表面上看都是在拽著我的手和腳讓我走不出去，但在經歷這些事的過程中我深刻的悟到這些都是點化，看看我的心到底在法上還是在常人社會上還是在治病上。5月29日晚上，家裏打來長途電話，開始是我爸騙我說我媽病危，我指出以後，我媽就直接在電話裏大哭，我當時有點沉不住氣，含糊了幾句就放下了電話，相約晚上再說。走了幾步路立刻悟到：這個時候不從人中走出來，還要等到甚麼時候呢？當天上午就同領導當面談清，並把工作簡單的處理了一下，下午就昂首挺胸直奔天安門。當然，橫幅沒有作好，我選擇在廣場上煉功。
傍晚的天安門廣場上涼風習習，放眼四望，除了遊人外逡巡的警車格外引人注目。我當時的感覺有點像旅遊，沒有悲壯的感覺，只是覺得一切都是自然，水到渠成。在廣場上轉了幾圈，選擇打坐的地方，總也找不好，或者是心裏沒作好準備，或者是怕我的煉功會不會破壞遊人的興致？後來我就在心裏默默的背「真修」：「…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這是走向真正超常人的死關。真修弟子人人都得過，這是修煉者與常人的界線。」有甚麼可以放不下的呢？想到這裏，心也就定下來了，兩眼一閉，坐在了廣場的正中。此時感到法輪在小腹部位微微的旋轉。
過了大約五分鐘，警車趕到，緊靠著我的後背停了下來。警察在後面用「相當柔和」的語氣說：「別煉了，穿上鞋，上車。」我沒有反抗，面帶笑容，看到前面很多遊人都在朝這個方向看，議論紛紛。再以後，我就被送到很多同修都提到過的天安門公安分局。
分局的警察好像對這一切都司空見慣了，一名警察看到我經過時說：「這些大法弟子個個都……」，言外之意應該是說弟子們進門時個個都面帶微笑，神情坦然吧。一名警察把我領到一間房間，我就坦然的坐到警察對面，回答他的提問。警察問：「你是甚麼地方來的？」，我說：「在北京工作，算是北京的吧？」警察：「不行，戶口所在地。」我說：「這件事不能告訴你。」警察：「那你叫甚麼名字？」我說：「大法弟子。」警察：「你住在甚麼地方？」我回答說：「我要是告訴你，你好去抄家。」警察：「我們肯定不會那樣做。」我說：「是你們公安做，誰都一樣。」警察：「你們不是講『真、善、忍』嗎？我們應該互相尊重，我尊重你，你也應該尊重我，配合工作。」我默不作聲。警察：「你是甚麼學歷？本科？碩士？博士？你是教師吧？」我說：「你慢慢猜，有時間。」他又試探性的問了很多問題，我就直接告訴他：「別再套了，我到這裏不是為了配合你的工作，是來護法的。直接把我送進監獄，一年、兩年、三年、四年都行，砍頭也行。」警察：「你想進監獄，你以為你是誰，我們這裏是不抓一個好人，不放過一個壞人，要是把你們都抓進去了，那些搶劫犯、殺人犯、盜竊犯怎麼辦？我們也不打你們，你們一個個的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我們一打你們，就給你們德，你們也太自私了。」後來我就將前幾天北京市大法弟子梅玉蘭在獄中死亡的事告訴他，他也無話可說。我說：「我們這麼多大法弟子放下生死，來北京幹甚麼，不就是告訴你們真相嗎？」警察無言。
後來把我關在鐵籠子裏，裏面已經有了10餘名不講姓名的弟子，都是在廣場上打橫幅的，經歷大同小異，都沒有挨打，只是問了一些問題。我們在裏面背「論語」，背《洪吟》，幾乎是片刻也不停。
到晚上9點多的時候把其中5名弟子叫上車，開始我們以為是要進收容所，結果到收容所後，把同車的兩個瘋子關了進去，我們5人和另外兩個瘋子被送到遠遠的荒野，就地釋放了。後來聽說其他弟子也都在天安門就地放了。
回來以後同功友交流了以後才知道，前幾天有一名弟子到天安門打橫幅，被打得半身青紫，昏死過去澆上涼水接著打也未報出姓名，被扔到野外後，警察擔心她被打死，第二天一大早開著110去看，結果我們弟子已經不在那裏了。從那以後到我們今天為止，天安門的警察便不再打我們了，而且釋放得越來越快，開始還要關一、兩天，後來像我只有幾個小時就放了。我清楚地明白，以前的弟子付出太多了，路已經被踩出來了，而我們這些遲遲走不出來的弟子還在猶豫、彷徨、疑惑，同師父討價還價。我們太渺小了，天安門的警察也說：「你們這些後來的人是來摘取勝利果實的，你們看看你們春節時來的那些人！」
師父的正法是必然的，從中要考驗弟子的心。不要再為自己找任何走不出來的理由了，連天安門的警察--常人（我還遇到過其他常人）都已經看明白這個理了。我們這些自稱是大法弟子，是從高層空間下來「助師世間行」的宇宙大法的修煉者該如何面對自己當初的諾言呢？
插一句閒話，那兩個同我們一起放掉的瘋子，非常樂意同我們在一起，有一個經過勸說離開了，另外一個，無論如何跟定我們了。一名弟子後來花了2個小時才甩掉他。
